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21歲的瞿秋白應聘擔任《晨報》特派記者，踏上了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考察之路。他將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寫成《新俄國遊記》一書，這是一顆偉大的心靈為了探索真理和祖國未來的一段實錄，寄予了一個革命者的理想與抱負。
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領導建立了一個文學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作家蔣光慈創作的中篇小說《少年漂泊者》以書信體的形式，展現了從五四運動到“五卅”慘案前後的中國社會現實。他說，無產階級革命,不但是解決麵包問題，而且是為人類文化開一條新途徑。
抗日戰爭時期，蕭軍的長篇小說《八月的鄉村》在新文學史上首次大規模描寫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奮起反抗日本侵略者；此後，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知俠的《鐵道游擊隊》，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邢野、羽山的《平原游擊隊》，李克、李微含的《地道戰》……眾多文學作品彙整合有關抗日戰爭的全景史詩。
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紅色經典初版本影印文庫》，用60部紅色文學經典系統梳理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百年發展歷程。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主任吳義勤介紹，“文庫”邀請著名評論家、文學史家、編輯家組成編委會，反覆研究、篩選、增補入選篇目，最終確定入選圖書。這60部紅色經典兼具時代性、文學性與歷史感。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賀紹俊說，中國革命100年來風起雲湧，文學思潮也在不斷變化之中，這使得作家們不斷地調整思想、不斷地修改著自己的作品。因此許多作品都有好幾個版本，但最有價值的還是初版本，它儲存著關於歷史最真實的印記，見證著文學與歷史最親密的接觸。
這是中國出版史上首次如此大規模地影印出版紅色經典初版本。翻看影印本封面，讀者彷彿重回文學與歷史現場。
著名文學評論家梁鴻鷹說，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袖，本身就是文學革命的倡導者、革命文學的實踐者。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是開啟了中國文藝的新紀元。“文庫”中不少作品的作者，既是革命鬥爭的親歷者、見證者，也是現當代文學的創造者、書寫者。
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反映土改鬥爭；陸柱國的《上甘嶺》、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描寫抗美援朝戰爭；沈西蒙的《霓虹燈下的哨兵》、李準的《李雙雙小傳》、艾蕪的《百鍊成鋼》、柳青的《創業史》、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紗帳》、李瑛的《紅柳集》等，蘊含著時代的呼喚與吶喊。
不少文學作品誕生於特定年代，最初被賦予演繹革命歷史、激發群眾革命熱情的訴求，而後因其藝術上的成就成為傳誦至今的名篇。
夏衍的《包身工》描寫包身苦工“蘆柴棒”等人物一天中緊張勞碌的生產生活狀態，揭露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的野蠻壓榨掠奪，篇幅精短卻震撼人心。孫犁的《白洋淀紀事》記述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日、積極生產、學習上進的故事，以樂觀從容的筆觸實現了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的統一。趙樹理的《三里灣》充分運用評書和中國傳統小說的寫法，將人物語言口語化、形象化和個性化，深受讀者歡迎。
“從一位位文學大家創作的紅色文學經典中，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字裡行間理想的閃光，信念的力量。”梁鴻鷹說，“而文學是‘人學’，經典作品的成功凝聚著作者在人物塑造上的心血。”
在柔石的《二月》、巴金的《新生》裡，讀者能看到知識分子追求光明和進步的人物形象。作者透過他們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窒息壓抑的人性，知識分子如何尋找出路，以及讚許和鼓勵他們從迷茫走向覺醒。
在解放區作家的筆下，農民有著更強的革命自覺性。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描寫了覺醒的農民趙玉林如何由普通農民轉變為黨的戰士；鉅變時代賦予郭全海們堅強的性格和高度的政治覺悟。
李準筆下的李雙雙，是一名當家作主的農村女性。這個文學人物既沒有祥林嫂式的麻木和無助，也沒有《二月》裡文嫂的困窘與無奈，而是以潑辣的性格享受著新社會帶來的平等與揚眉吐氣。
1953年，時年20歲的王蒙動筆寫下長篇小說《青春萬歲》，以熱情的筆觸描寫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一群高三女生，用人物群像呈現了在新舊交替時代，青年特有的精神風貌，其青春的銳氣與力量震撼文壇。
此外，在革命歷史題材和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中，有不少人物形象也已家喻戶曉。例如，《紅巖》裡的許雲峰、江姐，《呂梁英雄傳》中的抗日英雄群體，《烈火金剛》裡的史更新、肖飛，《野火春風斗古城》裡的楊曉冬、金環、銀環……他們成為光照後人的英雄譜系的一部分，不僅可親可敬可學，而且展示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力量。
方誌敏在《可愛的中國》中寫道：“一個青年學生的愛國，真有如一個青年姑娘初戀時那樣的真純入迷……親愛的朋友們，不要悲觀，不要畏餒，要奮鬥！要持久地艱苦地奮鬥！把各人所有的智慧才能，都提供於民族的拯救吧！”
撫過紅色文學經典的書封，重讀震爍人心的文字，重回文學與歷史的現場，革命烈士的殷殷期盼如今已成為現實。走過百年之路，經典作品歷久彌新。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