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科學技術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在這樣的背景下，科學研究被劃分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等類別，以此區分科學研究服務的不同目標。然而，關於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概念及其二者之間的關係，多年來一直是國內外科學技術史和科技政策領域學者爭論的重要問題。
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概念辨析
1945年，萬尼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在《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報告中提出基礎科學及其在技術創新中的作用的觀點。布什認為，基礎研究的實施不考慮實際結果，是對一般知識以及自然界及其規律的認識。他指出，應用研究總是排斥純研究，基礎與應用研究目標的固有矛盾劃分了兩種探索間的實際界限。關於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動態關係，他提出了單一向度的“線性模式”——基礎研究是技術進步的先驅。根據布什的觀點，對基礎科學的投入，能夠透過技術轉化過程將科學成果轉化為技術創新，在經濟福利方面得到回報。布什的“線性模式”提出後，很快成為美國國家科學政策的基礎。1963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弗拉斯卡蒂手冊》（第1期）中修改了研究分類，“基礎研究”被定義為“主要為了科學知識的增加而進行的工作，不考慮實際的特殊應用”，“應用研究”被定義為“考慮實際應用”而進行的工作。
然而，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互分離的觀點很快在學術界引起異議，進而引發了20世紀學術界關於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關係的長久爭論。1950年，詹姆斯·B.考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概念和分類方法提出質疑。他指出，沒有人能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限。他提議拋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這兩個術語，代之以“計劃性研究”和“自由性研究”。因為“在以某種特定目標為目的的研究計劃和對人類未知的廣闊領域的自由探索之間，存在著相當明顯的不同。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地說所謂的應用研究全都是計劃性的，但被貼以基本性的標籤的那些也往往是計劃性的”。1964年，阿蘭·T. 沃特曼（Alan Tower Waterman）引入“任務定向”基礎研究概念。他指出，這種研究的目的在於幫助解決一些實際問題。這種研究與應用研究不同，研究人員並未被要求或被期望去尋找重要的實際應用，依舊可以按照他所選擇的任何一種途徑去探索未知世界，但這種“定向”基礎研究又有別於“自由”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中包含定向研究的觀點很快在學術界取得共識。與此同時，關於應用研究的性質也有學者提出辯駁。他們指出，應用研究也應當包括那些尋求更基本的認識的研究。1967年，哈維·布魯克斯（Harvey Brooks）透過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深入考察，注意到科學家和資助者的觀點可能存在不同。科學家可能會認為某項研究是基本性的，但資助者可能會確認這項研究是應用性的。此外，研究地點的不同也會導致對研究看法的不同。他指出：“基礎”和“應用”不是反義詞。直接指向應用目的的工作，在性質上可能是極為基本的；而一項研究可用於“應用”這一特性，並不意味著它就不是基礎的。根據學界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認識的新動態，1970年《弗拉斯卡蒂手冊》重新修訂，將“基礎研究”定義為：“為獲得新的科技知識和認識而進行的基本探索……最初的目標不指向某一方面的實際目的”。不僅如此，該手冊還對基礎研究進行了說明：雖然基礎研究“不考慮實際應用”，但它可能“朝資助機構感興趣的方向發展”。至此，學術界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概念的認識推進到一個新層次。
突破“創新的線性模式”
20世紀40—70年代，學術界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概念的認識不斷深化，而對於二者之間動態關係的認識仍有待推進。事實上，布什在40年代提出的“線性模式”多年來一直是主流的敘事方式，“基礎研究是技術進步的先驅”“基礎研究就是未來的應用研究”等表述不斷被重複。五六十年代，“創新的線性模式”由經濟學家引入和傳播，這一模式的建立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基礎研究之後是應用研究，後者經過開發，最終將成為創新。直到80年代以後，“線性模式”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
1987年，保羅·福曼（Paul Forman）提出頗受爭議的觀點：受應用技術資金支援的物理學只是“名義上”的純粹研究，涉及的並非“新的理解”，而只是“有限意義上”的“新”。福曼的觀點再次引發學術界的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爭。1990年，丹尼爾·凱夫勒斯（Daniel Kevles）針對福曼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物理學中的某些學科似乎被內在邏輯所驅使，促使這些學科對物理宇宙有更深的理解，但其他學科最初可能從學科與技術的相關性中被賦予意義，這些學科可以作為研究領域擁有自己的生命。以“流體力學”為例，他指出，“無論興趣的來源是什麼，說一種型別的研究是真正的基礎物理學，而另一種則不是，似乎是武斷的”。在這場爭論中，由應用研究引發的基礎研究之爭引起科技史家的關注，這意味著單一向度的“線性模式”被突破。1991年，內森·羅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明確提出“創新的線性模式已經死亡”。
1999年，D. E.斯托克斯（Donald E.Stokes）的《基礎科學與技術創新：巴斯德象限》出版。斯托克斯引入“二維”的“科學研究的象限模型”，將“是否有應用考慮”和“是否追求基本認識”分別作為座標軸，形成科學研究的四個“象限”。它們分別是隻受認知需求引導，不受實際應用的引導，稱為“玻爾象限”；只因應用目的引起的研究，不尋求對某一科學領域現象的全面認識，稱為“愛迪生象限”；既尋求拓展認識的邊界，又受到應用目的影響的基礎研究，稱為“巴斯德象限”；既不是認識目的激發的研究，也不是應用目的激發的研究，未被命名（該象限並不是空的）。其中，“巴斯德象限”作為斯托克斯關注的重點，其命名來自微生物學家巴斯德。巴斯德在其科學研究中同時投入於基礎和應用研究，並將這兩個目標結合。“巴斯德象限”的提出真正突破了“線性模式”，對於認識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之間的動態關係具有重要意義。20世紀90年代末，學術界已經形成“創新的線性模式”不可能完全把握創新過程的複雜性的共識。
超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界限
早在1987年，保羅·福曼就提出，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沒有可衡量的區別，將“基礎”和“應用”視為不變的型別是錯誤的，作為歷史學家應該尋求知識的“完整性”。1993年，傑拉德·霍爾頓（Gerald Holton）指出，我們需要這樣一種研究，它能夠把牛頓認識自然世界的傳統與培根應用這些知識達到人類目標的傳統結合起來。這種研究應該包括“被基礎科學忽略而又處於某種社會問題的核心地位的研究”，提示我們突破所謂基礎與應用的分界，以更廣闊的視野，聚焦人類社會共同面對的核心問題。2012年，羅傑·皮爾克（Roger Pielke）提出，是否會出現新的共識，能夠取代“基礎研究”，成為核心的、有組織的符號？
2018年，大衛·卡爾德維（David Kaldewey）和德西麗·肖茲（Désirée Schauz）主編的《基礎與應用研究：二十世紀的科學政策語言》出版。該書彙編了不同國家、不同語種學者在“基礎與應用研究”這一命題下對20世紀本國案例的研究。透過跨文化比較研究，我們看到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語言背景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概念並不統一，這使我們重新思考科學研究的類別問題。該書最後一章，提姆·弗林克（Tim Flink）和大衛·卡爾德維提出“在基礎和應用研究之後是什麼？”嘗試透過對20世紀概念史的分析，反思科學政策語言近年來的發展和轉變，為21世紀的科學政策尋求一種新的全球統一的術語。他們指出，歐洲研究理事會已將“基礎研究”重塑為“前沿科學”，而“大挑戰”已取代舊有的“應用研究”概念。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多學科的研究專案，以解決健康、福祉和安全等世界性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蘇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