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立軍 採訪
吾妻重二像 章靜繪
日本關西大學教授、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吾妻重二先生是日本朱子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在“朱子家禮”領域成果卓著。2020年他的《朱子家禮宋本匯校》在中國出版，近期他又出版了《愛敬與儀章：東亞視域中的〈朱子家禮〉》，他在本書後記中說：“本書是首次在中國出版，在日本尚未出版。”禮學研究如今漸成熱門，《上海書評》約請本書責編對吾妻重二先生進行專訪，請他談談《朱子家禮》、朱子學、學界研究現狀以及古今東西之爭。
《愛敬與儀章：東亞視域中的〈朱子家禮〉》，［日］吾妻重二著，吳震 等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6月版，521頁，88.00元
能否先談談您的學思歷程，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研究朱子學以及《朱子家禮》的？
吾妻重二：我的大學畢業論文主題是朱熹哲學，主要討論了格物窮理的問題。我於1978年大學畢業，至今從事朱子學研究已經有四十多年了。不過，中途也做了道教、佛教、馮友蘭、熊十力等的研究以及書院、私塾的調查研究，因此其實是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四十多年。
1983年，我從北京大學留學回國，大概此後不久，我對朱熹與禮儀的關係產生了興趣。我從1989年開始參加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小南一郎教授主辦的“中國古代禮制研究班”，研究的文字是十三經注疏《周禮註疏》的《春官大宗伯》部分，在研究班中不僅對正文、注，就連疏的全文，都利用其他史料進行了徹底的解讀。每月舉辦兩次，我從大阪到京都不停地前往參加，並作報告、討論。在研究班裡，中國的歷史、哲學、文學、考古、服飾等各方面的專家也參加了，我學到很多，是十分寶貴的機會。這個研究會持續了十年，我通讀《周禮》和《儀禮》也是在此期間。
研究員的一個義務是最後要提交研究論文。我是研究宋代思想的，因而早就想過：要寫的話，主題應該是王安石的《周官新義》或者朱熹的《家禮》吧。於是我就寫了《王安石〈周官新義〉的考察》（1995年）與《宋代的家廟與祖先祭祀》（2001年，本書第四章“宋代家廟考——祖先祭祀的設施”）兩篇。
1999年我還寫了《〈家禮〉的刊刻和版本——到〈性理大全〉為止》（本書第三章“《家禮》版本考——到《性理大全》為止”）。這篇論文不久就被李承妍女士譯成韓文，刊登在《東洋禮學》第4集（2000年），據說在韓國引起了較大的反響。這樣，關於《家禮》的研究持續到現在。
您對朱子學尤其是《朱子家禮》的研究，不僅做了基礎性典籍的匯校工作（見《〈朱子家禮〉宋本匯校》一書），也有兼顧整體與區域性的原創性研究（見《朱子學的新研究》與《愛敬與儀章》二書），更有對《朱子家禮》日本接受史的資料蒐集（見《家禮文獻整合·日本篇》，目前已出版了九冊）。目前對朱子學的研究多集中於其哲學層面，而您提出哲學層面與禮儀層面如朱子學的“鳥之兩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您對朱子學乃至儒學的總體看法是怎樣的？
吾妻重二：朱子學是中國思想中範圍最廣泛、水平最高的體系之一，而其一個重要的特色是對近世東亞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中國自不必說，朝鮮、韓國、越南、日本、琉球的近世歷史與思想史都離不開朱子學，否則就很難了解東亞國家的思想史發展。
朱子學包含的範圍極大，而儒學整體也可以說是如此（其實，比起“儒學”，我更喜歡“儒教”的說法。因為裡面包含學問之外，還包含禮儀、祭祀等）。比如說，儒學不僅包含哲學，也包含文學。“儒學裡有文學？儒學和文學是不同的東西吧？”——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但是，儒學的經典《詩經》不就是文學之書嗎？另外，儒學中既有政治（《書經》《周禮》），也有歷史（《春秋》）、占筮（《周易》），還有禮儀和音樂（三禮文獻、《家禮》）。當然，儒學中也有哲學思想，除了《論語》以外，在諸子文獻中哲學方面的因素比較豐富（《孟子》《荀子》《春秋繁露》等）。
這樣看來，我們可以再次發現：儒學的領域比哲學更為廣闊；如果只看哲學方面，我們就很難了解儒學整體。我常常說儒學是一種“綜合性學藝”，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儒學本身也就是一個很大的“文化”。
也可以說，我們需要“作為文化的儒學”這一觀點，這個觀點與“作為哲學的儒學”不同，禮儀就是“儒家文化”中一個關鍵性的方面。
禮儀可以說是古人日常生活的核心之一，冠、婚、喪、祭都是人生大事，所謂“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從文獻角度說，《儀禮》是中國古代禮儀文獻的代表，《家禮》則是中國近世（宋元明清）禮儀文獻的代表。《家禮》在禮學史上處於什麼地位？
吾妻重二：《家禮》在中國近世（宋元明清）作為家族“冠婚喪祭”禮儀的實踐手冊產生了最大的影響。不僅是朱子學者，陽明學者也使用了這本書。當然也有對此書進行批判或改編的例子，但其影響力終究無法取代《家禮》。
禮學在中國有著很悠久的歷史，有關文獻也很多。《家禮》在禮學中的地位正如本書後記中所述，現在再次引用如下：
【禮學】
經學——關於《儀禮》《周禮》《禮記》的註釋、著作 目的： 闡明禮儀的基本原則
禮制——禮儀實踐的著作 目的：表示禮儀實踐的應用方式
１． 通禮——實踐諸禮的資料彙編
２． 儀注——國家層次（政書）、私人層次（私家儀注）
３． 名物——器物、服飾等的考據
也就是說，有關禮學的文獻大致可分為“經學”和“禮制”兩個大方面，而《家禮》則是“禮制”方面中私人層次的“儀注”。
《家禮》並非純粹的思辨性文字，也不是僅供士大夫口頭上探討的物件，事實上，作為“禮儀實施手冊”，它在民間產生了巨大影響。能否以宋代後的中國史為中心，結合具體事例，談談《家禮》的實踐層面？
吾妻重二：南宋以後，民間實施《家禮》的情況可以在各種地方誌和《中國地方誌民俗資料彙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等文獻中看到很多例子。今後只要調查各種材料，就會找到更多例子。
另外，據我最近的調查，在日本、韓國等地，發現了許多根據《家禮》的記述而建造的墳墓——《家禮》式墳墓。在中國，至今為止似乎還沒有人注意到《家禮》式墳墓的存在，我希望中國的研究者對這種《家禮》式墓地進行田野調查，確認實際情況。我認為，為了查明《家禮》的實踐在民間普及到什麼程度，這也是一個必要的工作。
《家禮》不僅直接影響了宋代以後的中國，更廣傳整個東亞地區，對朝鮮、韓國、日本、越南都有很大的影響，您認為《家禮》的影響力也許並不遜色於朱子的《四書章句集註》，能談談《家禮》在東亞各國的接受史嗎？
吾妻重二：《家禮》一書給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琉球等東亞世界帶來了很大的影響。有關《家禮》的註釋、書籍、文章在這些地區也曾經大量出現。首先要注意的是這種相關文獻的數量特別多。
在東亞世界中，受《家禮》影響最大的應該是朝鮮，特別是朝鮮王朝以朱子學為基礎建立了國家體制，禮制也模仿了中國國家禮儀。有趣的是，《家禮》雖然是個人層次的禮儀書，但在朝鮮對國家層次的禮儀也產生了影響。也正因為如此，朝鮮的儒生自豪地稱自己的國家為“東方禮儀之國”。
在《家禮》的“冠婚喪祭”四禮中，最受重視的是“喪祭”二禮。中國、朝鮮、韓國、越南、琉球、日本都是這樣。為什麼會這樣呢？主要原因大概是喪祭的二禮與“孝”有關。父母去世後如何埋葬，又如何祭祀靈魂等，對子孫來說是十分急切的問題。這還關係到自己“家”的存續。這不是觀念上的問題，而是擺在眼前的現實問題。
可以說，《家禮》與儒教的“孝”思想相結合，對東亞的祖先崇拜或祖先祭祀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在日本，人們現在也認真祭拜祖先的牌位（起源於《家禮》中的神主），“愛敬祖先”，“做了這樣的事，就很對不起咱們的祖先！”等說法也廣泛流傳。雖然我們平時完全沒有意識到《家禮》一書，但《家禮》強烈地促進了“家的保持與祖先祭祀”這一日常思想的形成。這種情況不僅適用於日本，也適用於中國、朝鮮、韓國、越南。
在《愛敬與儀章》一書中，您收集了中國、朝鮮、韓國、越南、日本各國學界的研究成果，一直到2008年，能否談談近十年來學界《家禮》方面的研究動向？此外，正如前面所說的，《家禮》是“禮儀實施手冊”，您也曾做過書院、私塾教育方面的研究，也請您談談《家禮》目前在東亞的實踐情況。
吾妻重二：本書所載的《家禮》研究文獻目錄，確實只收錄了2008年之前的研究成果。這次，我本來想介紹一下2008年以後的研究，但是這十多年來，相關的研究有了飛躍性的增加，在短時間內無法囊括所有的研究，就不得不放棄了。我認為，對這方面研究的增加，拙著《朱熹〈家禮〉實證研究》（吳震、郭海良等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的出版可能起了一個刺激作用。現在，不僅在中國，韓國、日本和越南也正在開始產生很多成果。我開始研究《家禮》的時候，似乎沒有人注意到，心中有一種孤獨感，但現在情況變了，我非常高興。
關於此後的研究，本書序文中也提到了彭林、楊華、殷慧、彭衛民、葉純芳、喬秀巖（橋本秀美）、田世民、張東宇、韓淑婷、松川雅信等人的名字。關於中國的研究動向，我想中國的各位學者會更瞭解情況吧。
另外，關於東亞的有關《家禮》文獻，目前以復旦大學的吳震教授、韓國延世大學的張東宇教授和我為主編，正在編輯《東亞〈家禮〉文獻整理叢書》。這是收載中國、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的有關《家禮》方面的主要漢文文獻，並加以標點出版的一大叢書，我認為此叢書的出版將會大大促進這個方面的研究。
關於《家禮》目前在東亞的實踐情況，有如上面所說的祖先祭祀方面。不過，《家禮》的傳統畢竟漸漸淡薄了，這和儒教傳統逐漸消失是同軌的吧。
目前，保留《家禮》實踐傳統較深的是韓國。雖然韓國也是個現代化的國家，但不少人仍保持著舉行《家禮》式的婚禮、喪禮和祭祀活動。書店也有賣“冠婚喪祭”的指南手冊，有好幾種，內容都是以“家禮”為基礎的。
朝鮮王朝以來計程車人，也就是所謂的“兩班”系統的家，至今還建有《家禮》式的祠堂來供奉祖先。我在韓國安東地區看到了忠實於《家禮》而建造的祠堂，大吃一驚。真沒想到南宋時代朱熹構思的祠堂，竟能在現代韓國看得到！我在中國沒見過這種《家禮》式祠堂。中國的祠堂特別在南方地區相當發達，現在也建有很多祠堂、家廟、宗祠，但是規模比較大，不太忠實於《家禮》原來的形狀。當然，韓國的祠堂中還繼續供奉著《家禮》式的神主。
另外，中國臺灣的葬禮中混有佛教和道教的方式，但儀式次序的基礎仍是《家禮》，關於這點也已經有專家的調查。在越南，一些較古的家還建造祠堂，奉祀《家禮》式的神主，我以前在順化（Hue，阮朝的首都）郊區調查過這種祠堂。越南還有賣越南語寫的“冠婚喪祭”實施手冊，其記述內容大致根據由《家禮》改編成的越南式的《壽梅家禮》。可見，傳統儒教禮儀在現在的生活中仍然存在，保持生命。
我調查的範圍還有限，不過今後透過進一步的調查，將會揭示有關情況的更多細節。
您曾翻譯過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和馮友蘭的《馮友蘭自傳》，而且您又是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的所長。能否從日本的角度，結合禮儀，談談您對古今轉變、東西交流的看法？
吾妻重二：古與今的文化之間有各種各樣的對立和摩擦。但我個人比較保守，認為儘可能保留舊文化比較好。
就日本來說，在明治維新以後激進地“西化”了。一方面確實是這樣，但同時日本卻有很保守的側面，十分濃厚地保留著古老的“傳統文化”。例如，在日本到處都有神社和寺院，男女老少都常去寺廟。神社、寺院舉行祭禮和各種的年例活動（廟會等），大家都很喜歡參加，特別是過年“初詣”的時候，參拜的人特別多，實在是人山人海（雖然現在由於新冠疫情，暫時停止）。另外，書法、茶道、花道、和服（日式服裝）、日式舞蹈、將棋、圍棋等依然紮根在生活中，歌舞伎、淨琉璃、“落語”（單口相聲）等傳統演劇也一直頗受歡迎。日常生活中也滲透著各種各樣的禮儀、禮貌，這些生活方式與西方很不同。
與此相比，我覺得中國反而沒有留下很多古老的中國文化，是不是？我個人認為中國在文化上應該更保守一些。
東與西之爭，固然也是個問題，但我總覺得我們可以重視東方的傳統。西方起源的文化中有普遍性意義的內容，科學、醫術、IT技術等都是其典型，我們沒有必要厭惡這些普遍性意義的知識。雖然近代以來西化浪潮很大，但我們可以並且應該享受西方有用的東西。不過，除非我們自己放棄自己的傳統，傳統一定會保留下來，而且只有這樣，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生活才能豐富多彩、充實美好。我認為這就是所謂“文化共生”的重要意涵。
當然，日本也有在漫長的歷史中丟失或正在丟失的東西。例如，日本的知識分子現在不會漢文，也不會讀日文的“草字”。直到明治、大正時代，也就是大約一百年前，這些曾是普普通通的教養，但現在已不再如此。這是因為二戰後的教育方式有了巨大的變化，結果，沒有接受大學“漢文”“國文”等專門教育，就無法讀懂日本人以前寫的漢文和日文草字。同樣是日本人，卻連七、八十年前日本人寫的信件都讀不懂，很遺憾。
禮儀研究其實是很有人情味的，這或許也是禮儀跟生活始終密不可分的原因之一。您與中國學者的來往能介紹一下嗎？您編著的《家禮文獻整合·日本篇》已有九冊，即將收尾，未來還有什麼研究計劃？
吾妻重二：中國的老師們中，我在北京大學留學時承蒙了馮友蘭、張岱年、鄧艾民、樓宇烈等知名教授的教導與關照。清華大學的陳來教授、武漢大學的郭齊勇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的朱傑人教授、復旦大學的吳震教授都是我交往很久、很尊敬的老朋友。特別是吳震教授在本書的翻譯和出版的過程中給予了很大的幫助。如果沒有吳震教授的支援，本書是不會出版的。
我還與武漢大學的楊華教授、廈門大學的朱人求教授、東華大學的張厚泉教授關係很密切，十分感謝他們的關懷。另外，也有我在關西大學教過的不少研究生目前在中國的各個大學任教，從事研究工作。
我計劃的工作還有從山崎闇齋開始的“崎門派”的著作。日本的朱子學有各種不同的學派，崎門派是其中影響較大的學派，其學統的命脈很長，從江戶時代持續到明治以後。我預計以這個崎門派為中心出版三冊左右，至此大致完結。崎門派的《家禮》相關文獻有很多抄本，整理起來很費時間。這個崎門派應該是日本最熱衷學習和實踐《家禮》的學派，但目前為止尚未得到太多關注。
謝謝！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張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