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漋(1669-1742)，安徽休寧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在康熙朝做了兩任浙江學政。雍正即位，汪漋的仕途迎來了爆發期，連續幾次提拔之後，雍正三年十月，被授廣西巡撫職務。如此人生際遇，是所有寒門士子夢寐以求的。
然而，汪漋的廣西巡撫只幹了6個月，江西巡撫僅僅做了8個月，封疆大吏旅途就此止步。是貪墨？瀆職？黨爭？都不是。原因非常弔詭。
雍正四年二月，第一次使用奏摺言事的汪漋，就被雍正皇帝罵了“居心不純”。三個月之後，被調往了江西。不管怎麼說，這次調動都是不正常的。怎麼回事呢？
赴任廣西之前，皇帝當面交辦了一個任務，就是訪查“左江鎮總兵梁永禧居官如何，據實具奏”。汪漋是這麼上奏的：
臣到任後，因左江鎮總兵駐紮南寧府，與省城相距甚遠。臣密加訪查，梁永禧辦理營務尚去得，在地方亦不多事。伏惟皇上至聖至明，無遠不燭，凡臣下賢否之分，難逃日月之照。臣履任日淺，耳目未周，不勝惶懼之至。
汪漋說了三個意思：一是梁永禧辦理營務說得過去，在地方上也不多事；二是皇上最為聖明，地方再遠，臣子好壞難逃天子慧眼；三是南寧府與省城桂林之間挺遠，自己到任不久，耳聞目睹不一定周全，內心感到非常恐懼。
看起來四平八穩的奏摺，一下子惹惱了御下嚴苛的雍正皇帝。雍正怎麼罵汪漋的，罵得有沒有道理，我們看一看雍正的硃批。
既雲履任日淺，耳目未周，則“辦理營伍去得，在地方不多事”之奏，亦屬荒唐。
既然履職時間短，聽到的東西不全，那麼，關於梁永禧的評價肯定是荒唐的。雍正皇帝先是從文字上找了汪漋的毛病。
桂林不過數日之程，即以為相距甚遠，京城去粵西數千裡之遙，而謂朕之“聖明無遠不燭，其賢否之分，難逃日月之照”云云，何不體情理，一至於此耶？爾初次奏摺，即如此依違瞻顧，居心不純，已見一斑，殊大失朕之所望。
桂林距離南寧區區幾天路程，你以為“相距甚遠”，京城離南寧幾千裡地，臣子是否賢良，卻難逃皇上“日月之照”，不通情理啊！雍正皇帝接著又從邏輯上跟汪漋較了真。
如果硃批到此為止，那不是雍正的做派，也不是雍正的水平。接下來的一番話，才是他的真實用心。
封疆大吏既受國家知遇之恩，當思竭力致身之義。切忌柔佞巧詐，獨善己身，而不乃心國計。朕披閱所奏，甚憂汝不克勝此任也。勉力為之！書生章句虛文，非此任所需之物。苟不以實心行實政，秉公甄別賢否，據實入告，動輒瞻前顧後，持首鼠兩端之見，以圖自便，則大負朕用人之意矣。勉之慎之！
封疆大吏既然受到天子知遇之恩，應當盡心竭力報效國家，切忌玩弄小聰明，想方設法保全個人。像書生一樣玩弄虛頭八腦的文字遊戲，不是巡撫這個職位需要的作風。如果不能實心實意做事，秉持公心辨別官員好壞，實事求是向上級報告，相反，首鼠兩端、瞻前顧後，預先給自己留退路而不講真話，那就辜負本皇帝為國擇人的心意了。
責罵看似嚴苛，倒也能看出皇帝教導汪漋為官做人的一番苦心。責令訪查“左江鎮總兵梁永禧居官如何”，是對汪漋的信任，是對臣子的天恩。汪漋對於梁永禧只有一句話評價，而且沒有實質內容，怎麼看都是不負責任的。
一省官場圈子就那麼點大，作為主官，用三個月時間去了解轄區內鎮總兵的為官聲望，決不是一件難事。按照常理，對於梁永禧的評價，好的壞的都會有，真的假的說不清，汪漋只要歸納一下，如實向皇帝報告就行了。可是，汪漋沒有這樣做。
科舉出身的汪漋，用自以為深厚的文字功底跟雍正皇帝兜起了圈子，打起了哈哈。模糊表達觀點，看似說了，其實什麼也沒說。他是在跟皇帝玩心眼，在賣弄自己的小聰明。這點小把戲，肯定難逃雍正“日月之照”了。這位皇帝，可是自詡可以看穿臣子“肝肺”的。
讓汪漋去訪查梁永禧居官如何，與其說是工作安排，倒不如說是雍正皇帝慣用的“術”。
作為官場特務文化的集大成者，雍正皇帝有多個渠道去了解一名中級官員的品德、才能、為官表現。從梁永禧後來的仕途發展情況看，他在“左江鎮總兵”任上的表現算不上“卓異”，甚至存在一定的雜音。對此，汪漋一定是可以打聽到的。是出於對滿族大臣的忌憚，還是害怕承擔失實的責任，不得而知，結果是，汪漋選擇了向皇上作了資訊過濾。
沒有透過雍正皇帝考察的汪漋，於雍正四年五月，被調往了江西。還好，仍然是巡撫。
雍正五年二月，汪漋捲入了江西鄉試考官查嗣庭、俞鴻圖收受舉人牌坊銀兩一案。九卿、詹事、科道議論，奏稱汪漋應該與副主考俞鴻圖一起按律治罪。
雍正皇帝發話，舉人交納的牌坊銀是“規銀”，非一般髒銀可比。汪漋作為封疆大吏，竟在這個當口與收受規銀的欽差主考買賣房屋，“應加處分，以儆將來”。這個人還算老成，“著降四級，以京員呼叫”。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還是給了汪漋改過的機會。然而，活該汪漋倒黴，就在當月，一份看起來沒有問題的奏摺，竟然惹出了大麻煩。又是咋回事呢？
雍正五年二月，正在被“立案調查”的汪漋，不知是出於討好還是表現，向雍正皇帝上了一份奏摺，請示一項工作。
江西地方舊有一項雜稅叫“落地稅”（其他省份也有），是對出售農副產品或手工業製品的小商販就地徵收的一種稅。在個體商業和手工業不發達的地方，這種稅的徵收難度很大，不容易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
在白潢擔任巡撫時，便不再從小商小販手裡徵收這種落地稅了，改由巡撫司道每年的公捐銀兩代為繳納，然後呢，編造假名冊往戶部上報，而負責徵稅的官員仍然保留。
白潢離任之後，先後接任的兩位巡撫同樣照此辦理，逐漸就形成了一種慣例。汪漋以為此舉不符合朝廷法度，請示雍正皇帝是明令取消還是要恢復收取。
就是這麼一檔子事，又一次惹毛了雍正帝。
雍正皇帝上諭是這麼說的：
國家經制錢糧，豈臣子可以意為增減？若江西此項銳銀不應徵收，則白潢應奏請於聖祖仁皇帝施恩豁免；若系地方應徵之項，則自應令商民完納，何得將公捐銀兩代商完課，曲市私恩，以博無知小人之稱頌，並不計及將來之可永行與否？且此端一開，他省督撫何以催辦國賦？似此沽名邀譽、大奸大詐之行為，豈人臣事君之道？
作為一國之君，雍正帝義正辭嚴地講了一堆道理。
國家的錢糧稅收，怎麼可以任意增加或減少？如果江西不應該徵收落地稅，白潢應該請求康熙皇帝開恩豁免；如果是應徵之稅，就應該讓商民自行交納，怎麼可以違反國家法度去收買人心？這樣先例一開，其他省份的督撫怎麼去催辦國賦錢糧啊？像這種沽名釣譽的大奸大詐行為，哪是人臣侍奉君主的道理呢？雍正皇帝當然沒有說錯。
把前三任巡撫不符合政策的做法向雍正報告，汪漋的動機，可能有三個方面：
其一，江西政務有這麼一件事，一直以來朝廷不知道，向皇上報告以示忠誠；其二，這項工作應該如何處置，不敢自作主張，請求皇上明示；其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如果落地稅不能如數繳納，或者將來朝廷追究責任，主要是白潢等人之過，我既沒有欺君，任務完不成也情有可原。
官場之上，有些事情應當只說不做，有些事情應當只做不說。尺寸如何拿捏，全憑個人功夫。這點道理，以汪漋的閱歷和悟性，不可能不懂。他把這個球踢給了皇上，事實上又玩了一把小聰明。
他的小心思，被雍正皇帝看得明明白白，於是發出了靈魂三問：
汪漋身為巡撫，凡事不能據理而行，乃將白潢所行悖理之事奏聞於朕，冀朕批示。朕若批令將銳銀豁免，則是國家之經費，聖祖仁皇帝六十餘年所未免者，而朕安能任意輕免之耶？若朕批令仍向商民徵收，則是白潢已免之項，而朕復行徵收，無知愚民，豈不歸怨於朕乎？若批令照白潢之例，以公捐銀兩代商完課，則國體何在，有此治天下之道乎？
先皇帝六十多年沒有豁免的款項，我能輕易下令免除嗎？如果批示繼續徵收，那些無知百姓不是要把怨氣撒到我頭上來嗎？如果批示按照白潢的辦法實行，國家典章制度尊嚴何在，有這樣治理天下的道義嗎？
有一種人格叫做敏感型人格。這種型別的領導者，對於事物的感知格外敏銳，善於察覺情緒，過度關注細節，要求別人和自己都十分苛刻，有時候還會放大自己的負面情緒。雍正皇帝恰恰是這種人格。
汪漋的小聰明，著實刺激到了雍正帝敏感的神經。下意識地認為，汪漋在給他設圈套，給他出難題，要讓他陷於不仁、不明、不義。否則，一個簡單的工作請示，不會導致他釋出長篇上諭。
於是，汪漋就被降職調回了京城，從二品大員淪為從四品的光祿寺少卿。自此，汪漋再也沒有過擔當重任的機會。在雍正朝歷經幾番沉浮，甚至一度被革職。他的仕途高開低走，真的怨不得別人。一次彙報，一次請示，汪漋是怕承擔責任，反而招來了更大的責任，正可謂小聰明便是大糊塗也！
人在場面上混，偶爾抖抖機靈，確實是可以討得領導歡心的。小聰明有時候也能夠得逞。但是，這個事的機率很不穩定。有的領導是真糊塗，有的領導是裝糊塗，碰上個像雍正帝一樣不願裝糊塗的，那可就容易弄巧成拙了。
做官做事，還是實在點比較牢靠。
本文參考文獻:《清史列傳·汪漋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