從經濟上說法國沒有德意志那樣廣闊的教會地產可供奪取，法國有羅馬帝國留下的城市文明所以法國教會里很多可以依靠什一稅養活，不需要法國君主授予大片土地作為基金來建立主教區。
其次法中世紀法國王權衰退也根本沒有大片土地可以授予教會，還有法國是法蘭克人西進建立的國家，它比鄰的都是基督教國家不像德意志那樣可以搞東進運動。所以當宗教改革來臨的時候法國國內沒有像普魯士那樣只要改宗就能奪取的大邦國。對君主和大貴族的吸引力沒有德國那麼大。
法國固然有富裕的修道院和主教管區，但是摧毀它們奪取財產的前提是必須有像都鐸王朝那樣的絕對君主權，但是改革派沒有掌握過這種權利，而修道院的財富對強大的法國君主來說風險和收益不太成比例。
從教會和君主的關係來說，法國教會跟德意志英格蘭教會不一樣，它是西歐少數可以追述到羅馬帝國的教會，而不是由教皇的傳教士支援下建立的，所以以里昂大主教為首的法國教會總是試圖在羅馬面前表現出某種獨立性。所以有人說英國教士一旦拿到紅衣主教的帽子就跟國王對著幹，而法國教士一旦當了樞機就有了愛國心。都是這兩個國家教會的傳統決定的。所以當宗教改革到來的時候法國教士是堅定的站在國王一邊的這種傳統一直持續到第三共和國。
所以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法國都沒有讓君主和政治實力人物投身宗教改革的迫切願望。真正依賴人民對宗教改革的熱情的是吉斯公爵亨利和納瓦爾國王亨利這兩個王位覬覦者。而王室只想穩固自己的地位，就因為宗教改革沒有像德意志那麼實在的好處和英國那麼迫切的政治或者生理需求。
所以在法國新教能得到亨利四世的寬容已經是最好結果了，路易十三圍攻拉羅歇爾破壞了這種寬容的武力後盾，最終路易十四頒佈楓丹白露敕令結束了亨利四世的寬容，法國重新成為絕對的天主教國家。
從意識形態上說自由散漫的新教徒在意識形態上很快就失去了優勢而且腐敗的更快，面對塔蘭託宗教會議以後的天主教復興運動根本沒有還手之力。新教之所以能夠儲存至今而沒有成為十六世紀的一場鬧劇純然是因為宗教改革在德意志成了諸侯奪取教會財產的藉口，在英國成了貴族侵吞修道院財產的藉口，所以你看反宗教改革在德意志的西南部也就是萊茵河兩岸的老德意志地區很成功，因為當地的領地早就因為分割繼承變的異常零碎，所以當地貴族在宗教改革裡沒撈到什麼，而雖然號稱“誰的領地信誰的教”但是在薩克森選侯是天主教徒但是必須承諾絕不在薩克森恢復天主教，因為薩克森貴族都從宗教改革裡撈了一大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