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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繼畬的“大變局”觀，本質上是為變法改制張本的，他的思想激發了後來洋務派以及早期維新派的社會改造行動，開啟了中國近代走向自省自強變法變革之路的序幕。
“此前中國，千年不變；晚清中國，十年一變。”從1636年皇太極稱帝改國號“大清”算起，直到辛亥革命將其覆滅，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帝制王朝，國祚僅276年。從道光朝中葉開始，社會進入劇烈的轉型期，人們將這一轉型稱之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最早提出“大變局”之說併產生很大影響力的，是徐繼畬。在1848年刊行的《瀛環志略》的“凡例”中，時任福建巡撫的徐繼畬指明：“南洋諸島國葦杭閩粵，五印度近連兩藏，漢以後，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貢時通，今則胥變為歐羅巴諸國埔頭，此古今一大變局。”變者，時變、世變、嬗變、鉅變。徐繼畬在發凡起例之時，就突出直言“古今一大變局”，這是近代中國“大變局”之論的首創和原創，他成為晚清大變局的第一個明確預警者。“胥變”即“皆變”“全變”，原因是歐羅巴西洋諸國揚帆東來，開啟了東西正面之對局，儘管地域處於印度、南洋，但這已然成了其東進北拓的前進基地——“天下從此多事矣！”
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宣告大清帝國對外封閉的體制與文化的藩籬被打破。大變局意味著大趨勢，而這一趨勢與潮流是勢不可遏的，“天朝上國”正在被捲入西方全球開拓的漩渦中，原本以大清帝國為中心的東南亞秩序正趨瓦解。及時敏感到大趨勢與大變局並作出闡述，這就是徐繼畬可貴的先覺意識，蓋因他能以正眼看世界，擁有新的世界觀。
長久以來，史學界盛稱李鴻章“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難得提及徐繼畬。李的變局之論，時在1872年，比徐繼畬晚了24年。在《複議製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鴻章的表達確實更為吸引人，但看看文字就知道，內容其實是化用、引申徐繼畬《瀛環志略》的：“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
作為地理學家，徐繼畬對“大變局”的認知，是基於對世界歷史變遷、國際地緣政治變化的清醒判斷。西力東漸，帶來國際地緣政治與經濟的鉅變，由此極大影響了內政外交。美國知名歷史學家馬世嘉博士的專著《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從地緣政治學的視角,探討了清代地理敘事中的“印度”和中印邊疆如何從“邊政問題”升級為“外交問題”，原本的由遠及近的禮序關係如何向新型外交關係轉型，從而提供了觀察大清帝國出現“現代性轉變”的新視角。其中論及“徐繼畬這位和魏源有著許多共同洞見的地理學家……詳述了帝國主義在印度的歷史，解釋了英國與其他歐洲人先是買下沿海土地並建立碼頭……結果英國取下了最多的沿海土地，且脅迫其他國家服侍之……主要收益皆獲自印度，藉由把印度產品銷往中國而籌集其資源……”
面對大變局，關鍵問題在於“怎麼辦”。過去只以為天下是一元，只知道相互對抗之一法。大局在變，未來還要變，那麼最終是變好，抑或變壞？今後的根本出路在於變法變革，從而避免“大敗局”，走出“大勝局”，決不能再沉浸在“天朝上國”“天下共主”的專制迷幻中不能自拔、自毀長城了。所以，徐繼畬的“大變局”觀，本質上是為變法改制張本的，他的思想激發了後來洋務派以及早期維新派的社會改造行動，開啟了中國近代走向自省自強變法變革之路的序幕。而當變革的步子跟不上時代，那麼革命就會到來，無論時間在不在辛亥。
對徐繼畬變局觀研究最深入到位的，當屬《撬動中國向近代轉型的堅實支點——徐繼畬“大變局”認識與涉外實務研究》一書，作者認為，徐繼畬的新世界觀念及其“大變局”論斷，是中國近代思想生髮、演進中的一個起點。正如該書書名所言，“大變局”思想意識是“撬動中國向近代轉型的堅實支點”。
（作者系文化學者）
（原標題《清末“大變局”觀為變法改制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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