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毛主席和陳獨秀的幾十年交往，以前曾寫過一篇文章毛澤東：陳獨秀後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主要是從毛主席的角度寫的，閱讀量很高，說明大眾對這兩個偉人的交往還是非常感興趣的。

今天這篇文章還是關於毛主席和陳獨秀的，不過角度換一下，主要從陳獨秀的角度來寫，聚焦一個話題：陳獨秀1937年8月出獄後，原本是想回延安的，毛主席也為此開出了三個條件，並不算太苛刻，陳獨秀為啥就是不肯答應呢？他晚年的悲劇甚至悽慘生活究竟是何原因造成的？

下面就專門說一說這個事情。

▲陳獨秀

五年牢獄之災

陳獨秀是個傳奇的人物，他一生曾五度入獄，第一次是1913年，因為組織安徽討袁運動被捕；第二次是1919年，為了五四運動而被捕，這一幕在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有完整呈現；第三次和第四次是在1921年和1922年，因為建立中國共產黨而被國民黨逮捕；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是在1932年，因為宣傳抗日反蔣，而被國民黨以“危害民國罪”而逮捕入獄。

不知是不是經常被通緝的原因，陳獨秀在第五次被捕的時候，還鬧出了一些民間“笑話”。

當年10月中旬，陳獨秀被押解到租界巡捕房，當看到彭述之、宋逢春等人已經先行逮捕，遂開玩笑稱：“嗨，原以為就我一個人被捕，沒想到你們都來了。這下我可有伴了。”看起來心態非常輕鬆，毫無壓力。

不僅如此，後來他被憲兵押解到南京的途中，竟然“酣睡達旦，若平居之無事者然”，在火車上睡了一路，直到進南京站竟然都還在睡，毫無任何緊張之感覺。

正是因為這些趣談，民眾對他第五次被捕入獄，流傳頗廣。當然後來的結果我們都知道了，經過長達7個月的審判鬥爭，陳獨秀在民國大律師章士釗的辯護下，依然難逃身陷囹圄的命運。

1933年4月26日，南京法庭以“共同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名，判處了陳獨秀有期徒刑13年，剝奪公民權7年，陳獨秀當庭提出抗議，要求無罪開釋，後來他被改判8年，不剝奪公權，最終被移送到南京老虎橋的“模範監獄”服刑。

服刑期間，陳獨秀雖然身在牢中，但本性不改，依然憂國憂民，名望也絲毫不減，與外界的交往並未斷絕，甚至有不少出版社的人殷切跑去探監，懇求他趁此機會出版自己的自傳，既是為了消磨時間，也是掙一些稿費，更重要是為後人留下一些史料，可謂一舉多得。

但結果呢，陳獨秀對此根本不在意，一拖就是三年，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後，才真正積極起來，他在回覆友人陶亢德的信中說：

“許多朋友督促我寫自傳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動手......今擬正正經經寫一本自傳，從起首之五四前後，內容能夠出版為止.....究竟寫至何時，能有若干字，此事尚難確定。”

按理說陳獨秀的這本自傳只要出版，肯定就是一部暢銷書，但陳獨秀後來還是讓出版商失望了，他只在7月16日到20日，埋頭寫作，一氣呵成付梓了兩章，即《沒有父親的孩子》和《江南鄉試》，都是關於陳獨秀幼年和青年參加科舉考試的事情，之後便沒寫了。

1937年8月23日，即“七七事變”爆發半個月後，因日軍大肆侵犯京滬，南京政府被迫溯江西遷，陳獨秀等“政治犯”遂“因禍得福”，突然被提前釋放，結束了在“老虎橋監獄”的4年零10個月徒刑生活，重新獲得了自由。

▲陳獨秀

想回延安

陳獨秀出獄後，都幹嘛了呢，他能去哪兒呢？首先，他在南京逗留了一段時間，期間他透過以前在北大任職時的好學生羅漢，聯絡到了延安方面的葉劍英和林伯渠，間接表示了願意回黨工作的想法。

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陳獨秀也毫不客氣地拒絕了蔣介石方面拋來的國民政府“勞動部長”的橄欖枝。

應該說，根據他一貫持有的愛國情操，回黨工作是符合他的革命追求，同時對黨來說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現實的複雜性卻遠遠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後來陳獨秀沒能回去，原因有很多。

從國際方面來說，當時斯大林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強烈的反託派的浪潮，在這樣的壓力下，曾經的託派支持者陳獨秀就面臨著非常尷尬且艱難的局面，雖然他一再重申自己已經不是託派分子，但曾經的烙印依然刻在他的身上，讓他有苦說不出，百口莫辯。

與此同時在國內，他也面臨著更大的危險。

一個是來自蔣介石的“阻撓”，陳獨秀想回延安，但蔣介石是不高興看到這一幕的，於是他費盡心機拉攏陳獨秀，給他開出10萬元經費，允許他組建一個新黨，還殷勤聘請他出任勞動部長的職務。與此同時，胡適、傅斯年等以前北大的舊人也爭先恐後勸說他投靠國民黨政府。

對此，陳獨秀都拒絕了，他破口大罵蔣介石，殺了我們那麼多同志，還殺了自己兩個兒子，對於這個不共戴天的仇恨，不反對他就不錯了，是絕不可能跑到他的麾下的。

陳獨秀不肯接受國民黨的殷勤，但蔣介石不肯放棄，還是非常熱絡地聯絡，為什麼？為的就是營造出一種陳獨秀與國民黨交往密切的假象，來迷惑外界，從而達到阻止陳獨秀回延安的目的。

▲陳獨秀晚年

除了斯大林和蔣介石方面的原因，陳獨秀晚年無法返回延安，還有來自黨內王明、康生的阻撓，陳獨秀當時被扣上了一頂日偽漢奸的帽子，遭遇了非常大的政治危機，陳獨秀對此是既痛苦又失望更憤怒，最後產生了心灰意冷的情緒。

如此，來自這三方面的反對勢力，讓陳獨秀的回黨之路面臨著極其巨大的阻力。

不過話說回來，這三方面勢力再大，終究還是外部因素，無法起到主導作用，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因素，還是在他自身，在他主觀方面的判斷。

因此這篇文章最後要說的一點，就是關於陳獨秀的為人，關於他的性格和做事方式。從這個方面來說，他是不可能順利回到黨內的。

▲陳獨秀

三個條件

當年在陳獨秀出獄後，面對他希望回黨工作的請求，毛主席曾在進行了嚴密的討論後，對陳獨秀回黨提出了幾點意見。

首先是表示歡迎，陳獨秀回黨工作，更多還是出於抗日救國的抱負，這一點當然是應該認可的。

其次是提出了三個條件，主要是針對陳獨秀過去的託派身份，所謂託派，即托洛茨基主義理論流派，在中國歷史上曾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陳獨秀曾經是託派分子，在大革命時期犯下了嚴重錯誤。

毛主席當時代表黨中央提出了三個條件，就是跟他曾經的託派身份有關，分別是：“（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託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宣告同託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的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按理說，這三個條件裡的後兩個，對陳獨秀來說都不是什麼難事，他本人就是堅決擁護抗日的，但唯獨是第一個，尤其是第一個條件裡的後半句，“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的錯誤”，陳獨秀對此毫不接受。

“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現在亂哄哄的時代，誰有過無過，還在未定之天，不寫，有什麼過可悔！”從這兩句“牢騷”，可以大致體會出陳獨秀當時的不樂意，從他的個性講，這其實是很正常的反應。

▲陳獨秀

根據陳獨秀自己寫的回憶錄《沒有父親的孩子》，他描述自己小時候讀書，不喜歡讀四書五經，為此遭了祖父不少打罵，但每一次無論打得多狠，他都一聲不吭，沒有掉過一滴眼淚，為此倒惹得祖父更加生氣，怒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

陳獨秀個性裡的“倔”和“忍”，從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來。

▲鉛筆畫陳獨秀祖父教陳獨秀讀書

不僅如此，後來走上革命道路後，他的同行，他的戰友，他的家人，對他的個性也都有類似的評價。

章士釗評價陳獨秀，是個“不羈之馬”，認為“仲甫個性剛烈，所謂回頭草弗齧也”；胡適評價陳獨秀，稱他是“不羈之才”，友人汪孟鄒評價，“仲甫的脾氣真古怪哩”。

黨內對陳獨秀也有類似的評價，張聞天：“獨秀個性很強，很固執，有時尤急躁不講理，驕橫之大”，王若飛等人則是“深悉其倔強個性”。

陳獨秀的妻子也曾回憶，他的丈夫是“擇善固執的風範”，就連陳獨秀自己也承認自己有著“執拗的性格”，“性情暴躁則有之”，他的母親也曾說他是“小犟牛”。

就連他最後一次被捕，身陷囹圄的情況下，陳獨秀依然不改本色，何應欽請求他題字，他二話不說，提筆就寫下了一句詩：“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抒發自己寧死不屈，寧折不彎的氣節。

陳獨秀晚年在監獄裡寫回憶錄的時候，說自己“不怕打，不怕殺”，這一點他沒有說假話，他從個性到行為，都透露著一股固執倔強、孤傲自負、堅韌不屈的的特點。

▲陳獨秀雕像

於是我們回過頭來再去看那三個條件，對他來說最致命的，最難以接受的，就是第一個條件的後半句，讓他承認自己的錯誤，這在常人看來是很簡單的事情，但對當時的陳獨秀來說，對奮鬥了半輩子都保持著封建大家長作風的前領袖來說，是堪比登天的難度。

因此當時陳獨秀說：“回黨固我所願，惟書面檢討，礙難從命。”

總之，自從1937年8月出獄後，雖然本人確實是想重回黨內工作，但礙於外界重重阻撓和自己性子裡的倔強，終究未能如願以償回到黨內。

為此，他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當然主要指的是生活上，他晚年出獄後直到去世，一直都過著十分艱難甚至有些悽慘的生活。

他沒有固定的收入來源，只能依靠少許的稿費維持生活，生活窮困潦倒，許多時候甚至需要依賴別人，比如北大同學會和親戚朋友的接濟。

他的身體健康狀況非常差，早年為了革命一直奔走，鮮少過過穩定的日子，腸胃很差，出獄後又患上了高血壓，這些疾病讓他晚年痛苦不堪，因為經濟狀況不好，甚至沒錢醫治，不得不忍痛在家休養而拖延了病情。

當然這些外在的痛苦還是可以忍受的，更讓他憤怒的是來自王明等人，來自國民黨等人的陰謀和誣陷，將他說成是一個漢奸，這讓他尤其無法忍受，為此他不得不重新打起了筆仗，在經濟危機的情況，更加難以為繼，據說他當時寫稿子的紙，還是靠別人資助的。

諸此種種來自物質、身體和精神的重重摺磨，讓他晚年生活過得非常艱難，直到1942年5月27日因病離開了人世，一顆巨星從此隕落在四川江津鶴山坪的一個冷清的石牆院裡。

陳獨秀晚年是充滿悲劇的，如果要追究這悲劇的來源，歸根結底可能還是他的性格過於倔強和時運不濟所導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