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進行徹底的自我革命，中國知識分子就要繼續面對這個大難題。

01

1955年的胡風事件，是新中國文藝史上的一件大事。胡風是一位左翼作家。新中國成立以後，他的態度很積極，寫出熱情的長詩《時間開始了》，歌頌新中國。但是，後來因為種種原因，1955年，胡風被打倒，併入獄。1980年代胡風案平反。

胡風事件很複雜。本文無意分析其中的是非曲直。這裡想說的是胡風等中國知識分子的時代命運——他們面對一個巨大的難題，他們顯然無力解決這個難題。而且，至今為止，中國知識分子仍要面對這個難題。

胡風及胡風事件，我早就有所耳聞，但一直沒有看過胡風的作品。前不久，偶然看到胡風在1954年給中央寫的那份著名的報告《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三十萬言書”）——我只看了一部分。即使只是一部分，也足以說明很多問題。

02

我摘錄其中的兩段：

反動的《武訓傳》之所以能夠在庸俗社會學的偽裝下面打了進來，絕對不是一個偶然的錯誤，而是由於宗派主義當時正在開始全面地依靠主觀公式主義建立統治威信，用著全部力量排斥和打擊對主觀公式主義不利的、為反映鬥爭實際而努力的創作追求，因而對於用了和主觀公式主義同一實質的庸俗社會學偽裝起來的落後的反動的東西不能有敵性的甚至警惕的思想態度所招來的結果。

清算了宗派主義的統治以後，就有可能也完全有必要把在最大限度上加強黨的領導作用和在最大限度上發揮群眾的創作潛力結合起來，把在最大限度上保證作家的個性成長與作品競賽和在最大限度上在黨是有領導地、在群眾是有保證地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提高政治藝術修養結合起來，把在最大限度上提高藝術質量與積累精神財富和在最大限度上滿足群眾當前的廣泛的要求結合起來。

這兩段的內容不是重點，重點在於胡風“乾屎橛”式的文風。第一段最後一句是一個歐式的大長句子。第二段裡有好幾個長長的並列的“把”式句子。就算文化水平很高的讀者，可能都要反覆看上幾遍，才能確保理解作者的意思。至於文化水平不高的讀者，多半看不懂。

當時寫作是這種文風的，絕非胡風一人，而是很有普遍性。看了這些文字，我們才理解毛主席為什麼提出要改造文風，反對黨八股。主席對此的批評是：“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作為對比，我們可以看看毛選四卷的文風，看看其中是否有這種歐式大長句子。

有人可能會說，不就是個文字風格問題麼，注意改正克服就可以了。不算什麼原則問題。

其實，這恰恰是個原則問題。

03

從政治立場和基本觀點上，胡風肯定不是反黨反革命——所以後來才會給他平反。胡風之所以被打倒，除了種種具體原因以外，有一個或許不明顯但其實最重要的大原因，那就是，他們這些知識分子，完全沒辦法適應新社會的需要。

如果新中國只是普通的改朝換代，胡風這樣的知識分子很有機會繼續他們原有的生活，多半還會更好。任何政權都需要知識，需要文藝。他們在舊社會已經成名成家，到了新政權，只要政治上沒有反心，沒人會為難他們。況且胡風熱烈地歡迎新政權。他們完全能成為新政權的座上賓。

可是新中國不是普通的改朝換代。共產黨要脫胎換骨、改天換地地建設新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是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

這個歷史任務要求中國知識分子必須和人民相結合、為人民服務，而不能繼續從事所謂“純文藝”。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給中國知識分子明確了這個歷史任務。解放以後，這個任務繼續擺在中國知識分子面前。

但知識分子們顯然不怎麼情願接受這個歷史任務。在舊社會，他們都是高高在上的、人民大眾可望不可即的上等人。到了新社會，他們認為，只要自己政治上支援共產黨，就應該繼續是上等人，因為國家和人民需要他們來指引和帶領。

如果他們接受這個歷史任務，就會不待揚鞭自奮蹄，主動地改變文風，要寫出人民大眾能看懂的文字——就像毛選四卷中的那些文章。不會有歐式大長句子，不會有文化人看著都費勁的並列句，不會把本來簡單的意思繞來繞去複雜化。這種“乾屎橛”的文風，與其說是在表達某些觀念，不如說是在彰顯某種地位——彰顯自己上等人的、高高在上的地位。

可見，文風並不僅僅是個文字風格問題，而是是否願意和人民群眾相結合，是否願意為人民服務的大問題。胡風等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的態度，是很顯然的。

這個態度應該改變，但這還不是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最大難題。

04

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在歷史大時代，他們已經失去了引領社會、給國家指明發展方向的能力，但他們又想繼續成為上等人。這中間的矛盾和衝突是深刻和無解的。

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新中國建立之時，正是中國即將展開翻天覆地鉅變之時。在這種時代大潮中，引領國家和社會、準確理解中國要做什麼的，是革命家、政治家，而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基本上還沉浸在“純文藝”“純知識”的範圍內自娛自樂。他們既不知道接下來國家應該做什麼，也不知道自己在這個偉大時代中的使命和任務。

接下來的幾十年，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很坎坷。在他們的回憶錄中，充滿了對這個時代的抱怨和怒氣。但是，這隻能表明，他們到現在也沒能理解問題所在。

歷史學家黃仁宇有一個觀點，認為中國的現代化，要在社會上層和下層都發生徹底變革。國民黨完成了上層變革，共產黨則完成了下層變革。這樣，中國才終於完成了現代化。

這種觀點似是而非。看上去，確實是國民黨改造了上層，但他們沒能力改造下層，所以失敗了。共產黨的優勢就是能夠改造下層，所以勝利了，並最終完成了民族復興的大業，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事實是，國民黨確實改造了上層，把傳統王朝計程車紳變成了現代化的上等人。但他們的這種改造，仍然不符合新中國的需要。新中國一方面大力改造了下層，但同時也再次徹底改造了上層。國民黨留下來的社會上層，完全不可能和新中國的下層結合在一起。

在這種大歷史中，作為舊中國“上等人”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命運坎坷，可說是註定的。除非他們能及時跟上革命家、政治家的步伐，自己革自己的命，把自己改造為建設新中國所需的人才，否則，他們就只能被改造。

這確實是一個大難題。

05

之所以說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仍要面臨這個大難題，就是因為，現在的中國，又面臨了不亞於新中國建立時的歷史大轉折。而在這個轉折點上，中國知識分子再一次表現出“落後於政治家，但又不願意自我革命”的特點。

現在的中國，一方面完成了偉大的民族復興，另一方面，正在向前所未有——或者說久已陌生——的世界大國地位邁進。和建設新中國一樣，在這個過程中，動員、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是最重要的。知識分子在這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前提條件是，他們必須把自己改造為適合這個歷史任務的人才——核心點仍然是和人民群眾相結合、為人民服務。

這種自我革命，對知識分子來說很艱難，甚至很痛苦；但不進行這種自我革命，繼續沉浸在“自己人”孤芳自賞、互相吹噓的小圈子、小天地之中，繼續孜孜以求成為上等人，中國知識分子將再一次被時代所超越，而不可能指引、帶領國家前進。

中國知識分子很希望扮演“社會導師”的角色，可惜，近代以來，他們幾乎沒有這個機會。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太激盪太劇烈。書房中的知識分子追都追不上，談何引領？20世紀以來，引領中國的一直都是革命家和政治家。

不接受不面對這個事實，也不願意承擔自己的歷史任務，這種知識分子，今天到處可見。他們的命運，固然不會像上一代知識分子那樣坎坷，但想成為“社會導師”，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