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叢浩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艱苦奮鬥，自立自強，始終與威脅我國國家利益的風險挑戰作鬥爭，有力維護了國家獨立和民族尊嚴。在這一歷史過程中，來自美國的核訛詐曾嚴重威脅了我國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國家主權。對此，毛澤東沉著冷靜，多措並舉，領導我國應對和打破了美國的核訛詐，維護了我國國防安全和主權完整，增強了民族自信，維護了世界和平，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遠見卓識和治國安邦之道。
恰如其時地作出研製核武器的戰略決策
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聽取李四光、錢三強、劉傑關於原子能及其利用等問題的彙報，討論並作出發展原子能事業的戰略決策。毛澤東指出，原子能事業“這件事總是要抓的。現在到時候了，該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認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來”。
毛澤東之所以在這個時間節點作出發展原子能、研製核武器的戰略決策，是結合我國面臨的風險挑戰、自身發展條件等一系列因素後，慎重作出的。
◆1954年，毛澤東在北京。
當時我國的國內外局勢頗不平靜。國際方面，美國對剛剛建立只有數年的新中國頻繁施加核訛詐。如在抗美援朝戰爭爆發之初，美軍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打擊下節節敗退，為了挽回敗局，美國政府就揚言在朝鮮戰場使用核武器。隨著抗美援朝戰爭的進行，儘管美國在常規武器裝備上擁有絕對優勢，卻未能打贏戰爭，也就促使其將最後希望寄託在核武器上。如在朝鮮停戰談判期間，美國為了攫取對自身有利的談判結果，就威脅對朝鮮戰場和我國大陸地區使用核武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以及1954年9月我軍炮擊金門後，美國又都基於自身利益，揚言對我國施以核打擊。國內方面，盤踞在臺灣等東南島嶼的國民黨反動派和國內其他地區的殘餘反革命勢力，與境外反華勢力頻繁勾連，妄圖憑藉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與“核優勢”死灰復燃。而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辯證地指出，“只有大量地消滅敵人，才能有效地儲存自己”，而“消滅敵人，就是解除敵人的武裝，也就是所謂‘剝奪敵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滅其肉體”。與日本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相比，新中國成立後，我們的對手更加強大，不僅擁有飛機大炮，而且手握核武器。為了保衛人民政權，維護來之不易的主權獨立和人民自由，我國不能任人宰割，帝國主義者也決不會自動放下武器。因此，要實現和平，維護和平，就必須具備消滅敵人、打贏戰爭的能力。這就要求新中國必須掌握自己的核武器，增強保衛自己的底氣與威懾侵略者的能力。正是在這種局面下，毛澤東指出，“原子彈、氫彈、導彈我們都搞出來了，世界大戰就打不成了”，“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我國在廣西發現的鈾礦石標本，為發展核武器奠定了基礎。
除了維護國家安全的原因，我國經過幾年的經濟恢復和建設，在自然資源勘探、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具備了研製核武器的基本條件。1954年上半年，我國第一次在廣西發現了鈾礦資源，隨後逐步發現了其他有開採價值的礦脈。隨著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我國也有更多的經濟力量投入到高新科技研究中。同時，新中國透過積極爭取留學生回國、集中國內科研力量等方式，積累了一支科研隊伍。加之蘇聯的援助，使我國具備了開展核武器研製工作的基本條件。毛澤東就此總結說：“我們國家，現在已經知道有鈾礦，進一步勘探一定會找出更多的鈾礦來。解放以來，我們也訓練了一些人，科學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礎，創造了一定的條件。過去幾年其他事情很多，還來不及抓這件事”，“我們只要有人，又有資源，什麼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此外，毛澤東還有更加深遠的戰略考量，那就是透過研製核武器，推動我國的科學技術的大發展，助力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新中國成立後尚在醫治多年的戰爭創傷時，一些世界大國就已經邁入了“原子時代”“噴氣時代”的門檻，我國迫切需要在科學技術領域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1955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對全黨提出：“我們進入了這樣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現在所從事的、所思考的、所鑽研的，是鑽社會主義工業化，鑽社會主義改造，鑽現代化的國防，並且開始要鑽原子能這樣的歷史的新時期。”研製核武器這類高精尖武器，無疑正是順應時代潮流，有利於大力帶動我國現代科學技術向前發展，從而為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力奠定深厚基礎，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長遠健康發展十分有益。
實事求是地根據國情提出應對核訛詐的多層次準備
在打破核訛詐方面，研製並掌握核武器無疑是極為有效的方式，但不管手中有無核武器，新中國都決不屈服於核訛詐，而是從國家整體戰略出發，制定符合國情特點、能夠發揮自身優勢的對策措施。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我們的願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讓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彈，我打手榴彈，抓住你的弱點，跟著你打，最後打敗你。”
新中國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戰略。從這一前提出發，要應對和打破核訛詐以及打贏核戰爭，就意味著我國必須在面對侵略戰爭時，以防禦承受住敵人的第一擊。關於進攻和防禦的關係，毛澤東以辯證的觀點明確指出：“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也就是說，有進攻就有防禦，進攻和防禦各有長短，在一定條件下二者還可以相互轉化。毛澤東結合兩次世界大戰的歷史，從戰略角度作出論證，兩次戰爭“都是防禦者勝利，進攻者失敗”。以進攻實施侵略，不得人心，註定失敗。以積極的防禦實施自衛戰爭，是保家衛國的正義之舉，必然勝利。但是，勝利不是自然而然或輕易就能取得的，只有積極行動，提前部署，才能儲存自己、消滅敵人。對於核打擊，如果預先做好防禦，是可以大大減輕其造成的損害的。因此，毛澤東指出，“戰爭歷來都需要攻防兩手”，既然在進攻武器方面，“比原子彈的數量我們比不贏人家”，那麼必須“要注意防禦問題的研究”，“要搞地下工廠、地下鐵道，逐年地搞”。
◆貴州三線建設博物館。
核武器的特點是適於打擊高價值目標集中的區域。由於新中國成立後，工業設施大都集中於東北、沿海等少數地區，毛澤東曾擔心敵人用10顆原子彈就可以摧毀我國的工業中心，嚴重破壞我國工業骨幹力量，大幅破壞我國現代化建設成果。因此，利用我國大縱深國土空間和自然地理特點，分散佈置工業設施和人力資源，是應對核戰爭的必要手段。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著眼以戰略防禦應對帝國主義可能發動的侵略戰爭，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佈局，提出實施三線建設的設想，力求建設鞏固的戰爭大後方。黨中央據此作出了開展三線建設、加強備戰的重大戰略部署。毛澤東指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後方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還要有個地方”，透過三線建設，“把鋼鐵、國防、機械、化工、石油基地和鐵路都搞起來了，那時打起來就不怕了”。後來，他在聽取制定“三五”計劃情況時，專門指出要重視防禦核打擊的問題。
擁有核武器、做好防禦等反侵略準備，是應對和打破核訛詐的有效方式，但敵人不會等待我們一切準備就緒才發動進攻。事實上，正是由於我國沒有掌握核武器、缺乏抗打擊能力，美國才會有恃無恐地頻頻對我國施以核訛詐。毛澤東就這種情況指出：“我們現在只有手榴彈跟山藥蛋。氫彈、原子彈的戰爭當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們反對打。但這個決定權不操在我們手中，帝國主義一定要打，那末我們就得準備一切，要打就打”，“就用常規武器跟他們打”。也就是說，即便沒有核武器，面對侵略，中國人民也絕不會束手投降，而是會根據自身實際，在反侵略戰爭中揚長避短，將手榴彈等手中可用的常規武器的最大效能發揮出來。當然也要看到，常規武器和核武器一樣，都不能包打天下，二者各有優缺點。但總體上看，以常規武器應對核武器是以弱敵強的不對稱舉措。如1957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就指出：“我們軍隊現有的這些武器，對付原子彈是沒有辦法的。所以要提高武器的質量，減少人數。”此外，毛澤東一直認為核武器的主要作用是“嚇嚇人，壯壯膽”，判斷未來發生的戰爭依然是常規戰爭。他引用時任美國三軍參謀長泰勒所寫的《音調不定的號角》一書，指出美國雖然作了核戰爭和常規戰爭兩手準備，但他們的方針還是打常規戰爭，以此強調我國為打好反侵略的常規戰爭做好充分準備，不僅僅是未掌握核武器條件下以弱敵強的無奈之舉，也是針鋒相對地遏制美國發動常規戰爭，進而遏制其發動核戰爭的必然之舉。
立足全面細緻的分析，強調對核訛詐“不要怕”
毛澤東指出，對帝國主義者可能的襲擊，“在精神和物質上都要有所準備”。因此，在應對核訛詐方面，除了需要實際行動以外，以什麼樣的思想觀念指導實際行動，同樣至關重要。對於美國的“核訛詐”，我們的精神狀態應該是怎樣的？毛澤東的態度是“有一點怕，不十分怕”。
◆1957年，毛澤東視察途中在專機上批閱檔案。
之所以“有一點怕”，是因為只要是戰爭，就會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損失，也會給我國現代化建設增加更多曲折，核戰爭尤其如此。毛澤東指出，從最終會被消滅的角度說，原子彈無疑是紙老虎，但“真打起來會死人的”。對核武器的威力及其在軍事領域發揮的作用，毛澤東早有關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對日本帝國主義實施原子彈打擊後，他就有所論述，認為就其威力本身來說，“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除了本身的威力外，核武器的出現還創造了核戰爭這一新的戰爭形式。如何打好核戰爭以及核戰爭背景下的常規戰爭，對各國武裝力量都是全新課題。我國由於在武器裝備方面長期處於落後水平，這一挑戰尤其嚴峻。1954年10月，毛澤東在國防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時坦承：“原子武器出現以後，軍隊的戰略戰術和裝備都有很大的變化，而在這一方面我們一點都不懂。”因此，單純從核武器的巨大殺傷力和我國一度缺乏應對核戰爭的能力著眼，對核武器、核戰爭“有一點怕”是一種符合實際的態度。
毛澤東雖然指出“怕”的一面，但他所說的“怕”只是“有一點怕”，重點是“不十分怕”。這是因為他是以聯絡的觀點和全面、宏闊的視角看待核武器的作用究竟有幾分這一問題的。
立足核武器的特點及其對現實世界的影響，毛澤東敏銳地指出核武器具有極大的有限性，是一根揮不出去的大棒。他指出：“原子彈的誕生，也就結束了它的生命”，“它在廣島上空的大爆炸已炸燬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對它”，因而註定只能作為嚇人的“紙老虎”而存在。毛澤東以此說明，核武器的殺傷力和破壞力固然在軍事領域無可比擬，但恰恰由於這一“優點”，使其喪失了應用的可能。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闡釋了核武器出現後的戰爭問題，認為核武器“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要打還是用常規武器打”。同時，毛澤東也指出，如果核武器被投入使用，那麼與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戰爭相比，核戰爭“除了殺傷的人數增多以外，沒有根本的不同”，人類和世界都不會被徹底毀滅，“中國人是會永遠存在的”，“人類總是要找出路的”。當然，最好的情況還是不要打仗。即便核武器毀滅不了世界，但是畢竟威力巨大，“根本不要打核戰爭”。
結合人類社會發展歷史，毛澤東科學揭示了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非武器這一規律性原則。抗戰勝利前夜，毛澤東結合美國動用原子彈和蘇聯出兵打擊日軍指出，“原子彈能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鬥爭，原子彈是空的”。他針對一些人迷信原子彈、懼怕原子彈的思想，提出反對“唯武器論”和“單純軍事觀點”，而且提出針對這一類思想“要像打掃灰塵一樣，常常掃除”。那麼什麼因素才是決定戰爭勝敗、影響歷史走向的決定性力量？毛澤東強調：“人心就是力量”，“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他指出，“帝國主義拿來嚇唬我們的原子彈和氫彈，也沒有什麼可怕”，“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沒有攻不破的‘法寶’”。帝國主義國家雖然“鋼鐵多、錢多、原子彈多”，但“這些東西的作用，是不會超過人民的力量的”。因此，“美帝國主義手裡的原子彈、氫彈，是嚇不倒一切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的”。
經過客觀地權衡利弊，毛澤東提出“不怕”更加有利於廣泛動員和凝聚人民力量。由於武器裝備的不平衡性，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核訛詐是單向的。對於強加於我們的戰爭，“怕”與“不怕”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狀態。因此，毛澤東十分重視引導人民應以何種精神狀態面對戰爭，提出“怕”好還是“不怕”好這一問題。針對美國的核戰爭叫囂，毛澤東客觀比較了兩種不同的精神狀態和產生的結果，指出“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是它先打，它打原子彈，這個時候，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選哪一個呢？還是怕好，還是不怕好？每天總是怕，在幹部和人民裡頭不鼓起一點勁，這是很危險的。”“你怕它也打，你不怕它也打，橫直是要打，還是跟幹部講清楚，要打就打，叫做橫起一條心，打爛了再建設”。
運用底線思維的分析方法，毛澤東大膽預言核戰爭將滅亡帝國主義。毛澤東指出：“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對困難估計的多一些、嚴重一些，就可以事先作出準備，“先準備好了，就不怕了”。毛澤東認為，核戰爭是不幸的，但從戰爭的最終結果看，帝國主義發動核戰爭後，“七打八打，他們滅亡，我們勝利”。如此不同尋常的判斷，是毛澤東分析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和世界歷史後作出的結論。他指出：“弱小但是進步的戰勝強大但是落後的。”從中國歷史看，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大半個中國，“也沒有把我們嚇倒”，抗戰勝利後美帝國主義支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而最終結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勝利。從世界歷史看，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帝國主義國家和一些其他反動勢力都有強大的武裝，但最終結果卻是起初手無寸鐵的人民戰勝了全副武裝的反動派，第一次世界大戰促使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僅出現了一批像中國一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在亞非地區出現了一批獨立自主的國家。因此，毛澤東大膽對未來作出預測，“如果有瘋子要發動戰爭，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滅亡的是帝國主義”，“腐朽的人手裡東西越多，倒得也越快”。
廣交朋友，在全世界築起反對核訛詐之“牆”
核武器誕生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僅僅掌握在美國等少數幾個大國手中，成為它們干涉他國內政、破壞世界和平的工具。因此，反對核訛詐和核戰爭，不僅是我國維護主權完整和國防安全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和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維護自身獨立與自由的必然要求。如時任世界保衛和平委員會主席的弗雷德裡克·約里奧·居里就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的核訛詐政策。約里奧·居里於1951年6月的一天，約見當時即將回國的中國科學家楊承宗說：“你回去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有原子彈。原子彈也不是那麼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不僅如此，他還幫助新中國的科學家在歐洲購買開展核武器研製所需的器材和圖書，為我國原子能事業的起步作出了貢獻。
對此，毛澤東抓住要害，闡明瞭全世界最大多數人民追求和平的共同願望，深刻地揭示指出：“世界人民是反對用原子彈殺人的。”他主張團結世界上一切可能的力量共同反對核訛詐和核戰爭，把這項工作比喻成“築牆”，提出努力團結更多力量、爭取更多支援，“把牆築高築厚”。1954年10月，毛澤東就指出，新中國“雖然號稱大國，但是力量還弱。在我們面前站著一個強大的對手，那就是美國。美國只要有機會，總是要整我們，因此我們需要朋友”。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模型。新中國成立後，每到關鍵時刻，美國總有戰爭狂人威脅對中國使用核武器，自從有了它，這種聲音禁絕了。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在應對和打破核訛詐方面，這一問題同樣十分重要。那麼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團結的物件？毛澤東認為，美國人民和中間地帶國家都是我們可以爭取、團結和聯合的物件。他強調，“美國內部也是有矛盾的”，“對美國這樣的國家也不是沒有文章可做”，要把美國人民和美國的帝國主義分子區分開來，“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他還指出，亞非拉國家要“普遍地保衛和平，反對戰爭，反對殖民主義，反對戰爭集團，反對使用原子彈和氫彈”。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毛澤東也認為有團結其力量的可能。比如，儘管日本是美國的盟友，但“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對核戰爭”。毛澤東多次指出，由於美國與中國等國不直接接壤，因而美國若發動戰爭，必將首先針對“中間地帶”，目標是佔領處在中間地帶的國家，“欺負它們，控制它們的經濟，在它們的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最好使這些國家都弱下去”。到了60年代，毛澤東進一步明確指出中間地帶的範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個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個中間地帶。日本也屬於第二個中間地帶。”
這一系列論斷，是毛澤東科學研判各國力量消長、世界戰略形勢及其發展變化趨勢後，針對美國戰略政策及其影響作出的，已被歷史證明是符合實際的正確判斷。20世紀50年代，隨著美國核壟斷地位的破產以及美蘇兩國核力量走向整體平衡，美國戰略思想界認為與蘇聯爆發全面衝突會演變為“用一人拼一人的戰略”和“最高度的消耗戰”，從而導致交戰雙方的毀滅。因此，他們放棄了長期遵循的全面戰爭理論，將有限戰爭理論作為新的軍事戰略指導思想，並在有限戰爭框架下進一步認為發動有限核戰爭是一種對美國最有利的戰略選擇，特別是“對付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的時候，或者對付那些擁有大量人力而難於用常規技術戰勝的國家的時候”。加之核武器小型化技術的日趨成熟推動了戰術核武器的發展，就為美國在中小規模衝突、區域性戰爭等場景使用核武器，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際手段。鑑於美國既極力避免與蘇聯發生全面戰爭，又試圖攫取更大的利益，則必然會主動將侵略的觸角伸向中間地帶國家。這就極大增加了中間地帶國家遭遇美國核訛詐的可能。
與我國具有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歷史文化背景，尤其是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政治立場的中間地帶國家，毛澤東都認為有團結的可能。他結合世界形勢的變化指出，“幾個大國要控制小國是不行的”，西方國家所謂的團結也只是“在美國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彈下面要求他的大小夥伴們向美國靠攏，交納貢物，磕響頭稱臣”，這“勢必走向所謂團結的反面：四分五裂”。由於美國的擴張政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並未也不願參與美國挑起的衝突，但作為美國的盟友，也很可能因美國的軍事冒險而被動捲入戰爭，甚至全面核戰爭。如20世紀50年代，以美國為主的北約軍隊的作戰計劃完全是“建立在使用原子和熱核武器”上，但根據模擬計算，“即便是在最好的設想情況下，看來也將會有200萬至2000萬歐洲人死亡”，這使得一些歐洲國家領導人意識到戰術核武器的使用“將不能防衛歐洲，而是要毀掉它”。新中國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認為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但是，美國以應對蘇聯為理由，在雙方戰略核力量趨於平衡後仍然大量擴充核武庫，大大增加了對中間地帶國家的軍事優勢，逼迫其向自己靠攏，必然引發包括其盟友在內的中間地帶國家的反對。
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新中國在20世紀60年代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併成功完成空投核試驗、導彈核試驗等相關任務，具備了核武器實戰能力，從而徹底打破了美國的核訛詐。但這一過程是艱難的。毛澤東用全面、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在對我國國情和世界戰略格局的精準分析、把握與預判中，著眼應對和打破美國的核訛詐，不僅高瞻遠矚地作出研製核武器的戰略決策，堅持辯證思維和底線思維，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積極主動作為，把核訛詐這一外部風險挑戰，化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一次歷史機遇，團結教育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調整了全國產業佈局，推動了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和人才隊伍培養，促進了國防和軍隊建設均衡發展，擴大了國際影響力，彰顯出毛澤東巨大的勇氣和智慧。這其中蘊含的寶貴經驗對於我們今天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和發展安全兩件大事，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挑戰，努力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依然具有重大意義。
本文為《黨史博採》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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