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建軍丨三灣改編
那麼大家是否知道人民軍隊是如何實現脫胎換骨、成為一支新式軍隊的？
真正讓人民軍隊發生顛覆性改變的是1927年9月三灣改編，和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這兩次整軍，由內而外地塑造了人民軍隊，讓我軍成為了一支區別於任何舊軍隊的新式軍隊；我軍從此獲得了無與倫比的組織度和高昂計程車氣，成為一支鋼少氣多、拖不垮打不爛不管的鐵軍，無論在面對國民黨軍、日軍還是美軍時，都能以弱勝強，不管在順境還是逆境，都能取得一個接一個的勝利。
現在，讓我們回到整軍現場，看一看建軍的艱難。
1927年9月末，一支衣衫襤褸軍容不整的軍隊，在湖南與江西交界的羅霄山脈中行軍，這支軍隊就是秋收起義的起義軍。在幾天前的戰鬥中，起義軍被國民黨軍打敗，整個起義隊伍軍心渙散士氣低落，士兵整班整排地逃走，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時，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會議，決心整頓起義部隊，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灣改編。
關於三灣改編的內容大家一定耳熟能詳了，比如部隊縮編、把支部建在連上、建立士兵委員會等等，現在我們不談這些老內容，我們從官兵平等這個角度切入，看看三灣改編是重塑紅軍的。
三灣改編油畫
三灣改編首先要解決的是士氣問題。起義部隊從文家市撤往三灣村的路上，譁變、逃跑的現象層出不窮，不止是士兵逃跑，甚至連不少軍官都開始私自脫離隊伍，秋收起義前起義軍約有5000人，起義失敗到達文家市集中時有1700人，但是真正走到三灣的只剩下了900人，這其中大部分減員其實並不是戰鬥減員，而是眼見起義無望開了小差。
那麼舊軍隊一般是怎麼維持士氣呢？方法有很多，比如軍餉、鴉片等等。貴州王家烈的黔軍是出了名的“雙槍兵”，士兵除了一支步槍外還有一支菸槍，在軍餉和煙土充足時，軍官指揮部隊臂如指使，但是一旦軍需中斷後，黔軍就一鬨而散。
紅軍同樣也面臨這個問題，從秋收起義失敗一直到退入井岡山後，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紅軍在經濟上都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狀態。毛委員在審時度勢後決定，既然我們發不出軍餉，那乾脆紅軍就不發軍餉了，以後紅軍實行供給制，士兵和軍官一律平等，大家吃的一樣，穿的一樣，軍官吃什麼，士兵就吃什麼，上至前委委員，下至普通士兵，每人一天一律5分錢的伙食標準，廢除以前軍官吃四菜一湯，士兵吃大鍋飯的規定。同時，伙食的賬目必須全部公開，接受士兵委員會的監督和管理，如果伙食費在月末還有剩餘時，每個人可以再發少量的津貼當做零花錢，除此之外紅軍再無軍餉。
在紅軍草創的最初幾年裡，這種供給制被長期、廣泛地沿用。三灣改編後的第二年1928年，紅軍釋出了《軍事工作大綱》，在這個檔案裡肯定了廢除軍餉實施供給制的做法。
到1929年，遠在上海的中央給紅軍發來在軍史上著名的“九月來信”時，同樣繼續肯定了實施供給制的正確性。
《軍事工作大綱》：
凡有工農革命軍的地方必須採用志願入伍定期退伍制，以防止赤軍僱傭職業化的危險。工農革命軍的餉銀製應取消，改為一切給養由公家供給，另發領用費。
《九月來信》：
紅軍中廢除軍餉，只發零用錢與吃飯錢這是對的。
紅軍用過的錢幣
那紅軍戰士的“軍餉”到底是多少呢？
三灣改編前，團長陳浩的軍餉一個月是240塊銀洋，普通士兵的軍餉是一個月10元。三灣改編後，在陳毅元帥1929年給上海中央的書面報告中，提到了紅軍經費的情況，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紅軍由於不發餉，所以最大的支出就是每天的伙食費，一個戰士一個月的伙食費大概在4.5元左右，而零用錢多時每月四五元，少時就不發，正是因為實施了供給制，在官兵一致的環境中，紅軍幾乎沒有出現過鬧餉的問題。
供給制的意義還不僅於此，供給制實際上是在衣食住行這件小事上，把“官兵平等”的精神深刻地釘在了紅軍的骨子裡。軍官和士兵每天吃的一樣，穿的一樣，一起訓練，一起戰鬥，這在無形之中是在告訴士兵，大家出來幹革命，同吃一鍋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就給予了長期以來被壓迫計程車兵足夠的尊嚴，而尊嚴，就是戰鬥力。
《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
給養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費大洋一角五分，在物價低賤或有土豪打，或有農會贈的時候，常常有剩餘，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沒有幫助的時候，則常感覺太清淡了。紅軍廢除了發餉制度，經濟公開多時，每人每月可以發四元至五元的零用費，作洗衣、剃頭、買草鞋之用。若錢少則少發或竟至不發。士兵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無鬧餉的事，沒有錢發，他只怪這幾日籌款不到，不會向軍長要錢。
三灣改編紀念碑
秋收起義的部隊起源於舊軍隊和農軍，所以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舊軍隊的很多陋習，最典型的就是軍官隨意打罵士兵。
起義部隊從蓮花向井岡山轉移的路途中，已經出現了不少士兵逃跑的現象，而當時抓到逃兵處理的辦法，一是槍斃，二是鞭刑。在一次行軍時，師長餘灑度又準備槍斃逃兵，毛委員立即上前制止，他問餘灑度難道沒有別的辦法來制止逃兵嗎？為什麼非要槍斃呢？
此後在行軍的路上，毛委員就向這些逃兵進行了調查，瞭解他們究竟為什麼要逃，最後找到了三個原因：一是部隊天天在山溝裡面轉，看不到革命前途和希望；二是當兵本身要養家餬口，但是起義軍不僅發不出軍餉，連飯也吃不飽；第三，這個部隊和國民黨的部隊有些方面沒有兩樣，最突出的就是打罵士兵，槍斃逃兵。
毛澤東又在調查中還發現一個現象，何挺穎這個連隊基本沒有逃兵，最主要原因是，這個連隊有十幾個共產黨員發揮了榜樣的作用，他們幫助士兵背槍，照顧受傷計程車兵，對生病計程車兵噓寒問暖，到達井岡山後，這個連隊建制基本是完整的。
正是基於這些情況，才讓毛澤東下決心廢除打罵士兵制度，到後來，紅軍又把不得打罵士兵推廣到了不得打罵虐待俘虜，最終成為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的一項。（9集27min）（BGM改）
開國上將張宗遜在當時只是起義軍的一個連長，解放後，他談到三灣改編時，對官兵平等這一項尤其記憶猶新。他後來回憶說：“三灣改編決定廢除僱傭兵制度，規定官兵待遇平等，官長不能打罵士兵，在部隊中實行民主制度，連以上成立士兵委員會，對軍官有監督和批評權，從而調動了士兵的革命積極性。”
美軍航母上的軍官餐廳
我們現在看官兵平等，覺得它應該是軍隊的常態，不平等才應該是例外，但是我們只要稍微想一想，軍隊其實是最不該講平等的地方。
這是因為軍隊每天都處於戰爭或者準備戰爭的狀態下，必須做到令行禁止，而軍官想讓士兵做到令行禁止，就必須依靠手裡的權力。
在西方軍隊裡，為了讓軍官的指揮權保持一種神秘感，軍官總要刻意和士兵保持距離，像食堂、澡堂、廁所這些涉及到個人生活的場合，一般是要分開的，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營造軍官的神秘感，強化軍官的權力。如果軍官和士兵天天在一起洗澡、上廁所，權力的神秘感馬上就會大打折扣，一旦到了戰場上，喪失了神秘感的權力，在效果上也會大打折扣。
從古到今，歷來都是由官管兵，而紅軍在初創時期就明確了官兵平等，軍隊裡的人雖然像流水一樣，走了一批又來一批，但是官兵一致的原則永遠地刻在了人民軍隊的精神裡。
在電影《大決戰》裡有一個片段，當時中央機關還在西柏坡，這一天我軍的一大批高階將領中央警衛團三連的戰士進行一場籃球賽，直接上場的就有朱德元帥、賀龍元帥、葉劍英元帥，在場的還有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徐向前和任弼時等等。軍隊的高階領導人和普通士兵一起運動，正是對我軍官兵平等最真實的寫照。
抗大舊照
官兵平等還有更高階的玩法，那就是紅軍計程車兵可以像軍官一樣學習文化知識。
國民黨軍將領經常會不服氣，說我軍的將領既不是出身自黃埔，也不出身自保定，更別提留洋了。這確實也是事實，我軍在建軍早期，出自著名軍校的將領確實不多，但是有個很重要的事實長期被人們選擇性遺忘了，那就是我軍極其重視對中下層幹部和士兵的教育。一方面，早在三灣改編的2個月後，為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紅軍就創辦了紅軍教導隊，由開國上將陳伯鈞任書記，這是紅軍最早培訓幹部的機構。到了1932年，紅軍正式建立了中國工農紅軍學校，劉伯承、葉劍英、蕭勁光等一大批高階將領都曾在這裡工作過。隨著形勢發展，紅大在抗日戰爭期間更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同時還在各個抗日根據地擴建了二十餘所分校，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為我軍培養了二十餘萬幹部，這所學校最終成為了今天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的前身。
另一方面，部隊在戰鬥的間隙，同樣強調抓緊時間對士兵進行教育，說穿了就是掃盲。紅軍中有很多將領在入伍前均是目不識丁，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戰爭中學習文化，在戰爭中學習戰爭。1955年授中將銜的賴毅將軍，他在秋收起義前，是湖南平江的一個造紙工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是羅榮桓元帥教他認字，從“共產黨”、“中國”、“工農革命軍”這些最基本的字學起，最終在軍隊的熔爐裡成長為我軍的高階將領。
文化知識同樣會影響戰鬥力。到了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識字計程車兵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國民黨軍，部隊的整體素質實現了對國民黨軍的全方位超越。東北野戰軍在新式整軍運動中，之所以能夠把一點兩面、三三制這些戰術落實到每一個連隊，每一個班，讓每個戰士都能對這些戰術都倒背如流，和部隊的整體素質提高有著莫大的關係。
三灣改編紀念館
現在最缺的就是對紅軍成長的刻畫，好像紅軍從一開始就能吊打國軍”，事實確實是這樣，紅軍並不是生來就有高昂計程車氣和強悍的組織度，紅軍的優勢是在一次次整軍、一件件小事中積累起來的。
戰爭說到底是兩支軍隊的全面對抗，武器優勢從來就不是戰爭的決定性因素，人才是戰鬥力的核心，我們現在看國民黨軍“友軍有難、不動如山”的笑話，是因為國民黨的軍隊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逐漸放鬆了對軍隊的政治建設，再加上大量招安軍閥的部隊，使得軍隊裡山頭林立，越到後來，舊軍隊的弊端越來越顯露無疑。
法律上有一句話叫“法律需要解釋”，黨史和軍史也是一樣。我們今天回看歷史，三灣改編的意義絕不僅是整頓軍隊、不發餉、官兵平等等等，更重要的是，三灣改編相當於是在紅軍的草創時期就明確了，人民軍隊必須要建設成為一支不同於任何一支舊軍隊的新式軍隊，這樣的軍隊才能在未來的戰爭中承擔中流砥柱的作用，成為革命事業的堅強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