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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現代情報鬥爭史上，袁殊是一位十分奇特的人物，他在抗戰前後，周旋於國共兩黨及日偽勢力之間，以多重身份，做過五重間諜，在國民黨中統、軍統，日本與汪偽以及中共幾方面的秘密關係中，縱橫捭闔，應用自如。

他加入過青幫，在表面上扮演過“漢奸”角色，暗中卻又同時兼任國共兩邊的間諜，他先後坐過國民黨、汪精衛的大牢，解放後又曾被錯誤關押，歷經生死磨難，但究其根底，他還是一名中共黨員，曾為中共的情報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加入中央特科的袁殊

袁殊，1911年出生於湖北圻春，又名學藝、軍光，化名曾達齋。少年時代隨母到上海謀生，在極為艱難困苦的逆境中，依靠半工半讀，獲得一定的文化知識。北伐戰爭時期，一度投身於北伐軍並加入了國民黨。大革命失敗後，淪落在“狂飈社”當夥計。1929年留學日本，專攻新聞學，後因經濟拮据，於1930年冬回國。

在日本，袁殊接觸了一些進步思想，回國後他曾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常委，參加過上海左翼文藝活動。創辦《文藝新聞》，經常發表帶有“左傾”觀點的作品，他還曾披露了國民黨當局殺害“左聯五烈士”等重大新聞。

袁殊與當時上海左翼文化人馮雪峰、夏衍、樓適夷等都很熟悉，在上海文藝界具有一定的影響。

袁殊在左翼文化活動中表現出來的交際才能，很快引起了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注意。1931年10月，經中共情報負責人潘漢年的介紹，袁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了中共情報系統——中央特科的工作，當時他年僅二十歲。

潘漢年對袁殊說：

“你加入的是‘秘密’前衛組織，從事的是保衛組織的秘密工作，你要在一切人面前保守組織的秘密，萬一你因保衛組織而犧牲了，那隻能做一名無名英雄。”

袁殊表示接受一切條件。從此，他與中共情報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

為了黨的情報工作的需要，根據黨組織的指示，袁殊停寫了帶有“左傾”色彩的文章，封閉了《文藝新聞》，也不再與夏衍、樓適夷等激進文化友人來往，他漸漸有意從文壇上淡出，並在社會上造成他已消極隱退的印象。

2、國民黨特工和日本間諜

袁殊的父親是老同盟會員，在國民黨內與當時的上層社會有一定的關係，但袁殊尋機向上層滲透時，並沒有依靠他父親的關係，1932年春，他經表兄賈伯濤的牽線，利用與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社會局局長吳醒亞的同鄉關係，成為吳的門客。

吳醒亞是中統特務頭目，他在中統組織內成立了以“湖北幫”為主的特工組織“幹社”，袁殊被任命為情報股股長。這樣，袁殊成功地進入了國民黨特工組織。又經吳的介紹，他成為“新聲通訊社”的記者，出入南京政府宣傳部門，並結交了日本駐滬領事館副領事巖井英一，成為朋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為了加強對日情報工作，袁殊有意識地加強了與巖井的關係。巖井英一是日本外務省在中國從事情報工作的資深特務，他和袁殊接觸後，把袁殊看做“在華親日勢力”分子。袁殊偽裝得宜，與他建立了情報關係，開始接受其每月兩百元的津貼，成為“日本間諜”。當然，這一安排得到了中共黨組織的批准。

1933年，袁殊一度與中央特科失去聯絡，轉而為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工作。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事件而被國民黨軍統逮捕，並經叛徒指認暴露了身份，袁殊滿足了他們追查並找來著名電影演員王瑩（袁自述當時並不知道王是中共地下黨員）及寫份宣告承認自己過去為中共工作，今後將“擁護蔣委員長抗日”的要求，考慮到袁殊與吳醒亞的特殊關係，同時又怕開罪巖井英一，國民黨特工機關以“思想文化罪”，判袁殊兩年九個月的監禁，實際上袁殊在獄中只待了八個月就被釋放了。

出獄後，為轉變角色，黨組織同意他再度赴日本留學，成為早稻田大學歷史系的研究生。

3、青幫頭子和軍統特務

1937年4月，袁殊從日本回國後又加入了青幫，拜在青幫“大”字輩人物曹幼珊的門下，成為可以和杜月笙、黃金榮平起平坐的“通”字輩師兄弟。這樣一來，袁殊和中統吳醒亞、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幫會都有了聯絡，是集多種身份於一身的情報人員。

袁殊巧妙地利用這種多重身份，廣開情報來源，為中共中央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與此同時，他當然也在有選擇地為中統和日方提供情報。1937年6月，中共秘密組織負責人潘漢年以八路軍上海辦事處主任身份回到上海，袁殊在他領導下開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重大收穫。

全面抗戰爆發後，袁殊在從事情報工作方面表現出來的特殊才能，引起了國民黨軍統的注意。經青紅幫大佬杜月笙的介紹，戴笠親自出馬訪問袁殊，希望他為軍統工作。袁殊將這一情況向潘漢年作了彙報後，潘漢年認為“機會難得，不可錯過”。

於是，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再次變身成為軍統上海區國際情報組的少將組長。他一人具有中統、軍統、日本、青幫和中共五重身份，是中國情報史上絕無僅有的特例。

4、抗戰時期的傳奇經歷

“八一三”淞滬戰役期間，袁殊化裝成日本學生越過戰線到日軍陣地偵察，他提供的重要情報使我方避免了重大的損失，上海淪陷後，袁殊奉中共與軍統局之雙重命令留滬工作，他以軍統少將的名義，成立了秘密行動小組，專門懲辦侵略者和漢奸，並得到了軍統局的獎勵。其中最為成功的是炸燬了日本在虹口的海軍軍火倉庫。為此，軍統給袁殊記了大功。

1937年上海淪陷後，巖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併成立了一個日本特務機關“特別調查組”，袁殊成為其中一員。當然，這事得到了軍統與中共方面的同意。

為得到軍統的信任，袁殊按照軍統的部署，在上海積極開展了包括蒐集情報、襲擊日偽軍散兵、刺殺漢奸等活動。1939年初，袁殊參與制訂了暗殺原中統特務、時已投靠日本併成為日偽特工總部“76號”頭目李士群的計劃。

正當他們準備將這一計劃付諸實施時，因軍統上海區負責人王天木的被捕叛變而敗露，袁殊也因此被李士群的特工總部逮捕。李士群過去被中統逮捕時曾受過嚴刑拷打，因而對“兩統”恨之入骨。

被捕的軍統人員如不投降歸順，立即加以殺害，決不手軟。袁殊被捕後處境十分危險。生死關頭，他抱著一線希望，求救於已擔任日本領事官的巖井英一。巖井英一果然以領事館的名義，以袁殊是外務省系統情報人員為由，將袁殊保釋出來，使其避免了一次殺身之禍。

巖井英一營救袁殊，並非不求回報。而且，從認識袁殊的第一天起，巖井英一就著力培養袁殊親日，要拉攏袁殊為日效力。果然，當袁殊被安排往百老匯大廈後不久，巖井英一就向他提出要求，要他立即寫一篇談所謂中日關係的文章公開發表，實際上也就是要袁殊公開表態當漢奸。袁殊立即請示潘漢年。

5、甘願充當“漢奸”

潘漢年早已料到巖井英一這一手，他指示袁殊將計就計，公開出面當“漢奸”，打入日本諜報機關。

潘漢年說：

“我看這是個機會，也許還是難得的好機會，向敵人營壘滲透，在敵壘中建立我們的內線，需要的就是這種機會，你若真能成為汪偽政府中代表一個派別的領袖人物，不但可以起掣肘汪偽政權的作用，獲得情報的機會也更多，對革命的貢獻更大。當然，這對你個人來說是很委屈的，需要付出巨大代價，要承受親朋好友的誤解和公眾的唾棄，清白玷汙，名譽掃地。”

自參加中共情報工作以來，袁殊早已將自己的生死利益置之度外，但他確實沒有想到過要揹負“漢奸”的罵名。現在，有了潘漢年的明確指示，袁殊義無反顧地“按組織的意思去向水裡跳”，甘願“落水當漢奸”。他按照巖井英一的意見，經過一番思考斟酌，寫了一篇《興亞建國論》，在中日幾家報紙上發表，成為由巖井英一扶植起來的“公開漢奸”。

事隔不久，巖井英一為了掣肘汪偽漢奸勢力，就讓袁殊出面組織一個“興亞建國同盟”，作為一個漢奸文化團體，加入到汪偽政府中去。1939年11月，袁殊根據中共的安排，向巖井英一建議把它擴大成立為一個由巖井控制的偽組織——“興亞建國運動本部”，得到了同意。

於是，他在地處上海寶山路的“巖井公館”掛起了“興亞建國運動本部”的招牌，成立了“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的機構，並籌備出版了《新中國報》和《興亞》雜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表面上是一個接受日本外務省津貼、支配的漢奸組織，實際是中共的一個新的情報據點。

“興亞會”的主任委員是原屬改組派的陳孚木，經何香凝、廖承志做工作，他表示願意為抗日而實行“特洛伊”木馬計，機要員是從延安來的情報幹部劉人壽，其所辦的《新中國報》，經理是在桂林《救亡日報》工作的中共黨員翁從六。

在他們這裡，不僅日本外務省每月撥給“興亞會”的二十萬軍票中，有相當一部分成為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經費，而且在袁殊的具體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戰略情報從敵人的心臟傳送到了延安。

6、“漢奸”的情報

據劉人壽等的回憶，他們從“巖井機關”獲得的重要情報有：

1.1939年英法企圖犧牲中國對日進行妥協的“遠東慕尼黑”活動；

2.1941年6月13日潘漢年從香港簽發的有關德國即將入侵蘇聯的報告，儘管蘇方當時沒有重視這份情報，但事後蘇共中央曾為此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謝；

3.德蘇戰爭爆發後，日本的動向是南進而非北進，以及日美談判的情報。這是涉及蘇聯能否將遠東紅軍西調的決策，對國內的抗日動向也很有影響。

1942年初，由日本外務省安排，袁殊作為“興建運動”的代表，應邀到日本訪問。日本外務省頭子野春吉三郎是組織這一訪問的主角。吉三郎向袁透露，當前日本的國策是準備誘降蔣介石，建立一個以日本國為主體的大東亞共榮圈，日軍已確定了南進的戰略部署。這一訊息讓袁殊為之一震。袁殊彙集和分析各方面的情報，認定南進已是日軍確定不移的戰略決策了。潘漢年立即將此情報報告延安。

在歐戰全面爆發之後，蘇聯始終擔心腹背受敵。在有了確定日軍南進的情報後，蘇聯這才果斷決定從遠東調出了幾十萬兵力到西線增防。

“興亞建國運動本部”除為中共地下黨掩護了一個電臺外，更重要的則是出於國際反法西斯戰爭大局的考慮。當時在日偽與頑固派的夾攻下，隱蔽戰線工作的任務更為艱鉅，必須以更靈活的方式深入敵人內部。有袁殊進入日本人活動的圈子中，對獲取情報也就更加有利。

因延安遠離情報中心上海，又急需掌握日本大本營動向及日、汪、蔣三方的微妙關係與變化，於是袁殊這個機構便成了中共的重要耳目，他將大量情報發往延安。

儘管袁殊是個“公開的漢奸”，但他畢竟是在上海灘活動，曾幾度被國民黨和日偽懷疑過。國民黨密令它在上海的情報系統調查袁殊的真實身份。

7、化險為夷擺脫漢奸身份

1941年2月27日，孔祥熙在上海的情報員就在一份致重慶當局的密電中報告說：

袁殊雖幾度“在中央機關（指國民黨的軍統）服務，實則為共產黨工作。前年袁被捕後在日方組織偽黨（指漢奸組織‘興亞會’），亦為共黨指使。現袁為共黨擔任工作有四（方面）。共黨在滬安全問題與共黨在淪陷區之交通亦由袁負責”，“共產黨利用日偽報紙攻擊中央（指國民黨中央）皆由袁辦理”。但軍統方面對袁殊的真實身份一直沒有弄清。

袁殊憑藉“興亞會”負責人的身份，在汪偽政權內擔任過偽國民黨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教育廳廳長等職務。汪偽開始“清鄉”後，袁殊先後被委任為“清鄉政治工作團”團長，鎮江地區清鄉公署主任兼地區保安司令。

1945年初，袁殊辭去了偽教育廳長等職，僅留下一個上海市參議的名分。抗日戰爭勝利後，袁殊被任命為忠救軍新編別動隊第五縱隊指揮和軍統直屬第三站站長，被授予中將軍銜。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曾擬按漢奸罪對袁殊提出起訴，但在中共黨組織的安排下，1945年10月7日，袁殊由交通員秘密護送到蘇北解放區，並於1946年重新履行入黨手續，結束了長達十四年的敵營生活。

8、從袁殊到曾達齋

直到1946年初，國民黨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區，於是，“抗戰有功人員袁殊”立即變成了“共黨漢奸”。軍統對袁殊下了通緝令，並派人去蘇州抄家。“雙十”協定簽訂後，袁殊隨軍北撤。

時任中共華東組織部部長的曾山同志親自找袁殊談話，考慮到各種關係，讓袁殊暫時改名，跟他姓曾。從此，“曾達齋”的名字一直用了幾十年。後來，他被任命為華東局聯絡部第一工作委員會主任，定為旅級幹部。後又調往大連，在李一氓領導下從事解放區城市建設。

1949年2月，袁殊調往北京，轉到李克農領導的情報部門工作，專事日美動向的調研。1955年4月，他因潘漢年案牽連而被捕入獄。1982年又隨潘漢年的平反而平反。

1987年11月26日，袁殊病逝，結束了他坎坷而傳奇的一生，享年七十六歲。

袁殊的一生複雜多變，他曾為國共汪日多方搞情報工作，表面上做過日偽漢奸，又與中統、軍統有關係，但其中最擔風險的是他長期以來為中共做地下工作，最後又決定“歸隊”投奔解放區。

按照1954年中共中央軍委對他作出的審查結論：1935年被捕時自首變節有嚴重政治錯誤，後來給中共做情報工作給予充分肯定。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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