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紀蒙古興起於漠北，1206年其領袖成古思汗建立蒙古汗國。旋即對外連續展開徵戰活動。亡西遼、伐金朝、滅大理，四次西征，五戰西夏，席捲中亞，橫掃欽察，重創非洲東北角……蒙古汗國成為橫跨亞歐地區的龐大政權。
遼東和吉林東南部，歷來是中國與朝鮮半島的陸路通道。這裡的政治形勢，對蒙元與高麗關係相當重要。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第一次南下伐金。早已腐敗的金朝節節敗退。翌年汗國軍進入東北地區，襲取重鎮東京（今遼陽）。不久，東北地區同時存在四種軍政勢力：除汗國和金朝外，還有以耶律留哥為首契丹等族的反金勢力；蒲鮮萬奴領導的東真國，繼之改稱東夏國。其中，能夠執形勢之牛耳者，非蒙古汗國莫屬，但很長時間裡其注意力不在東北戰場。不久，耶律留哥投降汗國，進而急劇壯大汗國在東北地區的勢力。蒲鮮萬奴領導的東夏國反金是明確的，但對汗國叛服不常。
是時，朝鮮半島中南部是高麗政權。該政權系918年由王建創立，故常以“王氏高麗”相稱。定都開城即王京。這是個政治、經濟、文化相當發展的國家，並在東北亞具有一定影響。遼朝和金朝相繼將高麗納入天朝體系秩序中，但不隨意干涉其內政，自身保持相對獨立性。與此同時，高麗還與五代、北宋、南宋保持密切關係。高麗對遼金，大體是“事強”關係，同時帶有“事大”因素；對兩宋，基本是“事大”關係。
高麗政權建立不久，重文風氣漸盛。文臣受寵，武臣受壓，文武臣僚矛盾日漸尖銳。毅宗二十四年（1170年）以武臣鄭仲夫為首發動政變，殺文臣，廢毅宗及其太子，擁戴毅宗同母弟昕即王位，史稱明宗。武臣間幾經爭奪，最後崔仲獻勝利，成為勢傾朝廷者。繼之，崔氏子孫怡、沆、竩連續專權。崔氏專權後期，嚴重影響內政、外交。致使矛盾重重，國勢不振，王權衰頹，軍隊贏弱乃至不可用。
蒙古汗國，正值朝氣蓬勃；王氏高麗，恰是日益衰敗。二者向相反方向不斷運動。蒙元與高麗的關係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展開的。為此，高麗必然付出一定的代價。
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金朝遣完顏惟孚來高麗“賀生辰”；高麗熙宗“遣將軍金良器回謝”。良器一行“至通州，遇蒙古兵”，“中矢而死，下節九人亦遇害”。良器和下節九人的死亡情節不一樣，前者可能誤中流矢，也可能被有意射殺；後者大體有意被殺害。這是汗國與高麗的較早之接觸。使團被害，在雙方關係中雖不算大事，但汗國卻給高麗君臣留下不好的印象。
背離留哥的契丹人乞奴、金山等樹起反對汗國的旗幟。在汗國等的打擊下，1216年率眾東撒，進入高麗。這些人帶有流竄、就食、避難的性質。他們攻佔城鎮，掠奪食物，甚至南下到開京之南。建立許多據點，其中江東城是主要據點。高麗朝野為之震動，不斷派兵圍追阻截。在香山之戰中雖取得很大勝利，但也多次吃敗仗。疲於奔命的高麗軍，面對這支軍政勢力，一籌莫展。
汗國正想取代金朝控制高麗，此際便以追殲契丹叛軍為藉口，遣元帥哈真率蒙古軍、東真軍和留哥軍於1218年冬進入高麗。哈真致高麗諜：“皇帝（指成吉思汗）以契丹兵逃在爾國，於今三年未能掃滅，故遣兵討之。爾國惟資糧是助，無致欠顏。”契丹軍內部矛盾重重，互相殘殺，削弱實力。汗國聯軍攻下許多據點，直指江東城。在高麗軍配合下進攻該城。翌年初，契丹將士及其家屬五萬餘開城降，平定了這支契丹勢力。
當時汗國主力軍正準備西征，無暇顧及高麗。哈真與高麗軍首領趙真等結盟：“兩國永為兄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高麗“請歲輸貢賦”，汗國答應“每歲可遣使十人入貢”。隨之汗國撤軍。汗國在高麗的這一軍事行動，既消滅契丹反蒙殘餘，又取得高麗臣服，可謂雙收。汗國與高麗初步建立外交關係，不平等性非常明顯。
第一次徵高麗
汗國督索貢賦量大而又苛刻，並且沒有回賜，實是掠奪。同時，東夏也插手高麗，與汗國爭利。高麗反感情緒日增。權臣崔怡主張增兵，加強防守以備蒙古汗國。汗國使者著古歟多次去高麗，辦理貢賦事宜。十九年（1224年）被殺於返歸途中。此際東夏國已與汗國絕好，企圖聯麗抗蒙，多方挑撥蒙麗關係。並在著古軟事件上製造假象，嫁禍高麗。汗國果真認定系高麗所為，隨斷絕國交。
7年後即窩闊臺大汗三年（1231年），命撤裡塔率兵徵高麗，以報殺使背約之仇。高麗在重臣崔瑀操縱下，政治腐敗，戰略失誤。汗國鐵蹄踏人高麗境，其麟州都領洪福源率所部投降。汗國軍攻佔鐵州（今鐵山）等許多城市，包圍開京，繼續南下，攻楊州、廣州等。雖取得很大進展，但在一些地區卻受高麗軍民頑強抵抗。金慶孫守靜州、崔椿命守慈州，都有應當肯定的戰跡。應特別提及的還是龜州之戰。汗國軍包圍龜州城（今大寧江上游），使用創車、大床、雲梯、砲車、地道等方法攻之，均被樸犀領導下的軍民打退。同時，多次拒絕勸降。一位身經百戰，年近七十的蒙古將領嘆曰：“吾結髮從軍，歷觀天下城池攻戰之狀，未曾見被攻如此而終不降者。”
汗國畢竟具有強大的軍事潛力，高麗在其連續打擊下，何能招架！其王高宗屢遣使請降，撤裡塔允之。在京府等重要地區置達魯花赤72人監之。達魯花赤，蒙古語，監督官，但掌握實際權力。次年五月，撤軍。
第二次徵高前
武臣崔瑀深知，若蒙麗議和維持下去，王室與汗國將進一步結合，進而必然排斥自己，則崔氏專權難以繼續。於是挾持國王和群臣遷都江華島以避。在江華島修築兩道城牆，加強防衛，又建宮殿以供享樂。是時，汗國無專業水軍，不善水戰。在這裡，高麗可揚長避短。於是江華島就成為崔氏專權下高麗的臨時首都。同時，利用人們對達魯花赤的不滿情緒而殺之，以消除汗國對高麗的統治勢力。
非常明顯，遷都海島是對抗汗國的重要手段，殺達魯花赤系對汗國的直接宣戰。意味高麗方面撕毀和約。1232年年底，窩闊臺大汗命撤裡塔再徵高麗。汗國軍陷開城、漢陽等，但對臨時首都江華島未敢輕易觸動。同時遣使責高麗背約，要求棄島上陸。正值此際，在水州處仁城戰鬥中，高麗金允侯射殺撤裡塔。汗國軍主帥死，軍心亂，遂回師。高麗抗蒙派大振，對主張投降汗國一派進行清肅、整治。
第三次徵高麗
汗國於1233年亡東夏，擒萬奴；1234年滅金朝，統一北部中國。隨之便抽出精力，於1235年派唐古、洪福源率兵徵高麗。數年間，汗國騎兵從北到南，幾乎踏遍高麗。偏安於江華島的高麗政府不斷遣使乞降。汗國堅持的條件可歸納為二：出水就陸即首都從江華島回到開京；國王親赴汗國朝覲。從當時言，哪一條高麗都做不到。戰爭延續下去。1238年底高麗遣使到汗國上表，承認錯誤，願“僻陋之小邦……庇依於大國”，深表“誠服”，“通和”，甚至稱大汗為“君父”。翌年汗國撤軍。
汗國仍堅持上述要求，雙方使節往來穿梭，時有小規模衝突。高麗經長時間計議，於十三年（1241年）四月決定“以族子永寧公綽稱為子，率衣冠弟子十人入蒙古，為禿魯花”。禿魯花，蒙古語，質子意。仍依前例，向汗國繳納貢賦。
第四次徵高麗
蒙古汗國大汗之位的繼承，不斷髮生問題。每當此際，都是蒙麗關係“寬鬆”之時，隨之高麗得以喘息。一旦大汗之位解決，雙方關係便緊張起來，不是遣使急催貢賦，就是發兵入境騷擾。1251年蒙哥取得大汗之位。翌年10月，命諸王也古徵高麗，後來又調整、加強這支軍隊的領導班子。汗國堅決要求高麗政府“出水就陸”。作為人質的永寧公王綽隨軍而來，致函權臣崔沆：“今，國之安危在此一舉。若上不出迎，須令太子或安慶公出迎，則必退兵。”高麗王在權臣崔沆控制下，迴避汗國要求，堅持對方先撤兵。雙方僵持不下。
汗國軍佔領許多州城，掠奪財富、人口。但在忠州受到高麗軍民頑強抵抗，圍攻70餘日不下，負責守衛該州城者就是二徵高麗時射殺汗國軍統帥撤裡塔的金允侯。是時，允侯激勵將士：“若能效力，無貴賤悉除官爵。”當眾焚“官奴薄籍”即解放官奴，故“人皆效死赴敵”。
高麗國庫幾近空虛，無力支援戰爭。1253年高宗離江華島到對岸新宮，迎見汗國使者。同時派安慶公淚去蒙古，換得汗國於1254年初撤軍。
第五次徵高朋
高麗政府並沒有“出水就陸”，其王也沒有朝覲汗國。這是1254年7月汗國以車羅大為主帥第五次徵高麗的主要原因。此外，又增加兩個原因：掌權者崔流、李應烈等一直“不出面”.不是“真降”；高麗政府“責誅”降蒙官員王徽、趙邦彥、鄭臣旦等。更不是真心求和的態度。
當時，高麗看不起蒙古，常稱蒙古為“醜虜”。1254年安慶公淚出使汗國歸來，不願立即拜見父王高宗，因為“久染腥羶之臭，請經宿進見。”高王曰：“悉焚爾所著衣，更衣即來。”這父子兩人輕視蒙古的心態實是有些過分。如此，何能真心求和。並且又公開承認：“我朝之與〔汗國〕好，非必出於本意。”
汗國軍指揮部屯駐開京附近。雖在忠州山城、尚州山城等連續受挫，但仍繼續南下，殺掠人口財物。高麗用大量財物賄賂汗國軍將，求其手下留情和撤軍，何能奏效！“一年之間，死莩已滿於閶巷”。當年“蒙兵所虜男女無慮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戮者不可勝計。所經州郡皆為煨燼。自有蒙兵之亂，未有甚於餘此時也”。翌年正月，車羅大退兵。其因不清。
第六次徵高麗
汗國撤兵後，國王與權臣們“宴於內殿作樂，徹夜而罷”。平日“剝民橫斂……民甚苦之”。為此民“反喜蒙兵之至”。1255年“京城大疫”，患病死亡者日多。這夥決策者，既不知自強，又拿不出對付汗國的策略。仍舊燒香拜佛，求其保佑。
汗國對高麗的消極、拖延的辦法，允諾、反覆的態度，極為惱火。於是蒙哥大汗五年（1255年）八月，車羅大率兵再次徵高麗。
人質永寧公王和洪福源等隨軍而來。汗國騎兵深入半島南端，繼續打擊高麗有生力量。陷忠州，屠城；在笠原出城受挫。是時，汗國除善用騎兵外，還積極造船，準備進行水戰。高麗多遣使賄賂將領，並求和。車羅大言：“若國王出迎使者，王太子親朝帝所，兵可罷還，否則以何辭而退乎！”1256年8月，來到江華島對岸，“大張旗幟，牧馬于田，登通津山，望江都，退屯守安縣”。似有渡海攻江都之勢。幸好大汗令其班師，9月車羅大收軍北還。
第七次徵高麗
1257年正月，在權臣崔沆控制下，高麗“宰樞議，以蒙國連歲加兵，〔我們〕竭力事之，無益，停春例進奉”。無疑是對抗汗國的行為，很可能成為汗國第七次徵高麗的直接理由。是年5月車羅大又率兵進入高麗境，駐安北府（安州）。是次，對汗國軍紀有所約束，“禁侵柔禾穀”，又招回南下的汗國軍。對此，國王和永安公信均表示滿意。車羅大再次伸述：“王若親來，我即回兵；又令王子入朝，永無後患。”高麗百般周旋，盡力款待，然而仍遲遲不敢邁出這兩步。許多朝臣對既不真心和，又不盡力戰的憂心仲忡，寡斷不謀的做法頗反感。甚至連宰樞都公開表示“請遣太子以活民命”。對此，國王一方面受權臣控制，另一方面連自己也猶豫起來。不久，車羅大受命退兵，駐電鹽城（黃海道延安），以觀動靜。
雙方的沉思1211年在通州，汗國軍射殺高麗赴金朝的回謝使，雖系雙方最早接觸，但純屬個別、偶發性事件。1218年汗國軍踏入高麗，旨在追殲反對汗國的契丹等殘餘，並非打擊高麗。真正征伐高麗的戰爭，應從1231年開始。在其後27年中，小的衝突不算其內，頗具規模的征戰多達7次。毫無疑問，就整體性質言，均屬不正義戰爭。隨著戰爭程序，雙方均有需要沉思的事情。
蒙古汗國不僅要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而且還要建立天朝體系秩序。這種對內、對外的計劃，隨著事業的擴大越發堅定不移。為此，從地理位置言逐漸感到朝鮮半島的重要性。隔海，與南宋相望，狹窄的對馬海峽，連線日本。特別是半島南端的濟州島即“耽羅，海道往南宋、日本甚易”，“於宋得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汗國將南宋、日本均列為下一步重點拓展、征服的物件。防止高麗與南宋、日本暗通，阻止東北亞地區締結反對汗國的聯盟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還是將高麗作為徵日本、南宋所需人力、物力的供應地和戰爭基地。解決高麗，不只是高麗問題，而且與其後兩個戰略目標緊緊相連繫。在這種情況下，汗國對高麗寧肯投人、耗費相當的人力和物力，也決不放手。
高麗雖是小國，但多山傍海，故而山城體系較明顯，海洋文化較突出，又民風既柔且剛，具有許多特點。驍勇善戰的汗國騎兵在多山的高麗國度裡，其功能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龜州之戰、慈州之戰、忠州之戰、處仁城之戰和笠巖山城之戰……反覆說明這一點。必要情況下，高麗政府還可躲進海島，這對不習水戰，更無海戰經驗的汗國騎兵是非常困難的。曾在亞歐大陸戰無不勝的蒙古汗國，在小國高麗雖取得許多戰役性勝利，但卻陷入泥潭數十年，並付出相當的代價，甚至連統帥都被擊斃。即使如此，也沒能很好解決高麗問題。汗國有識之士提出，真正征服高麗，談何容易！本文後面提及的趙良弼、廉希憲等人的議論，頗有代表性。再次證明，歷史並非完全按照強者的意圖發展，常常要受到弱者的影響。有鑑於此，汗國不能不沉思，對高麗僅用戰爭征服，武力統治等高壓手段是難以如願的。第七次徵高麗時，其統帥強調軍紀，約束某些軍事活動與此不能不有一定的關係。
高麗被迫進行數十年戰爭，再加上時而發生的自然災害、瘟疫等，致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田園荒蕪，水利失修，人口流亡，“飢疫相仍，殭屍蔽路”，“死者暴形骸，生者為奴虜”。1259年遣太子倎一行40人去汗國奉表，連費用都不足，不得不採取如下措施，官員中“四品以上出銀各一斤，五品以下出布有差”，因馬匹“不足”，買“路人馬”充之。國庫枯竭、經濟崩潰並非虛言。山城體系對付騎兵，雖易守難攻，但只是消極保守的行為，何能支援曠日持久的戰爭！
長期以來，武臣專權，危害日重。他們收刮包括土地在內的豐厚財物，上下結成黨羽，豢養大量家兵，並且形成世襲。利用特權動輒誅殺大臣，甚至恣意廢立國王、太子，致使王權旁落。對此，國王無能為力。在武臣挾持下，偏居江華島已數十年之久。雖可避開一時之險，但總不是長久之計，何況汗國已注意造船技術和水上作戰訓練。在未來戰爭中，攻克江華島已不是不可能的。武臣跋扈已成為高麗王室心腹大患。是時，內政、外交已走上絕路：王氏高麗政權處在憂憂終日，發發可危的地步。面對這種情況，王室不能不考慮自身的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