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平等的社會中，普通人可能更容易在與精英的較量中落敗，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結合鞏固著富人的階級地位，讓階級流動更加困難。

作者丨宗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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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繁華下的窮人與富人。

英國可以說是當今最注重“階級”的國家之一了，有各種區分階級的方式，無論是服裝還是口音上的區分，甚至居住在倫敦肯辛頓-切爾西區、威斯敏斯特市，還是倫敦東南部，都已轉化為階級標籤。

2013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實施的“英國階級大調查”（GBCS）結果在全球引起巨大反響。這個調查有161400人參與。邁克·薩維奇是該調查的負責人之一，他根據調查結果，重新思考階級劃分的方式，探索當今社會的不同階級表徵，並透過量化分析，直指傳統階級思考框架中被忽視的問題。

邁克·薩維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學教授，國際不平等研究所聯合主任，被國際公認為社會階級研究領域的權威。

比如在傳統的階級劃分框架下，沒有區分老牌中產階級和技術中產階級。表面看，兩者收入上不相上下，但在社會資本（人脈）上，卻十分不同。此外，隨著短期兼職、沒有社會保障的工作增加，相關從業者該劃入哪一階級呢？按薩維奇的新標準，他們被劃入“不穩定的無產者”中。

這些並不是“小問題”，它關涉到如何認識當下困境、全球化是否已失敗等根本問題。表面看，現代社會似乎機會日益平等，但事實上，太多遏制階級流動的因素被忽視，在它們的作用下，上層和底層的階級裂痕正悄悄擴大。《21世紀英國的社會階級》一書的價值就在於，透過實證調查，修正了傳統階級劃分標準造成的認識偏差，呈現出被隱藏的困境：精英階級正在通吃一切，亟需一種力量來遏制它的瘋狂再生產。

《21世紀英國的社會階級》

[英]邁克·薩維奇 著

袁博 等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10月版

▌改變階級劃分的標準，才能看清時代的真問題

劃分階級有多種方式。比如從職業的角度劃分，分為體力工作者（manual）或非體力工作者，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bourgeoise）等；也可以從社會的角度劃分，比如根據消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階級不能僅靠收入或佔有的金錢來劃分，比如一個人中了100萬英鎊的彩票，他將進入英國最富有的人群之列，但這並不意味著他進入了更高的階級。

在英國，第一個正式的階級劃分標準是英國註冊總署在1911年制定的，它將階級分成非體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非體力勞動者包括專業人員、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中間人員（如教師、記者等）、技能型非體力勞動者（如會計）；體力勞動者包括技能型體力勞動者（如電工）、半技能型體力勞動者（如保安）、非技能型體力勞動者等。

這種把職業與階級相掛鉤的劃分方式，暗含了歧視，就像書中所說：“微妙地暗示了不同工作的道德價值。”可事實真的如此嗎？律師就一定比工人更值得尊重嗎？

以往的英國將上層階級和美德聯絡在一起，下層階級則被視為懶惰、骯髒的。醫生和律師這些上層職業在社會上受到更多尊重。

英國社會學家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在這個模型基礎上進行了調整，他的模型成為後來最著名、最普遍使用的、根據職業劃分階級的模型（英國國家統計局官方如今使用的正是這個劃分標準）。

簡單來說，戈德索普明確了僱主和僱員之間的差異，又將“僱員”分為專業人員和管理人員（“服務階級”）、中間階級和工人階級等。

《中產階級史》

[英] 勞倫斯·詹姆斯 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6月版

戈德索普模型有很多問題，比如，這個模型中被劃分為某一組階級的人內部仍有很大分化，且不同人群間的收入差距不能與這個模型中的劃分完全對應。

此外，認識到中上層階級內部的細微差異十分關鍵。調查發現，只有4%的醫生和13%的律師來自工人階級家庭，但同樣高薪的工程師或IT等職業的就業者中，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比例要高得多。薩維奇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醫生和律師屬於“傳統上層職業”，位於精英階級“再生產”的核心，因此它們更牢固地被精英階層“保衛”住了。比如，在英國，假如父母不是律師，即使讀了法律專業，可能也很難找到律師工作。

在學歷劃分上，英國的羅素大學集團被公認是精英院校，但同屬於集團中的院校，牛津大學畢業生的薪資水平卻比帝國理工學院等要高得多，這也是因為，牛津是傳統精英階級“再生產”的核心。

頂層階級與其他任何階級都不一樣。中產階級有掉入低谷、成為工人階級的風險，因此，需要在下一代的教育中進行很大的投入，但富翁的下一代很少出現階級滑落。人們對此似乎已習以為常，但薩維奇非常強調這種差異：2011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收入最高的1%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人群的收入差異達到124倍。另外，收入最高的階級與收入第二高的階級相比，多掙了1.5萬英鎊，而收入第二高的階級與收入最低的階級間的差異，反而比較小。

換言之，當人們抱怨貧富差距正在拉大時，真正的問題其實出在最富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的距離正在拉大，只有拆除最富階級“再生產”的機制，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位於倫敦城中心富人區的Swiss Re Building。富人站在塔頂，窮人睡在橋洞。

由此可見，改變劃分階級的標準，對我們認清現實多麼重要。在當今國際政治中，工人組織和工人運動逐漸式微，在選舉中，工人階級往往傾向於選擇保守黨，或者放棄投票，而中產年輕人則可能選擇工黨……這些都表明，傳統的階級劃分模型需要改變，我們需要一個能更好應對當今社會問題的模型。

▌高雅文化與社會人脈：精英的勳章和利器

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曾指出：“我們的文化偏好是高度社會化的。”上層的文化偏好是享有合法權威認可的高雅藝術形式，而下層的是缺乏合法性的低層文化形式。

精英階級在閒暇時通常出沒於美術館、音樂廳，而下層階級則聚集於看球賽的小酒館等。薩維奇寫道：“你喜不喜歡去大英博物館不僅僅是一件私事，它還表明你在合法和社會認可的文化中有多大的立足點。”文化偏好往往標誌著一個人的階級身份。

英國小酒館。

不過，薩維奇根據GBCS的調查結果指出，布迪厄“文化資本”概念的意義也會隨著時代發生改變。

一方面，布迪厄提出他的理論是在上世紀70年代，那時人們的收入差異正處於歷史中較低階段，因此文化差異更具有重要性。如今收入差異比當時要高很多。

另一方面，我們正進入一個新時代，文化寬容度正在提高，“文化雜食者”崛起，精英階層的年輕人，也越來越能接受更多樣的文化了。傳統古典音樂會和劇院充滿了老年人，年輕的中產階級對說唱、搖滾、電子遊戲等等更加開放。

但同時，這並不意味著“高雅”文化的界限被打破，也不意味著精英真正接受了大眾文化。比如，精英仍對流行音樂和電視持批判態度。只是“高雅—庸俗”的二元對立觀讓位給了複雜的審美搭配，要彰顯文化上的品味，“必須權衡每一種文化選擇，並應用一套美學原則，以評估其質量和價值”。

如今，並沒有單一的文化選擇可以簡單地彰顯“好品味”，但權威認可的品味高低仍然存在，它更需要多種因素的組合和選取，更考驗一個人總體的文化“修養”。

這種文化取向反過來也會參與到階級鞏固和“社會資本”積累的過程中。

薩維奇認為：“特權階層和權貴利用他們之間的關係相互幫助，從而將那些缺乏這種社會資本的人拒之門外。”從“拉關係”這個詞彙也能看出我們對“社會資本”的存在的心照不宣。馬克·格蘭諾維特將這稱為“弱關係的力量”，即我們曾經認識的人可能在某些時候給我們帶來好處。GBCS也據此做了調查，看各職業的人會結識何種其他職業的人，用以不同階級形成社會網路。結果不難想象，富人更容易結識精英，而窮人更多與店員、電工等熟識。因此出生於富裕家庭的人自然比窮人家庭的孩子擁有更好的社會網路。調查資料揭露出了“輸在起跑線上”這句話背後的微觀社會生態。

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美國斯坦福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教授，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最知名的社會學家之一，研究社會網路，著有《社會與經濟 : 信任、權力與制度》等。

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往往（雖然並不絕對）呈現正相關性，它們聯絡在一起，互相加強，鞏固著富人的階級地位。

▌階級攀登者，見證階級固化的枷鎖

喬·布蘭登等人的研究表明，對比今天英國人與其父母的收入，可以看出，1970年後出生的人比“1958後”收入流動性下降。也就是說，人們越來越難突破自己所出身的階級了。更賺錢的職業已被精英階級把控。不僅如此，薩維奇還發現，同一職業內部也存在薪酬差距，這一現象往往被人忽視，也從未被報道過。薩維奇說：“在許多精英職業中，收入最高的人是那些出身最優越的人。”

在今天，想實現階級跨越不僅非常困難，還常常面臨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三者不匹配造成的疏離感。來自下層的晉升者在精英團體中往往格格不入，在本書中，受訪者Alan曾被建議“以正確的方式煮牛排”，另一受訪者Louise因無法參與同事的文化選擇（打高爾夫球）而感到苦惱：她的同事利用這些活動擴充人脈、積累職業資源，而來自工人階層的她卻被排除在外。

在英國，非工作性質的社交和興趣導向的聊天對找工作和晉升非常重要。宣講會後往往設定酒會，這個場合是擴充人脈的重要機會。

這些“階級攀登者”普遍感到“被夾在兩個世界中間”。

一方面，他們近距離接觸到那些兼具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精英階層，這些人有著絕對的優勢、豐富的籌碼，輕鬆在競爭中取勝。而自己或是需要模仿上流的生活方式（獲取文化資本），或是絕望地發現交際圈子（社會資本）處於劣勢。

另一方面，他們必須不斷“逃離過去”，與“下層階級”保持距離——後者不斷在提醒著他們自己的出身。在不同的人生時刻，這種過去可能忽然冒出來，“絆自己一腳”。

並非人人都有決心面對“階級攀登”的挑戰。這種疏離感、文化上被排擠感越明顯越普遍，選擇放棄追求更高階級的人就越多，階級也就會愈固化。

在中國，父母往往把“教育改變命運”掛在嘴邊，但在前述的社會環境中，即使靠教育、靠考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命運”，達到了階級躍升，可能還不如留在原本的階級中更有幸福感。

薩維奇指出：“機會平等只有與普遍平等聯絡在一起時，才能真正實現。社會越不平等，兩極之間的社會流動性就越不容易實現。”

▌被困在階級裡的窮人

根據GBCS的調查結果，薩維奇等人提出了新的階級劃分標準，共分7個階級，分別是：精英階級、老牌中產階級、技術中產階級、新富裕工人、傳統工人階級、新興服務業工人、不穩定無產者。

“不穩定的無產者”（precariat）概念由蓋伊·斯坦丁提出，指那些從事一系列短期或兼職工作、沒有社會保障的人。對現代社會來說，這個名稱可能比“下層階級”更準確。

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教授，全民基本收入倡導者。

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英國，低薪、低質量、不穩定、臨時合同的工作都在增加，在今天，許多缺乏良好教育背景或技能訓練的人士很難找到一份長期而穩定的工作，對他們來說，一天內做多份兼職已成常態。在英國，這種情況還伴隨著“全球不穩定無產者”的增加，“當英國需要一個低薪的工人階級，即需要打掃酒店房間或照看孩子的群體時，那些來自義大利、波蘭、奈及利亞或巴西的人則可以被招募”。

這種情況越突出，對社會福利的要求也就越高，因為“不穩定無產者”難免出現找不到任何短期工作的空檔期，在這期間他們只能靠社會救濟生活。

在英國，對該群體的汙名化貫穿了整個現代政治。很多人認為，福利政策讓這些人過上了好吃懶做、不勞而獲的生活，一些政客們也會這麼看，比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根據美國新自由主義評論員查爾斯·默裡的“剝奪迴圈理論”（該理論認為，窮人後代依然窮，因為老一代缺乏工作精神，他們的孩子也會同樣缺乏，這才是貧窮的根本原因，福利政策無法從根本上幫助他們），減少了救濟和國家福利，進一步滋長了這種偏見。社會底層的人，其社會聲望也是負面的。

查爾斯·默裡。

薩維奇指出，不穩定無產者知道他們不被其他階級“待見”，因此更傾向於留在自己的階級圈子中。他們更看重自己在社群內部的聲望，有一些人會更頑固地堅持自己的文化，包括那些被其他階級瞧不起的“壞品味”。社會沒有給不穩定的無產者留下一席之地，沒有正視他們的需求。這種割裂正蛀蝕著今日世界。

▌在今天英國，進入頂層越來越難

在英國，有著很多不言而喻的階級區分方式，或“階級編碼”。比如，中產階級會去Waitrose超市，較下層的階級會去Aldi超市。這種階級編碼正變得越來越明顯。

在倫敦，不同的區域居住著不同階級和身份的人，“精英星座中的不同成員能找到他們的定位”。倫敦的CEO們是最富有的群體，他們中一部分住在肯辛頓-切爾西區，一部分住在倫敦金融城、威斯敏斯特市和伊斯靈頓區。倫敦的法律精英們則住在市中心或滑鐵盧車站附近，文化精英們則在漢普斯特德、卡姆登或諾丁山附近聚集。階級鴻溝給區域、地點、生活方式都打上了印記。

英國一些人對居住在倫敦不同區域的人的刻板印象。

英國人特別熱衷對大學進行排名，其實，在排名之下，暗含著階級劃分。僅僅透過觀察衣著和談吐方式，就能看出一個學生就讀於布里斯托大學，還是西英格蘭布里斯托大學。因為後者中工人階級所佔比例更多，而布里斯托大學則被看作是一所可接納被牛津、劍橋拒絕的學生的院校，是頂端下的第二集團。

以往，英國的高等教育呈現多元化，牛津和劍橋擅長人文和純科學；“平板大學”如蘇塞克斯大學、約克大學擅長現代社會科學；“新大學”或“1992年後大學”擅長應用技術，與所在地區的需求結合。如今多元差異已被指標性的、線性的排名所掩蓋了，有人戲稱“英國人特別擅長從多元化中創造等級制度”。

另一方面，將金錢轉變為“資產”是上層的階級的一大標誌，中了彩票不能一日間躍升到上層階級，但用中彩票的錢購房、投資，實現利滾利（資本積累），就摸到了階級上升的門兒了。英國也面臨著高房價的問題，房屋與資本積累間有著密切關聯，“在租房和有房產者之間，產生了一種強有力的、面向經濟分配的底層的分類鴻溝”。

即使擁有同樣的高學歷，根據收入，依然可以劃分出不同的階層。如今執行長（CEO）的收入幾乎是科學家的兩倍。醫生、律師、金融從業人員的平均稅後收入超過7萬英鎊，而科學家、記者、IT人員、工程師的收入則低於6萬英鎊。

與普通階層比，上等階層的財富增長不成比例，最富有的1%的人的平均財富在1976-2005年間增長了兩倍多，達到了223萬英鎊，而底層50%人群的平均財富僅從5000英鎊增長至1.3萬英鎊。這兩個數字之間的絕對差距從69.5萬英鎊上升到221.7萬英鎊，如果一個人要從底層爬到頂層，需要積累的資金是過去的3倍。

越來越難進入頂層，這不僅是英國存在的現象，在許多發達國家都存在。本書雖然聚焦於英國，卻呈現出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遇到的制度性瓶頸，該如何認識它，如何突破它，值得讀者深思。

燕京書評（Pekingbooks）：以學術和思想觀照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