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位抵達陝西延安旅遊的遊客，大多會選擇楊家嶺的“中央大禮堂”作為旅遊打卡的景點之一。
1945年6月，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中共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
然而，時局易變，疾如旋踵。抗日勝利在即，蔣介石卻設下了一個邀約“重慶談判”的棋局。毛澤東前往談判之前，建議中央增加兩位候補書記。
一、中共七大，誕生五大書記
重慶談判那一年，我黨召開了中共七大，並透過選舉“誕生”了五大書記。
早在1931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就指出，要把召開第七屆代表大會作為全黨“最不可延遲的任務之一”。
然而，這之後中央多次提出並決定召開七大，都未能按計劃實施。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受到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的影響，代表不容易集中；二是黨內在思想上還不一致，對黨的領導核心有不同的認識。
1943年3月20日，劉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提出“中央書記處設一個主席，兩個書記，書記是主席的助手”，以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45年春季末，陝西延安城內，陌生的面孔越來越多。抗戰勝利在即，在中共六大召開17年之後，中共七大就要在這裡召開。
由於當時出席會議的代表一共有755人，中央機關的同志為了適應會議規模，在兩年前親手搭蓋了一個集西式風格與陝西窯洞為一體的，佔地一千多平方米的楊家嶺中央大禮堂。
1945年4月23日，在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七大正式開幕。在歷史上，七大的會議期最長，從4月23日到6月11日，整整開了50天。七大的意義也非同尋常，它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6月11日，中共七大閉幕，並通過了以“以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新黨章。8天之後，七屆一中全會召開，會議選舉出了5名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分別是：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
到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毛澤東負責全面工作，朱德負責軍事工作，劉少奇負責土地改革與城市工作，周恩來負責外聯與統戰工作，並協助管理軍事工作，任弼時負責組織辦公廳和群團工作。
其中，劉少奇是湖南寧鄉人，早年曾經領導並參加過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等等，在中工五大時被選舉為中央委員，成為黨內工作的領袖。
在遵義會議上，劉少奇堅定地支援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1941年，皖南事變之後，劉少奇臨危受命，與陳毅一起扭轉了新四軍的困局。
任弼時是紅軍長征期間紅六軍團的領導人，併成為了紅二方面軍的最高政治領導人。
1940年3月，任弼時參加了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1941年就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從人事安排到誰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於任弼時處理問題周到，因此被稱為“黨內的老媽媽”。
形成領導集團之後，五大書記集體辦公，民主決策。在陝西延安，毛朱劉周任五大書記基本都住在一起，經常一起開會討論、研究黨務國事。
通宵辦公是毛澤東多年養成的工作習慣，為了保證能夠銜接並落實工作的每一個環節，也為了配合毛澤東的習慣，其他時間也慢慢地改變了自己想作息，儘量與毛澤東保持一致。
因此，重大會議常常在夜裡舉行，清晨再把決定的戰略部署發到前線。
朱德總司令是五大書記裡最年老的一位，此時他已經年過花甲，多年來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工作習慣。朱德每天晚上十點入睡，清晨起來，則散步打拳，然後再開始工作。可現在，前方戰況緊急，朱德也只好改變以前的生活習慣，和大家一起通宵辦公。
有時候，看著朱德憔悴的臉色，毛澤東擔憂地說：“總司令啊，你年紀大了，還是多休息一會兒吧！”
朱德說：“唉，這麼緊急的時候，讓我回去也睡不著啊！”說完，他又參與到討論中去了。
二、重慶談判，候補兩位書記
1945年8月10日，中共七大結束會議後兩個月，日本即將投降的訊息就傳出來了。經歷了14年的浴血奮戰，我國人民終於取得了百年以來反侵略戰爭的首次完全勝利！
然而，抗日戰爭勝利，國內矛盾就凸顯了出來，舉國上下要求和平建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一舉一動，成為國內外關注的焦點。
值此關鍵時刻，蔣介石先下手為強，作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邀約毛澤東到重慶談判！8月14日，蔣介石給毛澤東發了第一個邀約電報，電報稱：“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
為了讓舉國皆知，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也大造聲勢，在國內報紙上衣“大字標題”出新聞。
只見新聞上寫著“蔣主席電毛澤東，請剋日來渝共商國是”，蔣介石擺出了“求和”的姿態企圖搶佔輿論制高點，以取得戰略主動權。
而毛澤東則不溫不火地回覆：“朱總司令本日午有一電給你，陳述敝方意見。”在朱德總司令的去電中，指出了日本受降程式不明等問題。
第二天，即1945年8月15日，日本方面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了。8月20日，蔣介石又給毛澤東發去第二封電報，電報稱：“大戰方告終結，內爭不容再有。深望足下體念國家之艱危，憫懷人民之疾苦，共同勤力，從事建設。如何以建國之功收抗戰之果，甚有賴於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計。”
蔣介石的這封電報，使得一些媒體幾被矇蔽，《大公報》的社論為此評價蔣介石：“然誠坦，溢於言表。”《紐約時報》則發表社論聲稱我黨“不願參加合作”。而國民黨方面《中央日報》的主筆陶希聖說：“我們要假戲真做，製造空氣。”
時局複雜，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決定與周恩來共同赴約重慶和國民黨談判，並表明中國共產黨正確國內和平的願望。
8月26日，在赴重慶塔盤的前兩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不少人擔心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人的安全問題，但是毛澤東說：“我到重慶後，們回到各自的根據地，堅決打擊進犯的蔣軍。勝仗打得越多，我就回來得越快；打不勝，我就回不來。”
此外，毛澤東還說，“重慶是可以去，必須去。領導核心還在延安，黨內也不會有什麼擾亂……因為有了裡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
重慶一行，前路未卜，但這次談判，毛澤東和周恩來也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要“坐班房”，毛澤東樂觀地說：“那倒不怕。”
毛澤東深謀遠慮，他還鄭重地向中央提議，他離開延安期間，由劉少奇代理處理黨中央主席職務，中共中央處增加陳雲、彭真為候補書記。以便在毛澤東和周恩來都不在的情況之下，中央書記處也能夠正常運轉，高效決策。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們也十分清楚，毛澤東作出這樣的人事安排，是為了防止遭遇不測，並確保黨和人民的事業後繼有人。
雖然作了最壞的準備，但是還要爭取最好的結果。對於毛澤東的安全警衛工作，周恩來經過反覆研究，決定指定龍飛虎、顏太龍、陳龍等三人做毛澤東的貼身警衛員。他們都是井岡山時期的紅軍，經驗豐富，政治可靠，而且對重慶情況瞭解，因此是最佳人選。
隨後，周恩來又增派了毛澤東的警衛班戰士齊吉樹照料生活，另派槍法精準的警衛員舒光才、戚繼恕等隨行。
10月11日下午，經歷了40多天的談判之後，毛澤東安全返回延安。兩萬多軍民早早地在延安機場等候毛主席的平安歸來，毛主席剛剛走出來，掌聲如潮水般湧來。
三、候補轉正，陳雲結局如何
毛澤東返回延安之後，原五大書記的工作照常運轉。
1949年3月23日，新中國成立前夕，五大書記率領中央機關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
1950年，任弼時生病需要休養，中央書記處決定，任弼時休養期間由陳雲同志代為參加中央書記處的工作。1950年10月，任弼時病逝。中共中央決定，將由陳雲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
至此，陳雲從“候補書記”變為了“正式書記”。
從候補到轉正，陳雲看似“一帆風順”，但是他少時卻命運多舛。1905年，陳雲出生在上海市青浦區的練塘鎮。一條小河穿鎮而過，顯示出江南水鄉獨有的問完與恬靜。然而，陳雲的童年並不美好，用陳雲的話說即是：“我出生在上海，從小失去父母，是舅父把我養大的。”
陳雲父母原本居住在陳徐祠堂裡，靠給人做傭工度日。但是，陳雲即將出世之前，族人認為孩子“玷辱”祖宗，於是被族人趕出祠堂。幾經週轉，陳家租到了米行裡的兩間簡陋小屋。遺憾的是，陳雲的出生並不能帶來太多的喜悅，他的父親在他兩歲時去世，母親在他四歲時也溘然長逝了。陳雲與姐姐陳星便被姥姥和姥爺接過來繼續撫養。
誰知，姥姥也在陳雲四歲那年一病不起，臨終前，她囑咐陳雲的舅父廖文光，一定要把陳雲姐弟撫養好。
因此，陳雲從4歲到14歲，是舅父和舅母為他撐起了一片親情的天空。後來，陳雲投靠革命，日漸發展。事實證明，陳雲沒有“玷辱”祖先，反而“光宗耀組”了。
1945年6月，陳雲前往東北局，並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11月，陳雲在哈爾濱就東北解放戰爭主持召開了北滿分局成員會議，他就幾個月的抗戰情況進行了總結，並且起草了發給毛澤東的電報《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
1946年，國民黨的戰略方針是“先南後北。南攻北守”，並集中力量進攻了南滿解放區。此時，我方軍隊究竟是“留下”還是“撤走”，陳雲算了一筆賬，做了反覆比較之後決定留在南滿。
此後，陳雲領導東北軍民經過一百多天的艱苦奮戰，取得了“四保臨江”戰役的勝利，從而鞏固了南滿根據地，扭轉了東北“敵攻我守”的戰局。
東北由於遭受日本侵略和破壞，經濟困難重重。陳雲為了解決財經困難，創造了“各按系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的接收方法。
在經濟上，陳雲有計劃、有規劃地進行預算和管理，有效促進了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陳雲少年時曾經在一位親戚的資助下進入青浦縣立乙種商業學校讀書，他在商業學校基本掌握了珠算，也學會了寫賬，這成為他後來受益終身的技能。因此，陳雲後來的工作多與財經掛鉤。
1978年，陳雲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陳雲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併兼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
1986年，葉劍英元帥去世的追悼會剛剛結束沒幾天，鄧小平、李先念、陳雲三人開展了一次秘密約談。這次談話意義非同尋常，談話內容也是保密的。但這天之後，陳雲一直未公開露面。
“半退”之後，陳雲力推青年幹部，陳雲曾經說過：“現在部長一級、省委第一書記一級都是六十開外了。”
陳雲提議，把新一批青年幹部提拔起來，以承前啟後。他認為，幹部隊伍中，黨的第二梯隊已經基本建立起來了，今後要把第三梯隊努力建設好。
步入晚年之後，陳雲把散步作為自己鍛鍊身體的一項主要內容。80歲之後，他檢查每天散步三次，上午走40分鐘，下午走30分鐘，晚上走20分鐘。
堅持一年之後，陳雲根據自身身體情況，調整為上午20分鐘，下午20分鐘，晚上10分鐘。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從不間斷。到了晚上，他還堅持做10分鐘左右的自編體操，如轉動頭部、伸展上肢、活動腰部、做深呼吸等。
為了陶冶性情，陳雲開始用站立、手腕懸空的方式練習毛筆字。工作人員介紹，只要身體允許，他始終堅持練習，堅持到了90歲，直到最後住進醫院。
1995年4月10日，陳雲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
四、候補之後，彭真發展如何
同為“候補書記”，彭真後來的發展又如何呢？
1945年9月，彭真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並執掌東北。兩年之後，鑑於中共中央工作的需要，彭真又回到了西柏坡。
1949年10月，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誕生之時，彭真也迎來了他47歲的生日。他與新中國一起邁入了一個新的生命歷程。
1951年2月，彭真兼任北京市市長，在北京市的工作崗位上，彭真一干就是18年，一直到他被“打倒”為止。
與陳雲一樣，彭真也從“候補書記”轉正為“正式書記”了。
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彭真被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擔任書記時，鄧小平曾經對彭真作過高度評價：“彭真同志實際上是黨的副總書記，書記處的工作主要是靠他來抓呢！”而彭真則謙虛地表示：“工作都是大家做的，我只不過是集體意志的執行者罷了。”
彭真的崗位工作事無鉅細，並不容易。有一次，北京市郊區爆發豬瘟和雞瘟。彭真聽說了之後，立即找來合作社的王純，並對他說：“這件事關係重大……雞對農民來說，就是一聚寶盆。
農民生活所需的點燈油、火柴、油鹽、針頭線腦等，都要用雞蛋來換。豬更值錢了，一頭豬所賣的錢，就是全家全年的收入。死頭豬就更心疼了。”隨後，他交代王純要儘快組織防疫對，給群眾的豬和雞打針。
王純回去之後，立馬組織了一支20人的隊伍，給郊區的村民宣傳防疫知識，並給雞和豬打針治病。這一問題很快就解決了，農民感受到了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並說：“共產黨真好，不光給人看病，還給雞打針，為我們操心到家了。”
彭真還特別關心北京市的城市建設。1956年，彭真主持了北京市市委常委的會議，一起討論北京市的規劃。他認為，北京市近期的發展目標是500萬，將來要發展大到1000萬，汽車也需要滿足百萬輛的需要。
而當下城市道路太窄，最寬的按按100米至110米進行規劃。此外，城市煤氣化、城市用水也引起了彭真的關注。
儘管在當時他並沒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但是幾十年以來北京市的發展和實踐證明，彭真的許多想法是具有遠見卓識的。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之後，彭真一家再次回到北京。抵達北京機場時，彭真沒有想到，機場擁擠過來了300多人，其中一位工作人員說：“彭市長，我們盼了您多少年，您終於回來了。”一句“彭市長”引得在場的人們一片哭聲。
隨後，他接連參加了老一輩革命戰友的多場追悼會。參加完追悼會之後，彭真覺得自己工作的時間越來越有限，而他工作的衝動也越來越強烈。
1979年，彭真以只爭朝夕的勁頭夜以繼日地工作，並一心撲在新時期我國的法制建設工作上。他僅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主持起草了我國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訴訟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等多部重要法律。
彭真說：“沒有社會主義法制，就沒有社會主義民主；而沒有民主，沒有民主集中制，也就沒有社會主義。”有人曾經想彭真提問：“法大，還是哪一位首長、哪一級黨委大？”彭真非常明確地回答：“法大！”彭真的回答受到了廣大群眾和政法機關的熱烈歡迎。
此後，還有《婚姻法》、《國籍法》、《個人所得稅法》等等，每一項立法工作，都傾注了彭真大量的心血和精力。
1988年，86歲的彭真從第一線的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但他仍舊滿腔熱血地掛念黨和人民的事業。年事已高時，他不顧重病在身，堅持讀書看報、看文獻。1997年4月26日23時22分，彭真在與病魔抗爭中耗盡了最後一絲精力，流然長逝。
彭真一生留有4個子女，分別是長子傅銳、次女傅彥、三子傅洋和四子傅亮。
長子傅銳，中國核電專家，全國政協委員，現為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顧問。
次女傅彥，1984年擔任中國歐美進出口公司的總經理，後做到正廳幹部退休。現在，退休的傅彥繼續擔任家中的“管家”。
以前彭真在世時，他在大會堂喝茶水，一杯茶水一毛錢，但是彭真說：“我沒錢，找我女兒要錢去吧。”
可見女兒傅彥管家有序，讓父親放心。母親張潔清101歲時，仍舊沒有被查出身體有毛病。護士對傅彥護理母親之舉讚不絕口，稱她的護理是“世界一流”的。
三子傅洋，自1979年以來一直從事法律工作，他曾在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工作了9年，後創辦了康達律師事務所。
迄今為止，傅洋仍舊是康達律師事務所主席，並受邀給北京市律協黨支部書記培訓班講黨課。2019年，記者採訪了傅洋，採訪中他緬懷了自己的父親彭真，並說：“父親引領我和共和國法治一起成長。”
2022年1月，傅洋旗下的康達律所榮登《亞洲法律概況》（asialaw Profiles）2022年度的領先榜單。
四子傅亮，很少公開露面，相傳為深圳名商高爾夫的董事，北京金世紀公司的領導。
結語
陳雲也好，彭真也好，老一輩革命家為了國家興亡、扭轉國運，毅然決然地走上革命之路、走上工作崗位。他們願意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一心一意地撲在黨和人民的事業上，這種捨身為公的精神值得今天的每一個人借鑑和學習。
不同時代有不同的使命，如今的中國需要發展，需要建設，需要變得愈加強大。我們也要從老一輩革命家的手中接過“接力棒”，繼往開來，認認真真地走好下一段的歷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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