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我在這所鄉村小學教學點上跌跌撞撞得教書，兩眼一抹黑，全憑滿腔熱情的悶頭苦幹。中間經歷了一次打擊以後，不敢輕易再做與規則相悖之事。
之後就放暑假了，我度過了一個多月的暑假，學校帶給我的傷害也在時間的消磨裡慢慢痊癒。我一般不會把學校的難過的事跟父母講，因為他們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不能給出建設性的意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父親性格暴躁，如果聽說我辦了這麼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除了大罵沒有出息，不會辦事之外沒有任何建設性的意見。母親性格柔弱，除了心疼我一個小姑娘在外受氣流淚難過之外，沒有任何建設性的意見。所以如果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他們，他們除了一個罵，一個哭，我可能啥都得不到。因為從小到大我經歷過這樣的事太多了，所以回家總是三緘其口，思量再三，從不跟父母提工作的煩惱。身邊也沒有能夠跟我相同經歷的朋友，所以一切煩惱都只能自己消化。因為這樣的環境~生活中沒有能給你提建設性意見的朋友和父母，工作中沒有同事指點，所有的一切成長只是依靠自己內心的消化，依靠時間流逝自己慢慢的內化，可想而知我的成長得有多慢。
暑假過後，孩子們升入了新的年級。我所任教的年級也發生了變化。一年級的孩子只剩了三個人，為什麼只剩了三個人呢？上一篇文章裡我提過，幼兒園有兩個孩子跟著學了半年一年級的知識，有一個孩子成功升級，卻鬧了那麼一場，又不甘心接著上一年級，就轉學去了姥姥家所在地上二年級。還有另外一個考的稍微差點的孩子，數學90多，語文80多分的那個孩子沒考上二年級。我之前也說過，我的平均成績90多分，這個孩子在我們學校倒數第一，但在其他學校也應該是名列前茅了。之前這個同學的家長一直在觀望狀態。他在觀望那個考的好點的同年級孩子如何處理，如果那個孩子升入二年級，下一步他家也要出動人脈關係去找一找校長的。沒想到那個考的好點的孩子雖然成績好，但也沒有破格錄取，所以他家也就沒有出面找。但是他家也不甘心讓孩子再上一年一年級了。於是他和那個轉學的家長一商量，也跟著轉學的那個孩子一起轉學了。他們轉學的那所學校不屬於我這個鎮管轄，雖然是兩個鎮，其實相隔才七八里地。我所任教的這個村子在這個鎮和另一個鎮的交界地帶。那時候沒有學籍這個說法，轉學只要學生成績達標，找的中間人能夠說和下這個事，轉學就能辦。我的一個無心之舉，改變了兩個孩子的命運，現在想來不盛唏噓，不知道那兩個孩子是否會想起當年這個轉變來。不知道他們的心裡是否會蕩起一層漣漪，感謝我當年給與他們早上一年學的便利。
就這樣我本來教的是幼一三三級複式，一年級的孩子成功升入鄰村二年級，三年級自動變成四年級，幼兒園就沒有招上新生來。（這個村子比較小，中間連續六年只出生了一個孩子。）這樣我教的年級就變成了一四年級兩級複式。3個一年級，12個四年級的孩子。最起碼年級簡單了一點，這讓我很是欣慰。
我一直認為我是一個很好的老師，我領著這15個孩子嚴格按照課程表上課，不像以前的老教師那樣上午數學下午語文，一科上半天，中間沒有變化。課間是十分鐘，不像原來的老教師那樣一下課能下40分鐘，一上課上一個小時，我嚴格按照學校作息時間表上課，40分鐘一節課。我教他們週一升旗，唱國歌，教他們學廣播體操，學眼保健操，上午大課間練廣播體操，下午大課間做眼保健操。我教他們畫素描，唱歌。那時候學校條件簡陋，沒有多媒體，連個錄音機都沒有。我就從家裡帶來錄音機，錄好廣播體操和眼保健操的音樂，大課間讓他們跟著音樂做操。音樂課上教他們唱我會的歌曲，偶爾讓他們也聽聽流行歌曲，有時我也會吹起口琴，給他們伴奏。我覺得我得把課程上滿，上足，讓這些偏遠鄉村的學校的孩子也能享受和城裡孩子一樣的待遇~音樂，體育，美術；我覺得我雖然身在鄉村，但是不能忘記要把最美好的東西帶給我的學生。當然我的這些教學方法也得到了家長的一致認可，我走在大街上，不時聽到家長對我的評論：這個老師不錯，咱家孩子頭一次還能升旗，還能上體育，還能做操，還能畫畫之類的話，我在別人的讚揚聲中獲得了極大的心裡安慰。
但這份幸福感很快就在一個小插曲中被澆滅。有一個週一，我從家裡來到學校，發現辦公室裡一團亂。喝水的杯子裡是黃黃的液體，發出一股怪味。燒水的壺裡也是，盛水的暖壺裡也是。參考書，備課本，試卷之類的東西扔的桌子上，地上到處都是。那張單人床上也是一團皺，有人踩過的痕跡。難道是進賊了？鎖是好好的，但是窗戶的插銷開了。我的辦公室和教室中間有一扇小門直通，我放假的時候都會把這扇小門插上，平時上課就直接從小門進入教室。可能週六放假我忘記插這扇小門了，現在這扇門插銷沒插，賊就是從教室進入的我的辦公室，然後霍霍一番，從辦公室的窗戶跳窗出去的。我先檢查了一下是否丟東西，發現除了丟了幾根筆和橡皮，其他東西沒丟。最噁心的是水杯水壺裡的疑似尿的東西，水杯水壺是不能要了，太噁心了。我把他們扔出去就開始調查學生。有一個四年級的我挺喜歡的學生小凱偷偷告訴我，可能是周文浩和周文博兄弟倆，因為週日下午看見他倆在學校附近跑，而且平時總聽見他倆說我的壞話，嫌我留作業留的多。我把那兄弟倆叫來審訊，他倆一口否認，但是神色都不自然。雖然神色不自然，無論怎麼問，都不承認。我沒有真憑實據，自然也不好去他家裡找家長。我只有把這件事告訴大隊書記了，畢竟進賊了。大隊書記來看了看現場，推斷就是小孩子乾的，不可能是大人乾的，沒什麼可偷的，只是做了壞事，喝水的杯子和水壺是不能要了，村裡出面又給新置辦了一套，村書記在大喇叭裡大聲罵了一通，威脅村民如果誰還敢去學校搗亂，讓他逮住讓他好看。我內心深深懷疑是周文博兩兄弟乾的，但是沒有真憑實據，從此之後看他兩兄弟的神色都有所改變，覺得水壺裡，水杯裡一定是他兩兄弟的尿，再也做不到用平常心去對待這兩兄弟了。心裡經常一陣陣發涼，虧得我對這些學生掏心掏肺，一腔熱情對待他們。這兩兄弟是雙胞胎，上面還有一個姐姐上五年級，家裡條件不好，母親有病不能幹活，全靠父親一人養活三個孩子。我給這兄弟倆申請了貧困生補助，兩兄弟成績都不是很好，平時上課我就多提問他倆，批改作業時也對他倆要求嚴格，重做的次數比較多。沒想到我的這些做法反而讓這兩兄弟對我懷恨在心，認為老師上課提問，作業抓著錯誤不放那是找他們麻煩。這件事讓我的心如同一盆涼水從頭澆到底，心裡拔涼拔涼的。對待學生那麼好，沒想到他們會這樣做。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老師認為的好可能只是一廂情願，學生可能不會認為你對他好，反而是覺得老師在找自己麻煩。同時我也反思：我可能真的不清楚我的作業量是多少，我作為一個成年人可能寫點作業不覺得難，對小孩子來說就很多了，所以要儘量少留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