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偽滿洲國軍人圈中，有一位蒙古族中將軍官，他就是第十軍管區司令官郭文林。郭文林歲數不大，資歷不深，但在偽軍中階級不低，而且是既受溥儀恩寵，又得關東軍賞識，人稱郭文林是處處得寵的幸運兒。
先說他和溥儀的關係。1932年1月以來。他和凌升一起，為溥儀出山，與熙洽緊密聯絡，先後奔走于吉林、瀋陽、大連、旅順等地。一天，關東軍參謀森糾給他送去溥儀賞賜的東西：玉石雕刻皮帶鉤、鼻菸壺等珍玩物品，更有一幅寫在黃綾子上的御旨任命狀，溥儀親筆在上面寫道:“任郭文林為陸軍上校”。
這可是很不尋常的事情，當時被視為一種“殊榮”，因為御筆親賜“任命狀”的人很少，在偽軍將領中，除了張海鵬也就是郭文林了。溥儀為什麼如此器重和厚愛於郭文林呢？有說郭文林與皇后婉容有親戚關係，同為達斡爾族，亦是同宗，同姓郭博羅，沾皇后的光，受皇帝的格外恩寵似乎不無道理。
不過偽滿當時人人皆知，偽皇帝與皇后關係不好，連皇后本人後來都失了寵，被打入冷宮，可郭文林卻一直倍受恩寵，由此看來，似乎他的榮寵與富貴和皇后婉容沾親沒有什麼關係。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隻有在以後溥儀要郭文林編組護軍的種種活動中，人們才找到了答案。
溥儀一開始任他為上校，這就有意高抬。因為郭文林在“九·一八”事變前一年，1930年才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騎兵科畢業。剛剛畢業的學生，又無什麼軍職，一下子被委任上校，確有破格重用之意，原因在於溥儀想在偽滿洲國建立伊始栽培自己的股肱，建立直屬皇帝管轄的皇家衛隊，當然要選用自己身邊最可靠的人。
當時皇弟溥傑和小舅子潤麒年齡較小，正在日本“陸士”學習，警務處長佟濟煦雖然貼心可信，卻是商界出身(曾為北京同生照相館掌櫃)，不諳軍事，相比之下，組織衛隊，郭文林是合適人選。
偽滿洲國成立伊始，郭文林做侍衛官，護衛於溥儀的身前身後，效盡鞍馬車乘之勞，對其忠心，溥儀有具體感知。所以當1932年6月，溥儀認為應該正式搞起皇家護軍時，就讓郭文林兼任護軍統領，出面組建編制護軍。
經過協商醞釀，護軍大體上由三部分人組成：一是召集會攏一部分清朝宗室子弟；二是郭文林通過當時偽興安東分省長額勒春和偽興安北分省長凌升招募，約有2000餘名善於騎射的蒙古族和達斡爾族青年；三是徵召河北滄州霍元甲後代的武門出身的高手。
護軍編成以後，指導、教育、訓練的任務就全由郭文林來承擔。溥儀眼看自己培植個人武裝的夙願得以實現，十分高興，經常親自觀賞護軍在郭文林帶領下進行的操練、美滋滋地幻想有朝一日護軍進一步發展，依靠這支力量打回北京，恢復祖業。
哪曾想，專橫的關東軍豈容得了這個，於是在1937年蓄意製造了護軍與日本憲兵在“大同公園”衝突事件，迫使溥儀答應縮減護軍編制，由日本憲兵掌管控制護軍的一切。溥儀想不借關東軍之手，自行搞起皇家武力的美夢破了產。
人們不禁要問，這時的郭文林哪裡去了呢？其時，他早已不做統領，1935年他奉命入奉天偽陸軍訓練處專科班學習。1936年學習結束後，遂又被溥儀要回，郭文林亦感到護軍那裡早晚為是非之地，於是他要求回宮內府做侍從武官，每年有限的幾項活動，如陪同皇帝巡狩，代表皇帝慰問傷病官兵，在皇帝莎臨的各種儀式上護衛站班，是個比較清閒的差職。
“大同公園”事件發生時，這位原護軍統領正如是這般地打發消閒自在的日子，一點沒有摻和與捲入。1938年9月，郭文林調離宮內府，任偽興安軍管區參謀長，臨走時，溥儀感念他的忠誠，又賞給他一塊金殼懷錶，上面刻有“恩賜”二字，作為分別紀念。自此，郭文林與溥儀的親密關係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