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向黃維發特赦釋放通知書。
拿到特赦通知書的黃維再也壓抑不住心中的情緒,失聲痛哭。
從1948年12月在淮海戰場被我軍俘虜,到1975年作為最後一批戰犯被國家特赦,黃維在戰犯管理所度過了長達27年的改造生活。
27年的時間裡,黃維熬走了戰犯管理所的兩代管理人員和他在國民黨裡的大部分同僚,從開始的拒不配合到後面的大徹大悟,最終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重返社會,這期間,在他的身上發生了太多太多的故事了。
1965年,黃維突然出現在上海北郊中學的教室外面,正在上課的高二學生黃慧南被老師叫了出去。
“你父親來了,你去看看他吧。”
“我不去!我和他不是一路人。”
對於這個自己從來沒有見過的父親,黃慧南感到十分的陌生和恐懼,他覺得這是一個和自己完全不搭邊的一個人。
黃維被俘後,黃慧南一直和外婆、母親生活在一起,雖然時常聽母親提起父親,可她對黃維還是相當牴觸的,堅決拒絕見面。
學校的教導主任對他說:“這是給你的政治任務,你要幫黨給你父親做工作,讓他早日完成改造。”
最終黃慧南同姨夫一起在錦江飯店與父親黃維會了面。見面之後,黃慧南看見眼前的這個老人,還是心平氣和地喊了一句“爸爸”。
黃維的反應異常興奮和激動,他望著眼前的這位自己從未見過的女兒,一時間竟亂了分寸。
眼前的父親似乎並沒有自己想象中的那麼可怕。她原本以為這是一個面目猙獰,用毒氣殺人的大魔頭,而他看到的卻是一個和藹的老人。
黃維與女兒的對話是當時組織特意安排的,當時戰犯管理所安排戰犯到杭州和上海參觀,與家屬見面也是對戰犯進行改造的重要手段。
當時組織上為了更好地改造這些戰犯,允許他們在“五一”和“十一”參加天安門慶祝活動,還帶領他們參觀了新中國的一些現代工程。
當時的黃維也是一位花甲老人,剛從杭州到上海,便同女兒黃慧南講述了自己這一路的所見所聞,對城市的建設讚不絕口。
這些參觀是相當有用的,他也逐漸開始改變對共產黨的認識,頑固的思想也有所改變。
雖然黃慧南同父親聊了很多,也一同進了午餐,但是依舊對眼前的老人充滿了陌生感,她甚至並不關心他住在哪兒,後面要到哪兒去。
畢竟當年父親離開時,她還是母親腹中的胎兒。
黃慧南
1948年夏,黃維與妻子、兩個兒子和大女兒正在廬山避暑,突然接到奔赴武漢的命令。黃維立即告別了家人去了前線,可誰曾想這一走便是27年。
在黃維離開半年後,蔡若曙等到了國民黨關於黃維陣亡的通知。
黃維在淮海戰役被俘後,國民黨為了掩飾真相,對外宣佈黃維陣亡,還若有其事地為黃維舉行了追悼會。不久後,蔡若曙跟隨國民黨去了臺灣。
不過,蔡若曙始終覺得丈夫沒有死,於是又在幾個月後偷偷地跑回了大陸。
幾經周折後,她終於打聽到黃維被解放軍俘虜了的訊息,這讓瀕臨崩潰的蔡若曙心中又燃起了一絲希望。
但是,從被俘的第一天起,黃維就極不配合解放軍的工作。當時的杜聿明和邱清泉被圍在陳官莊,中野的領導動員十二兵團的將領給他們寫勸降信,各個軍長都在勸降信上面簽了字,黃維卻堅決不簽字。
當記者採訪黃維時問他為何不早點投降時,黃維起身大吼道:“只有戰死的烈士,沒有苟活的將軍,我為什麼投降?為了國家民族利益,我要戰鬥到一兵一卒……”
這一席話也暗示著今後黃維的改造工作充滿了挑戰。
而往後的事實也確實印證了這一點。被俘後的黃維同王耀武、杜聿明等國民黨高階將領一同在北京的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從剛進入戰犯管理所,黃維便抱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態度和管理人員針鋒相對。
在平時的學習中,他要麼沉默不語,要麼大放厥詞。對於自己曾經的行為不加反思,反而鼓吹國民黨的反動行為是正義的。
對於在裡面積極改造的戰犯杜聿明等人,他也是時常嘲諷,經常破壞戰犯管理所的相關規定。
對於睡覺不許關燈的規定,他對管理人員大罵沒有人性。
當一些改造的國民黨將領在讀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一些積極讀物時,黃維便會吟誦于謙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氣歌》來嘲諷他們。
總之,他總是抓住一切機會發洩自己的情緒。
當時組織上規定戰犯必須讀一些規定的書籍,反思自己的相關罪行。杜聿明在讀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後感觸頗深,寫下了長長的筆記。
但黃維卻拒絕任何形式的悔過,他說自己“無罪可悔”,他也成為了功德林裡難以改造的典型案例。
當黃維在戰犯管理所與組織和人民作鬥爭時,卻不知道外面的家人正在心急如焚地等待他回家的訊息。
黃維的妻子蔡若曙出身大家閨秀,有很高的文化水平,在回到上海後因寫得一手好字而經常去居委會做班報和登記工作。
她還憑藉自己的能力獲得了在上海圖書館的工作,而她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等待黃維的歸來。
雖然作為戰犯家屬,但組織上對蔡若曙和他的子女還是相當照顧的。
黃維的大女兒黃敏南報考復旦大學,是經周總理親自批准獲得入學資格的,黃慧南也在各界領導的幫助下順利地進入了上海的北郊中學。
1956年,蔡若曙和大女兒黃敏南獲得探望黃維的批准。黃敏南後來回憶道:“父親的樣子還是沒變,只是變老了許多。”
蔡若曙和大女兒對黃維在裡面的狀態很是關心,他們都勸他好好改造,早日與家人團聚。可是對於妻子和女兒的勸解,黃維還是不願意絲毫接受。
1959年,我國準備釋放第一批特赦戰犯。當時的有關部門甚至都已經通知蔡若曙準備迎接黃維回家,叮囑她注意聽最近的廣播。
但當他們在廣播中仔細聆聽第一批特赦的戰犯名單時,卻始終沒有聽到黃維的名字。他昔日的同僚杜聿明、王耀武等人都在這一次特赦中相繼被釋放。
希望破滅後蔡若曙萬念俱灰,她不想再這樣無盡的等待。在一天下班後,蔡若曙一個人回到圖書館並服下大量安眠藥,所幸被同事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才保住了性命。
當時的蔡若曙不知道後面還會有特赦的人員,得知希望破滅後便逐漸患上了精神病。不久她便因為身體和精神原因無法在上海圖書館繼續工作。
大女兒後來回憶道,她是相當感激上海圖書館的,是上海圖書館破例為母親辦理了退休手續,讓蔡若曙可以領取退休工資的同時可以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
如果沒有這個,母親蔡若曙可能早就因病去世了。
在許多年後,黃敏南和黃慧南姐妹倆才知道,當年的黃維本來也是在內定的特赦名單中的,但是由於黃偉在裡面十分頑固,認罪態度十分不好,也不配合管教人員的改造工作,所以戰犯管理所最終不同意釋放他。
雖然對黃維的改造工作遇到了困難,但作為軍人也作為中國人的黃維,面對志願軍打敗美軍的事實一方面感到高興,一方面心服口服。
當時的功德林裡面有好幾個大喇叭,目的就是及時地告訴這些國民黨戰犯關於我志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的英勇戰績。
這是一個相當好的改造手段,當志願軍一次又一次戰勝美軍的訊息傳來的時候,這些曾今趾高氣昂的國民黨將軍內心開始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轉變。
包括黃維在內的很多國民黨將領對於自己曾經的戰敗很是不服氣。他們覺得解放軍的勝利完全是靠運氣或者自己的指揮失誤。
而志願軍要和實力相差懸殊的美軍打,那是完全沒有絲毫勝算的,他們都等著看志願軍的笑話。
黃維當然也是這樣想的,本就對自己戰敗耿耿於懷的他,也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態等待前線的訊息,不過這一次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又一次狠狠打了他們的臉。
廣播裡關於志願軍打勝仗的捷報頻頻傳來,面對裝備優良的美軍,志願軍毫不畏懼,越戰越勇,將不可一世的美軍趕回了三八線。
如此重大的戰果傳來,都要驚呆了那些先前不看好志願軍部隊的戰犯們的下巴。當然震驚之餘,他們已經承認了解放軍的實力。
就算是讓黃維親自去帶領這樣的部隊,也很難取得這樣輝煌的戰果,因為他們不知道,志願軍的力量不僅僅來自於武器裝備,更來自於內心堅定的信念。
他們的信念裡包含了對黨和人民的忠誠,對國家的熱愛,和對反動勢力和侵略者的滿腔憤恨。
也正是心中的這些信念,支撐著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下打敗了美帝國主義侵略者。直到這一刻,這些國民黨將領才明白自己為何失敗,他們也輸得心服口服。
也是這時候,黃維開始明白自己當初失敗的原因,他開始思考工作人員曾經提的一個問題:“你做錯了什麼?”也許他開始明白自己真的錯了。
當初的抗日戰爭是自己為了國家和人民在戰鬥,可後來卻淪為了蔣介石反動統治的戰爭機器,這樣的他難道沒錯嗎?
而現在的他一直糾結於自己的戰敗事蹟又有何意義,如果輸了就失去了意義,那他的人生是否就只是為了打仗?
難道他從軍就是為了打個輸贏?就是為了升官發財嗎?我想他應該也不是這樣想的。
當廣播中一次次傳來志願軍的勝利訊息時,黃維腦海中可能也回想過淮海戰場上自己和解放軍的戰鬥。他應該深知,就算再給他一次機會,他也是無法戰勝這支部隊的。
此刻的黃維應該明白,蔣介石發起的內戰是反人民的,這樣的戰爭國民黨也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勝利的。
雖然黃維依舊很牴觸對自己的改造,但是在思想上已經逐漸有了動搖。對於共產黨領導的這支軍隊,他至少已經打心眼裡接受和佩服。
功德林戰犯管理所為了響應前線號召,要求這些和美軍有過深刻交集的國民黨軍官寫一些關於美軍的認識。
改造不積極的黃維面對打美軍可來了勁,一改從前不合作的態度,不僅積極寫作,而且揚言還要寫得比其他人都好。
黃維還參加了戰犯管理所組織的“炒麵運動”,為朝鮮戰場前線糧食短缺的部隊提供口糧。
作為行軍打仗的將軍,黃維深知戰場上吃不飽穿不暖對士兵的挑戰,所以在炒麵的過程中顯得格外賣力。
黃維也在這些影響中發生著潛移默化的變化,他雖然嘴上還是很硬,一直要犟到底,可行為上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對自己的戰敗耿耿於懷了。
黃維(前排左二)
此後黃維雖然依舊不太配合管理所的改造工作,但是他從心眼裡是佩服人民解放軍這支英勇的部隊的。
不久後,黃維的二女兒黃慧南在高中畢業後到東北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而此時的黃維也正被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
在此期間,黃維給妻子蔡若曙寫了一封信,信中沒有提及家事,也沒有問候家人,只說了一件事,便是說自己要學習《共產黨宣言》這本書了,需要買參考資料,叫妻子給自己寄來買書錢,並叮囑千萬不要耽擱。
這裡也可以看出黃維對待改造的態度已經大有改變,他不在一味地牴觸,而是開始去理解和學習共產黨的主張。
從1972年開始,黃維與家裡人的通訊變得頻繁起來,信中也表現出了黃維越來越積極的改造態度。他和家人都沒有想到,自己離回家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1975年3月21日,來自瀋陽的一輛列車停靠在北京的站臺。黃維作為最後一批特赦戰犯終於得以同家人團聚。當拿到特赦通知書的時候,黃維激動地淚流滿面。
黃慧南和母親在上海領導的陪同下一起來到北京迎接黃維,分別27年的家人終於可以在一張餐桌上吃飯。
黃維一直覺得對小女兒黃慧南很虧欠,特意在自己住的大包間裡多放了一張床,讓小女兒陪在自己身邊。
黃維最初本來打算回江西老家安享晚年,但組織上為了照顧他,特別批示他留在北京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每月享受200元工資的待遇。他們全家也隨之搬到了北京。
剛出來的黃維是特別高興的,他很感激妻子蔡若曙27年來對自己不離不棄的等待,也很少有人能像她這樣等他。
前前後後特赦了很多戰犯,沒有一家像蔡若曙這樣不離婚不改嫁,巴巴的等了近30年。
對於蔡若曙來說,這麼多年的等待卻是十分煎熬的。在一次次希望與失望中終於等來了丈夫的回來,她的精神已經嚴重錯亂。
在黃維出來後她也整日惶惶恐恐,擔心丈夫說錯話又被抓走,黃維每次回家晚點她也擔心是不是又出了什麼問題。
讓一家人意想不到的是,不幸卻是發生在了蔡若曙身上。
1976年的一天,午睡醒來的黃維發現妻子不見蹤影,尋找半天后才知道蔡若曙偷偷離開家,跳進護城河自殺了,妻子走後黃維也大病了一場。
在與丈夫相距不到一年,蔡若曙便以這種方式告別了家人,實在令人惋惜。她一個人挺過了最絕望的時間,卻沒能在最後關頭堅持住。
在黃維擔任政協文史資料研究院期間,本就執著認真的他對待工作嚴謹認真,為了文章的真實性,他有時候四處奔波查閱資料和訪問相關親歷者。
所以無論是在戰場上還是在工作上,黃維永遠都是一副較真的態度。
1989年,臺灣方面透過民間渠道邀請黃維前往臺灣訪問,黃維列出了一批自己將要拜訪的黃埔時期的好友名單。
其實自兩岸開放探親以來,黃維一直致力於兩岸的和平統一工作。
他曾說道:“趁我現在還能動,有一定的影響力,我一定要在生前為祖國的和平統一事業貢獻一份力量。不然會成為我終身的遺憾的。”
黃維為了這件事準備了許久,為了兩邊都需要辦的手續四處奔波。然而不幸的是,黃維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突發心臟病去世了。
1989年1月,黃維從香港參加交流活動回來,他打心裡希望兩岸和解,為了和平統一而一路奔走呼喊,而他的去世也離不開自己勞累的身體。
從香港風塵僕僕趕回來的黃維又為即將召開的兩會夜以繼日的準備提案,在兩會報到現場,他突感身體不適,在醫院住院後第二天便因為心臟病去世了。
當年,黃維給家裡人提起過,國民黨方面向他承諾若他留在臺灣,可以補發他27年的薪水,但被黃維毅然決然的拒絕了。
黃維說自己去臺灣是為了見老友和促進兩岸和平的,並不會辜負共產黨的培養。
“蔣介石對我有恩,可共產黨帶我也不薄。”黃維堅定地說到。這樣的黃維。並不像世人眼中那副死也沒有改造好的頑固形象。
“我是罪大惡極的戰犯,解放後受到寬大和改造……”2010年9月29日,黃維的聲音從一臺老式錄音機傳了出來,這是1980年錄製的對臺廣播。
從這也可以看出黃維最終接受了共產黨的改造,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黃維最終選擇了與自己和解,擁抱了人民,他的一生是曲折而有意義的,他後半生的醒悟值得家人和組織為他感到高興。
黃維死後,經中央批准葬在了八寶山革命公墓,並在全國為他舉行了追悼會。
這是對他在抗日戰場上功績的肯定,也是對他最終能成功蛻變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