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者的後勤成本完全不一樣啊。
傳統中原王朝以人力供應後勤運糧的效率是很低的，“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個廣為人知的比例。後勤的難度不在於軍隊本身吃的糧太多，而是在運輸過程中作為運輸勞力的民夫消耗的糧食要佔到絕大多數的比例，中間這些實際上是純粹被消耗掉且毫無收益的。
隨著距離的增長，運輸效率會急劇的降低，十八日行程要運糧民夫與士兵比1:1，二十六日行程要2:1，而到三十一日行程就要3:1，難度曲線是上揚的，宋代沈括對此寫過專門的文章論述。所以縱觀中國歷史，中原內地的爭霸戰爭總是要規模大一些士兵多一些，而同邊疆外族的戰爭規模往往小一些士兵少一些，因為距離太遠就真的供不上那麼多人了。
再加上古代的道路情況不好，大批車輛經過或下一場大雨後就不好走了，運糧基本是一邊探路一邊修路。人員和時間上要卡的很緊，不能有一點不做事的冗員，修路時甚至高官也會參與（比如趙匡胤就在雨後親自帶人拾柴枝填路）。而路上要是延遲幾次，可能糧食運不到就吃完了，失期的後果是很嚴重的；而且由於軍隊的行動不定，而運輸是滯後的，所以運輸不僅要克服敵人的騷擾，在路線、排程、分配上都是很大的難題，容易出亂子。運糧不僅是一個低效的問題，還要克服種種困難的事件。
這裡要還提一下為什麼西方古代很少遇到類似難題，因為他們的地理環境可以充分發揮水運這個優勢，同樣550公斤糧食，走陸路每多出100英里價格就上升56%，而走海運每多出100英里價格只上升2%。所以我國古代為了補上運輸短板開鑿了京杭運河，雖然河運的效率比不上海運，路上消耗的糧食總量仍然要超過運輸到目的地的糧食總量，但比起純粹的陸運效率已經高上幾倍乃至十幾倍了。
現在我們回到主題。清朝對蒙古準格爾部發動遠征，2萬軍隊前往伊犁，平均行軍近3000裡，所到之處全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後勤人員只有8萬，怎麼做到的呢？
答案很簡單，以畜力替代人力：“丁巳，陝甘總督永常奏：此次進剿準夷，自哈密至伊犁三千餘里，全資馬力。若照廷議，按二萬兵備辦。內綠旗兵八千，需馬一萬六千。滿洲兵例系一兵四馬，需馬四萬八千。加以領兵大員，及隨帶餘丁，共約需馬七萬餘。”實際上這四匹馬，只有兩匹作為主騎從騎，另外兩匹都是用來馱運糧秣器械。需要指出的是，這些馬甚至還是精挑細選過的，因為有部分馬的膘很瘦不達標，兵部尚書索諾和還被撤職查辦。
其實軍隊本身的運輸對於中原王朝來說還不是首創，歷代強勢中原王朝的馬匹保有率一直很高。唐朝貞觀時期的遠征標準是“一夥六駝“（十個人六匹駝獸），清朝只不過是把這個比例進一步提高而已。清朝 對 草原 戰爭的真正後勤創新，在於除了軍隊本身編制內的後勤運輸外，還依賴晉商（即清初投充到內務府的山西介休範氏家族等）利用駱隊和轆轆車隊組織的傳接式陸路補運。晉商利用自己行商的運輸經營頭腦和統籌能力，協助清軍從口外、寧夏、歸化、綏遠到科布多前線（北路）、或陝甘、青海、哈密（東路）建立一系列兵站，以大大低於市價的優勢，包辦清軍的糧食等後勤補給供應運輸。 等清準戰爭在乾隆24~25年結束後，原先主要為軍事服務運輸線和沿途站點，就成為晉商開展對外蒙古和對俄貿易的商業通道。很有名的專營對蒙和科布多對俄羅貿易的大盛魁商號就是靠對準部戰爭發家的。這種運輸相比官方 軍隊 內部 運輸 ，其成本甚至只有後者的三分之一，所以在整個遠征期間清軍只有武器、火藥等裝備由軍隊內部的後勤協調，佔大頭的糧食運輸則是外包給民間，做到了用最少的花費做到最高的 效率 。
最後，清朝雖然很重視省錢，但清朝本身的財政卻又寬裕到非常誇張的程度。大小金川 之役，對於這種歷朝歷代都認為沒什麼收穫和 價值 地方 ，清政府硬是能撒下 7000萬兩白銀的鉅款用錢生生砸下去，想想看假如明朝皇帝有了這筆鉅款他們能做多少事情……另外，這7000萬兩的軍費還是在免稅2億兩的基礎上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