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有關種族關係的視訊通話，氣得斯科特從此切斷了和父母的所有聯絡。
母親對他在社交媒體上支援一名民權活動家感到憤怒，還發表了很多“非常可怕的”種族主義言論，當時斯科特7歲的兒子就在他身邊。
當父親試圖寫郵件緩和母子關係時，最後壓倒斯科特的稻草來了——父親給他發了一個白人至上的影片。
憤怒的斯科特無法理解，本身有猶太人血統的父母，為什麼無法理解人們因為種族歧視而受害的事實。
“這太瘋狂了，要知道我們祖先有很多人，就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
然而，這不是斯科特第一次和父母發生價值觀衝突，卻是他最後一次和父母進行溝通的嘗試。
毫無疑問，親子紐帶從此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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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後和父母“分手”，成為歐美常態
這種通常由孩子那方發起的、親子之間的“決裂”現象，近年來在西方國家呈上升趨勢。
“向家人宣佈‘我們絕交了’是一種獨特的新現象，它不同於家庭失和、嚴重衝突或者情感疏遠但仍保持接觸的關係。”美國康奈爾大學人類發展教授皮勒默(Karl Andrew Pillemer)認為。
鑑於美國很少有關家庭疏遠的研究，他在全國進行了一項調查，並出了一本書《斷層線：破裂的家庭和如何修補它們》。
他的調查結果顯示，27%的美國成年人表示自己和父母關係疏遠。
皮勒默透露，由於人們對這種關係羞於表露，實際上的數字可能更多。
英國慈善機構 Stand Alone 相關研究表明，五分之一的家庭也有親子決裂的情況發生，而澳大利亞、加拿大的學術研究人員和心理治療師也表示，家庭疏遠正變成一種盛行的“無聲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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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方面的分歧
儘管目前相關的研究資料不多，但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間的大多數“分手”，往往是由孩子主動發起的。
《疏遠的規則》一書的作者、心理學家約書亞·科爾曼，在最近一項對1600對疏遠家庭的調查中發現，造成這種情況的最常見原因之一是，父母對孩子心理和生理方面的虐待，導致成年後子女決定遠離這種有毒的家庭關係。
離婚是另一種常見的影響，比如成年子女站隊一方父母、新家庭角色(繼父母或繼兄弟姐妹繼父母)的加入，都會導致雙方對“物質和情感資源”分配不均的不滿。
像斯科特和父母的這種情況，則屬於價值觀方面的分歧，這也是近年來越來越被強調的原因。
約書亞·科爾曼和美國威斯康星大學 10 月份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超過三分之一的“被分手”的母親提到，和孩子有價值觀分歧。
皮勒默最近的一項研究也發現，這些價值觀差異多發生在“同性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差異”等話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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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專家都認為，近年來政治和文化的兩極分化，加劇了這種衝突。
美國益普索 (Ipsos) 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2016 年美國大選後，家庭裂痕有所增加;斯坦福大學學者 2012 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孩子嫁給了支援敵對政黨的人，大部分美國父母可能會不高興。
英國最近的一項研究也發現，十分之一的人會因脫歐話題與親人鬧翻。
斯科特雖然從未和父母討論過政治投票傾向，但他和妻子對社會問題的高度關注，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MeToo”運動，甚至要不要接種新冠疫苗，都是和父母翻臉的導火線。
“社會認同感，已經更多地決定了當今年輕人要不要和親人保持親近，或者放手離開。”科爾曼說。
更注重追求個人幸福
除了世代價值觀差異的影響外，不斷覺醒的個人主義和自我意識，也成為了成年子女不再被親情裹挾的關鍵。
與前幾代人相比，很多年輕人對親人的依賴程度要低得多。
尤其近年來人們對心理健康意識的增強，更願意去剖析原生家庭的影響，也就越有信心去劃定關係的界限，並拒絕那些以親情之名行情緒勒索之實的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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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歲的山姆，如今住在英國。
從小她就在一個酗酒家庭長大，上大學離開家後，她很少和父母溝通。
讓她決定斷絕關係的是，在一場葬禮上，她親眼目睹了父親用刻薄難聽的話語，不斷辱罵6歲的表弟。
在接受心理治療後，她清楚地認識到，不僅是糟糕的成長環境影響了她，言語暴力同樣毀了自己和父母的關係。
“我沒有遭受身體虐待，並不意味著我沒有受到傷害。”
山姆的經歷證實了一點，那就是切斷有毒的親子關係，變得越來越被社會所接受。
“人們選擇和誰維持一段長久的關係，更多的是基於對自我的認同，對自我成長的渴望，而不是什麼義務或者必須。”
科爾曼表示，“因此，除非成年子女自己想要重建關係，沒有什麼辦法能將他們與父母聯絡起來。”
如何彌補親情裂痕
雖然透過疏遠父母來改善心理健康，是很多人的常見選擇，但皮勒預設為，這個決定也會帶來不穩定、羞愧與壓力的感受。
“人們失去了家庭帶來的一部分實質好處，比如物質上的支援，以及對熟悉群體的一種歸屬感。”
而和子女決裂，對父母的影響更大。
他們往往不情願被排除在子女，甚至是孫子女的生活之外。
在科爾曼的研究中，父母們描述了“深深的失落與後悔”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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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很多國家的政治分歧越來越多，以及個人主義在全球文化中的流行，許多專家認為和父母“分手”的成年子女只會更多。
“我的預測是，情況要麼變得更糟，要麼保持不變。
家庭關係將更多地基於追求幸福和個人成長，而不是強調義務或責任。”科爾曼說。
皮勒默則認為，人們不應該排除彌補關係的可能性，尤其是起源於對立政治或價值觀的分歧。
他採訪了100多組成功和解的家庭，結果發現親人和解的過程，被很多子女當做是“真正成長的標誌”。
在成功和解的家庭中，幾乎都採用了一種策略：他們不再強求彼此對過去道歉，相反地，他們更願意專注於當下和未來的關係，在對方身上寄予更現實的期望，而不是徒勞地嘗試改變彼此。
其它可能奏效的策略包括，與不站在自己一邊的親人交談獲取更多視角，從對方的角度來寫日記闡述事情，以及嘗試和親人一起尋求心理諮詢。
甚至可以和對方商定關係的最低界限，比如無論親子關係如何，至少保持孫子孫女和祖父母的互動。
和解之路，當然不適用所有人，但對此前關係比較親密或者從未產生衝突的一些家庭來說，彌補裂痕，是重拾自信和成就感的來源。
即便結局並不完美，但對於長久以來揹負沉重親子關係的人來說，踏出第一步，是自我救贖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