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鎮壓太平軍、捻軍、回民起義後，軍功紳士急劇膨脹，給近代湖南社會帶來了許多新的影響。
首先，軍功紳士的膨脹，帶來了湖南紳士隊伍結構的新變化、軍功紳士佔了紳士階層的主流地位，而一向佔主流的功名紳士則退居其次，從而導致紳士隊伍整體素質的嚴重下降，領導鄉村社會的精英群體的社會功能出現嚴重弱化的趨勢，無法擔負起整合鄉村社會秩序和經濟建設的歷史重任。有的甚至憑軍功之勢強橫一方，成為地方惡霸，有的因參軍擄掠，一朝致富，錢財得之甚易，因而往往揮金如土，奢侈無度，帶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
其次，軍功人員大量湧入紳士隊伍後，用搜刮而來的錢財強買土地，進行地租剝削，反對有損於自身利益的任何改革，成為社會上一股最為保守的社會勢力。湘鄉除曾氏兄弟購買了大量的田產以外，許多湘鄉將領也紛紛回鄉置田建莊。
湘鄉縣黃田章合才（官至提督）在白田一帶置田6000餘畝，同治三年（1864）至光緒三年（1877）建成108間和94間的莊園各一棟。
湘鄉縣橫洲鄉陳湜，於同治三年（1864）六月，獨領一軍攻入南京，搶劫金銀財物，船運至家，置田數千畝，人稱“陳百萬”。
此外靠謀財害命發家的錦屏楊氏，至光緒二十年（1894）已佔有田土1萬畝,莊園12棟、房屋5000多間。
湘潭的郭松林，國功被封一等輕車都尉，“出軍中獲資，置田宅值十餘萬”。
臨湖人劉滶，入湘軍後，官至臺灣道，後革職抄家時，抄出田契431張，值銀6290兩，房產68間，值銀4588兩。
這些廣置田產的軍功紳士，由於自身文化素質不高，往往眼光短淺，不願意做風險性的投資，也反對別人投資近代企業，損害自身的傳統利益，因而他們往往成了篤信傳統的最頑固的保守勢力。這就是湖南雖集資數百萬、數千萬的軍功紳士很多，而投資近代的企業人數最少，成為反對引進現代生產方式最激烈地區的主要原因所在。
再次，軍功紳士揮霍無度的奢侈之風，敗壞了社會風氣，使有用之財虛擲於無用的奢靡淫樂之中。“荊俗敦樸，自古志之耕農之餘，遊閒甚少，金玉纂組，雕文刻鏤，里老相傳數十年”，但是，自軍功紳士成批湧現之後，長沙府縣之人則“衣必軍綺羅，出必奧馬，宴客必珍味，居處必雕幾，故近市鎮而擁素多無封者間亦有之。”“風土記雲，湖湘間賓客宴集，供魚清羹則眾皆退用五復者，皆數十年前事。士大夫宴客珍錯交羅，競為豐，有一食至費數金者，而婚葬為尤甚。”
湘潭“及寇平，諸將擁資還，博戲倡優，相高以侈靡。嘗一度輸銀至鉅萬，明日舉典商部帖嘗之，傳以為票。未十年，潛無餘矣。”不事經學，一味追求個人享受、這在軍功紳士幾乎是極為普通的現象，使得昔日儉樸持家、力耕以食的社會風氣蕩然無存。既虛擲了大量有限的社會資財，又不能促進當地社會經濟的繁榮，不能為社會創造財富，增加就業門路，反而敗壞了社會風氣，滋長了好逸惡勞、奢侈享受的不良之風。
第四，軍功紳士勢力的膨脹，直接影響著官紳矛盾的加劇，造成了紳權對湖南地方政權的干涉。湖南的官紳矛盾在駱秉章主政湖南時已出現。駱秉章重用以左宗棠等湖南紳士組成的幕僚群體，就引起了湖南各級官吏和衙門胥吏的強烈不滿，他們四處大造謠言，或戲稱左宗棠為“左都御史”，隱射左宗棠權勢尚在官銜為右副都御史的湖南巡撫駱秉章之上。或造謠說什麼“幕友當權，捐班用命”，藉以挑撥駱秉章與左宗棠的關係，打擊、排擠參政的紳士。只是因為時局混亂，駱秉章需要紳士的支援來控制局勢，穩定人心，因而沒能達到目的。但是太平天國被鎮壓後，湖南地方官就急欲擺脫紳士對省政的制約，因而“官湖南者皆以屈抑紳士為先務”。但是，由於軍功紳士的大量返鄉，特別是一些曾手握重兵的湘軍將領退職鄉居，像曾國荃、郭嵩燾、王闓運等人退職後都曾定居於長沙，他們憑藉自己昔日的影響和與在朝為官的湘軍將領的關係，往往對地方行政產生較大的影響，使得官府對紳士的屈抑，不僅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適得其反。
例如，曾任湖南布政使的蜀人李榕想讓豪紳按田畝捐稅，就是因為田畝大戶曾國荃的反對，而遭彈劾革職；湘撫毛鴻賓因“惡紳與官事，謀盡去之”，反遭到湘紳聯合反擊，毛鴻賓“乃大窘”，遂不得不“詣諸紳謝，任以事，又加禮焉”。
王文韶出任湖南巡撫後，雖心存“屈抑士紳”之意，且“日有孜孜”，但終究不敢採取強硬對策，在湘紳面前，王文韶“遇有強狠負固者則憚之，人眾則憚之，挾端求逞則憚之”
可見，近代湖南紳士的勢力已經膨脹到了挾制地方官府的強大之勢，這在全國可稱得上是一種獨特的現象。
（原載《曾國藩研究》第2輯，湘潭大學出版社2007年11月版，作者許順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