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鐵川
中國歷史上有兩個王朝都是統一了天下、建立健全了比較好的重要制度、但卻短命而亡，這就是秦朝和隋朝。所以，我國著名史學家王仲犖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感嘆：“秦非常強大，但二世而亡；隋也非常強大，亦二世而亡，這兩個王朝，都在農民大起義烈火中，結束了他們的統治。”
說他們強大，不僅是因為他們都結束了天下分裂的局面，還在於他們都建立了為後世所沿用、且積極作用顯著的一些國家制度。
先看秦朝。秦朝皇帝殘暴，十五年而亡，但秦朝創立的制度卻因其合理而被後世沿用，古人並不否認。宋代朱熹承認“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那麼行於天下的是什麼呢？近代譚嗣同在《仁學》中徑直而言：“兩千年之政，秦政也。”毛澤東同志在《讀〈封建論〉呈郭老》的七言律詩中也明確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朝的某些制度，今天也有所繼承，例如，統一文字（“書同文”）制度，統一交通（“車同軌”）制度，統一度量衡制度，郡縣制度，等等。
再看隋朝。隋朝皇帝雖然短命，但其確立或完善的一些制度卻能為唐朝繼承，不僅助力唐朝強盛，而且影響了後世。這裡僅以科舉制度為例。隋朝統一全國後，正式廢除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曾下令“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隋煬帝大業二年創立進士科，試策取士。一般認為，科舉制就此正式創立，到清朝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舉行最後一科進士考試為止，經歷了1300年。史家公認，科舉制度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和巨大進步，甚至有人認為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其所一直堅持的是“自由報名，統一考試，平等競爭，擇優錄取，公開張榜”的原則，徹底打破了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對我國古代社會的選官制度，特別是對漢代的察舉和徵辟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一個直接有力的改革和否定。給中小地主階級和平民百姓透過科舉入仕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和機會，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優秀人才脫穎而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如唐代的孫伏伽、王維、張九齡、韓愈、柳宗元、劉禹錫、顏真卿、柳公權、白居易，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司馬光、朱熹、包拯、寇準、張九成、張孝祥，明代的楊慎、康海、湯顯祖、張居正、海瑞、徐光啟，清代的紀曉嵐、劉墉、鄭板橋、翁同龢、洪鈞、錢大聽、林則徐、張謇、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是出自狀元、進士和舉人之中，都是中華民族的英才。科舉制度不僅對中國歷史影響巨大，同時在世界歷史上亦具有重要地位。我國的科舉制度從宋元以後東漸西傳，越南、日本、韓國、朝鮮，在其國內都較長時間仿照中國推行過的科舉制度；法國、美國、英國等國家的選拔官吏的政治制度也都受到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西方現代的文官選拔制度、我國現代的教育制度和幹部選拔制度也都是中國科舉制度的繼承和發展。因此，孫中山先生曾充分肯定中國的科舉制度“是世界各國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五權憲法》）。西方人將中國的科舉制度稱為“中國第五大發明”。它無疑對中華民族，對全人類都是一個了不起的貢獻。
中國古代王朝的平均壽命為二百年，但秦朝和隋朝雖然都有不朽的制度建樹，前者十五年、後者三十八年即悄然退出歷史舞臺，為什麼連平均壽命都沒達到呢？其中主要原因是：他們雖有較好的制度，卻沒有與之配套的體現治理能力的政策、統治者人格等。
秦朝的一些制度雖然較好，但統治者的政策、人品素為後人不齒。著名史學家林劍鳴先生在《秦漢史》一書中指出，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既是開創一個時代的傑出人物，又是一位稀世的暴君。他的殘暴不能僅用“地主階級本性”這一般原因來解釋，也不能用秦國的歷史傳統為之解脫。他個人性情殘暴、好大喜功、剛愎自用、獨斷專行等，乃是加重人民苦難的重要原因。正因如此，他把當時的社會經濟推到崩潰的地步，又使秦朝成為歷史上一個極其黑暗的時代。他既是一個有巨大貢獻的政治家，又是一個暴君。秦朝十五年而亡，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秦朝實際掌權的只是極小一部分軍功地主，不僅廣大勞動人民，就是六國的豪族地主和普通地主也處於被壓迫地位，統治基礎非常狹窄；二是統治特別殘酷，軍功地主偏愛暴力，取得政權後依舊“負力怙威”（《漢書·地理志》）；三是對關東地區的被統治者採取歧視政策，沒有處理好秦國故地關中與新統治地區關東地區人民之間的矛盾。
關於隋朝滅亡的原因，王仲犖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中指出：“在古代帝王中，隋煬帝可說是最不能接納臣下諫諍的皇帝。”他經常對臣下說：“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假，然卒不置之地上。”（《資治通鑑》隋大業九年）由於隋煬帝“護短拒諫”，臣下也就“鉗口”不敢直言，“事皆稱美”“君暗臣諛”（《貞觀政要·求諫篇》）。國家政局一天一天地糜爛下去，終至不可收拾地步。
從秦、隋兩朝的歷史可以看出，長治久安不僅需要制度的優勢，還需要與之相應的政策和統治者人格，如此才能顯現制度的優勢，產生治理效能。
文章來源：智慧普法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