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新春之際，直新聞推出特別策劃《新春觀察》，約訪多位知名國際關係學者，與您共度知識年。在百年變局與世界疫情相互疊加，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的當下，我們將迎來一個怎樣的新年？又該以怎樣的姿態面對新一年呢？《新春觀察》第五期，帶來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中國歐洲學會會長馮仲平的專訪。專訪由直新聞駐京記者站記者唐萍採寫。
【直新聞按】
“2022年必須是歐洲的轉折之年。”馬克龍在新年前夕的全國講話中說道。今年元旦，法國成為新一任歐盟委員會輪值主席國。4月，法國國內將迎來總統大選。幾個月前，德國在去年告別了執政16年的默克爾，新一屆政府由三黨組閣形成。歐盟兩大引擎國接連大選，會帶來哪些影響？中歐關係面臨哪些調整？歐洲會如何捲入臺海局勢？2022年中歐關係的機遇與風險又有哪些？
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中國歐洲學會會長馮仲平。馮仲平還是《歐洲研究》主編、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訪談當天，我們來到位於北京建國門的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馮老師把我們引進一間會客室，房間名牌上寫著“歐羅巴”。其實，歐洲就是歐羅巴洲的簡稱，名字源於希臘神話的人物“歐羅巴”。在這間“歐羅巴”會客室裡，到處可見歐洲元素，歐式的沙發、地毯、壁爐、《最後的晚餐》畫作、櫥櫃裡的英式下午茶茶具、紅酒，以及最醒目的，中國和歐盟的旗幟。
訪談就在這個“歐羅巴”式的地方開始。馮老師談到從蘇聯解體引發的東歐劇變，再到前幾年的英國脫歐，“歐洲”這個政治概念一直在變化。在德國大選塵埃落定後，法國大選的走向繼續吸引全球注意，今年大選比上屆更精彩，出現了幾位特朗普式的中右翼、極右翼候選人。不過，馮老師預測，由於法國是保險的兩輪選舉制度，馬克龍大機率會連任。值得注意的是，歐洲現在處於一個政治碎片化的過程，左右翼交織。對於美歐關係與中歐關係，馮老師認為，歐盟強調的“戰略自主”，不僅僅是針對美國，而是想不依賴任何大國，也包括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在中歐博弈的過程中，馮老師反覆強調“求同存異”，中歐誰也改變不了誰，但誰也不想把中歐關係搞砸。
以下為專訪全文。
馮仲平（左）與直新聞駐京記者唐萍
深圳衛視直新聞駐京記者 唐萍：首先想請您分享一下，當初是怎麼跟歐洲研究結緣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中國歐洲學會會長 馮仲平：研究歐洲的起因是我在英國讀碩士、博士，回國以後自然把我分配到了當時還不是研究院、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的西歐研究室。當時命名為“西歐研究室”，是因為現在我們說的中東歐，當時實際上是在俄羅斯、中亞這一片的。各個單位都有俄羅斯中亞研究所、東歐研究所，西歐就是指法、德，包括英國等，後來才都改名叫“歐洲研究所”之類，一晃也二十多年過去了。
唐萍：您經歷了蘇聯解體，歐洲的概念變了，現在英國脫歐後，歐洲的概念又變了是嗎？
馮仲平：真是這樣。你知道蘇聯解體後很大一個事，那些中東歐國家陸陸續續重返歐洲，實際上就是重返西歐。地理概念上，當然西歐是西歐，東歐是東歐，但實際上，東歐的政治概念消失了，西歐把他們給接納了。西歐有個歐共體，後來就是歐盟，所以歐盟東擴，中東歐國家重返歐洲，就把歐洲的整個概念變了，原來我們講西歐這些都變成歐洲了。
其實還有好多人說歐盟的時候，就用歐洲這個概念，歐盟實際上不包括整個歐洲國家，但是現在大家都覺得，歐盟就是歐洲的代表。我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的時候，在歐洲所擔任過所長，這個所也是專門研究歐洲。我見證了當時研究中東歐的學者，從另外一個研究室加入到我們當時的西歐研究社，後來改名叫歐洲研究室。到社科院（歐洲所）後，這就是一個覆蓋全部歐洲的“國家隊”了。
唐萍：聊完英國我們再聊法國，法國進入大選倒計時了，您認為馬克龍還能連任嗎？
馮仲平：馬克龍連任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其實2017年可能是最關鍵的一年，上一次大選，當時大家問的很多問題比現在要尖銳多了。勒龐當時被稱為“女特朗普”，因為2017年那年特朗普上臺，正好法國同年大選，而馬克龍是一匹黑馬，他不是黑天鵝，是一匹黑馬，以前誰都不認識馬克龍。馬克龍在2017年大選前不到一年的時間，籌集了一個嚴格意義都不能算的一個政黨——前進黨，你看這像個黨嗎？他匆忙參加大選，結果獲勝。五年後，法國又要大選，人們又開始關心馬克龍的競爭者們，所以這次馬克龍面臨的挑戰也比較大。
瑪麗娜·勒龐
法國選舉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選舉有個很大的區別，就是法國舉行兩輪選舉，他們認為，兩輪選舉是安全的、保險的。像美國那樣，特朗普一下子就當選總統的情況，在法國不會存在。特朗普如果在法國選舉，那麼可能進了第一輪，第二輪也會落選。
之前雅克·希拉剋（法國前總統）也遇到過這種情況，當時希拉剋和勒龐的父親PK，第一輪誰也沒勝，第二輪兩個人都進了，之後希拉剋大勝。2017年的法國大選也是這樣的情況，當時是馬克龍對勒龐。今年估計法國很少有（候選人）第一輪選舉就能獲得超過50%的選票，如果超過50%就直接勝選了。在這種情況下，候選人就會進入第二輪真正的PK。法國人一般不會讓極端的候選人在第二輪勝出。
這次競選比上次看點更多一點，因為這次共和黨（法國的中右翼政黨）是個傳統政黨，它的候選人還是比較有競爭力的。極右翼的候選人不僅有被稱為“女特朗普”的勒龐，還有一位被稱為“法國的特朗普”的埃裡克·澤穆爾。
埃裡克·澤穆爾
這種民粹主義勢力在西方比較普遍，還有極左翼的。所以我個人感覺，馬克龍連任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唐萍：現在歐洲的右翼勢力是不是慢慢超過左翼了？
馮仲平：前幾年極右翼和極左翼的民粹等極端勢力在歐洲大行其道，影響也比較大。但是這幾年似乎大家也看到，民粹的一些極端理念、極端的政策、極端的做法，解決不了歐洲國家的問題。就像特朗普也解決不了美國的問題。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風向就完全逆轉了，我覺得，歐洲現在還是處於一個交織狀態。總的一個印象就是，政治碎片化。在過去，一個國家沒有那麼多政黨出來參加選舉，像德國是比較穩定的一個國家，長期是兩個主要的政黨，但是德國的情況很有意思，兩個政黨經常搞聯合政府，這在別的國家是不可想象的。但這次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三個政黨聯合執政，成本很高。德國大選剛剛落下帷幕，德國新總理舒爾茨實際上首先要把他黨內的各方穩住，然後再和其他兩個執政聯盟的夥伴，在內閣內周旋。實際上，現在德國新政府還處於一個過渡磨合期。
唐萍：意思是德國政府首先要內部統一了，才能夠對外展開政策是嗎？
馮仲平：沒錯，磨合的過程是很長的。
唐萍：那隨著德法這些歐洲主要國家都大選後，您對接下來的中歐關係有什麼樣的研判？
馮仲平：中歐關係肯定有一些內在的規律性，有內在的動力，當然也受到外部的影響。你剛才說得非常好，也受到歐洲整個國內政黨的變動、思潮的影響。民粹主義肯定有影響，政黨的變動也很重要，會導致政府的更迭，一個新政府上來以後會有一些新的想法。像德國綠黨領導人擔任了外交部長，自民黨領導人擔任財政部長，這些重要的部門都有一些新人上來。舒爾茨在上屆政府擔任過財長和副總理。
至於對中歐關係的影響，現在確實是機遇和挑戰並存。挑戰是很明顯的，主要是歐洲現在普遍接受了對中國的新定位——合作和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制度性對手，這三重定位對中歐關係的負面影響比較大，所以中國不太喜歡歐盟這樣來定位我們。
我們覺得，如果有分歧，我們可以求同存異，可以有健康的良性的競爭，這也是我們需要面對的一個現實。中國不可能永遠是20年前、30年前的中國對吧？我們的經濟有很大的活力，我們的企業競爭力增大，這應該是個正常的過程。如果在公平的競爭狀態下，我們也可以接受合作，當然這不是我們一廂情願的事。
我自己最近幾年一直在思考，我們可以不喜歡歐洲這樣對我們的定位，但是我們也得思考怎麼應對？首先是要面對，我們要探索如何以對話代替對抗，因為制度性對手裡面有很多對抗的因素。以合作對沖競爭，大概我們有一些思路在裡面。當然中歐關係有個特點，歐洲有很多國家，每個國家對中國的想法也不完全一樣，歐洲儘量想統一，挺難的，這也會反映在中歐關係中。所以實際上對歐洲的很多國家，至少我們可以把關係搞緊密一點，能夠減少一點對華比較強硬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
唐萍：就像我們一直說，“歐洲不是鐵板一塊”。您剛才說，歐洲的對華戰略受到一些外部因素影響，包括對華定位“三分法”，歐洲提出之後美國也提了，拜登上任時就強調，要修復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現在拜登執政一年了，您覺得歐美關係怎麼樣？
馮仲平：歐美關係總體上是走近了。我們對照特朗普執政的4年，鬧得歐洲雞飛狗跳，所以特朗普這4年中歐關係沒有走近，歐洲人至少覺得，中國還是我們需要合作的一個物件，反而那4年歐美關係比較緊張。拜登一上臺，這個氛圍變了，拜登在歐洲很有影響力，當副總統的時候，民主黨就和歐洲的理念相近。所以拜登上臺，歐洲對美國的期望值比較高。拜登一選舉成功，還沒有入主白宮，就發表了一個正式檔案，談大變局下，怎麼搞好歐美關係，這都是一些示好的表示。
但歐洲也是很現實的，其實拜登一上臺，歐洲人就想，到底拜登是個常態，還是特朗普是個常態？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如果拜登是個常態的話，特朗普的4年是個例外，但實際上這個問題提出來，他們就覺得，拜登也有可能是個例外。特朗普4年以後還會再回來，那可能才是美國的常態。所以現在，歐洲人越來越擔心，拜登只是短暫執政4年，下次大選，特朗普本人，或者是新的特朗普又捲土重來。總而言之，美國的特朗普主義常在，這對歐洲是一個比較頭疼的事兒。所以歐洲一方面要與拜登政府加強合作聯絡，同時也要做第二手準備。
再加上去年，拜登有些事情也沒處理好。從歐美關係這個角度來看，一個是阿富汗撤軍的事，第二個是AUKUS（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以及引發的澳大利亞核潛艇風波。這兩件事情，尤其把歐洲最重要的一個國家，我們剛才談到的法國，給搞急了。馬克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腦子轉得也比較快，他一開始很生氣，後來給臺階就下了。但是我不相信馬克龍本人和他身邊的人，對這個事情就此翻篇了。
其實馬克龍一直講，我們要戰略自主，最近講得更多了。今年上半年，法國是歐盟的輪值主席國，這上半年是歐盟加強戰略自主的重要機遇期。其實法國代表了一些歐盟國家，他們對美國，不論執政者是拜登還是特朗普或是誰，已經沒有太多的幻想了。當然他們意識形態、歷史文化相同的一些東西改變不了，但是法國經歷了特朗普時期，看到了阿富汗的事情後，也意識到美國並不可靠。
特朗普主義就是美國優先，美國優先就是歐洲靠後，美國人提出要重返“印太”，重返亞洲。歐洲人就認為，美國是不是要離開歐洲？但是話又說回來，拜登上臺以後，有一個重要考慮，就是拉歐洲對付中國。所以中歐關係中，有一些變化是歐洲人自己的變化，有一些是外力促成的。
所謂的外力促成就是拜登政府有些是一拍即合，有些是推動的、施加影響的。比如“制裁（中國）”的問題，我覺得是歐洲一部分力量和美國聯合，當然美國也推動了，但是歐洲也有一些反華勢力。
唐萍：剛剛您提到了歐盟越來越強調自己的戰略自主，您認為它到底能多大程度上實現戰略自主？
馮仲平：我們不要從字面上理解戰略自主，我覺得它更重要的是一個目標，而且是一個長遠目標，這個目標要實現很難。說到戰略自主，其實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歐洲防務能獨立嗎？防務獨立是更加遙遠的事，歐洲人要把防務自己承擔起來，我看那是一場大革命，從二戰後，這個事情實際上是外包給美國了，名義上是北約，北約是誰？北約是美國。所以歐洲應該開始解決這個問題了，但是這將是漫長的過程。有防務的自主獨立，才能有外交各方面的獨立，對吧？我覺得他們現在說的戰略自主，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這對歐洲來說已經是了不得了。
唐萍：歐盟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那會對中歐關係又產生什麼影響？
馮仲平：這個是比較複雜的，歐盟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它的戰略自主還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所以它的戰略自主不僅僅是針對美國，它是針對大國的。不能說我對美國不依賴了，我依賴別的國家，那也不叫戰略自主。總體上來說，我們中國還是支援歐洲搞自主的，這樣的話，它就不一定要跟隨美國起舞了，也符合我們中國說的，多極化世界發展趨勢。
實際上，歐洲也有好多人認為，這個世界肯定是多極化，當然他們也把自己作為一極。但實際上我覺得，這個世界好像不應該是中美兩極的那種，就像冷戰時期的蘇聯和美國一樣，我也認為是一個多極的發展趨勢，歐洲、俄羅斯、中國、美國、還有印度這些國家，長遠是個多極化趨勢。
唐萍：我們看到中歐關係出現了一些雜音，比如說像立陶宛這樣的小國衝到了挑動“臺獨”的前線，您怎麼看涉臺因素對中歐關係造成的影響？
馮仲平：臺灣問題上，一箇中國原則是我們和其他國家有一個正常關係的政治基礎。其實別的國家心知肚明，他們都知道和中國建交，和中國發展關係得有這個基礎，基礎動搖了，就是地動山搖，這關係還怎麼保持下去？我們和立陶宛就是這個情況，我覺得中國的回擊和反制是完全對的，這樣其他國家也看到了，在一箇中國原則上中國不可能妥協。這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怎麼能妥協，怎麼讓步？經濟利益等一些問題上我們可以談，但是這個問題不能談判，所以我覺得我們是在正確的一邊。但是立陶宛這個事兒比較麻煩，它現在是歐盟的一個成員國，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和整個歐盟的關係，這些我們需要考慮。
唐萍：對於這樣的冒頭小國，我們到底要採取什麼樣的應對策略？
馮仲平：我覺得儘量從雙邊關係來處理立陶宛，不讓它擴散到整個歐盟。我們希望把問題基本管控在雙邊關係上，不讓它影響到中歐關係。但是難處在於歐盟是負責整個中國和歐盟成員國的貿易，政治和其他關係則是立陶宛自己做主。比如說英國脫歐以後，它可以和別的國家籤自貿協定，但在以前是不行的，挪威、冰島可以和我們籤自貿區，為什麼其他國家不行？因為挪威和冰島不是歐盟成員國。立陶宛加入歐盟了，這是一個麻煩事，我們和它的一些經濟往來，會影響到整個歐盟和我們的關係。現在最棘手的是，立陶宛找歐盟背書。中國說這個事情就是我們兩家的事兒，歐盟追求的姿態是要團結，立陶宛是歐盟的一個成員國，是這個大家庭裡的一員，歐盟說要幫助立陶宛。這些表達我們也聽到了，但是歐盟究竟怎麼做，比如說歐盟要討論“反脅迫法案”，這都是比較複雜的。
唐萍：所以棘手在這，您剛剛也說了，一箇中國原則是我們的底線，那怎麼辦呢？
馮仲平：歐盟願意因為一個立陶宛把整個中歐關係搞壞嗎？我們不想因為立陶宛把中歐關係搞壞，歐盟也在想，願意為一個波羅的海的小國家、歐盟的一個小成員國——當然咱不是強調它小，就只是歐盟的一個成員國，而把其他26個國家和中國的關係搞壞了，你說歐盟的決策者他們願意嗎？所以雙方還有好多空間，我們可以做工作，可以互動。
我現在擔心的是，疫情下，不僅是中歐，整個世介面對面的交流，現在很難了，但是（面對面交流）是不可取代的。我們要想辦法加強溝通交流，僅靠影片有些事情是解決不了的。我們要線上下加強互動，所以我們期盼疫情能夠早一點結束。
唐萍：最後請教您一個問題，在2021年，歐洲以中國香港、新疆等存在所謂“人權”問題來制裁中國，您認為這種人權議題對2022年的中歐關係會帶來什麼影響？
馮仲平：求同存異的一個原則，當然這是中國提出來的，實際上，有時候歐盟搞制裁，它就不是求同存異了，但是我覺得從我們的立場來講，我們還是要儘量和歐洲人在意識形態上要求同存異，因為誰也改變不了誰。
唐萍：所以您覺得我們也不應該過多去指責人家？
馮仲平：你可以說人家，但是你改變不了他。我的意思是，歐洲人也得理解我們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我們有我們的治理，這麼大一個國家，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文化，我們有很多具體的問題。我們現在認為我們的道路、制度是最符合我們中國發展的。如果我們不是這套制度，我們國家怎麼能取得這些成就？這在他們這些國家是幾百年（才能實現的），而且他們還是靠別的辦法，我們是和平崛起，西方怎麼崛起的？他們第一桶金怎麼來的？所以說，在這些問題上，我覺得最好是求同存異。
但求同存異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們要多交流，說說我們的情況，他們說說他們的情況。第二個就是要和平共處，我注意到，和平共處不僅是我們和美國要這樣做，我們其實和歐洲也要堅持這個原則。習主席在2020年就提出來，說我們和歐洲要和平共處。
唐萍：那我們要怎麼應對這種中西方價值觀博弈呢？
馮仲平：那就鬥爭嘛。比如你對我制裁，我就反制裁，我不可能讓步對吧？去年3月不就是歐盟制裁我們，我們反制裁它們，這樣的話它就知道了，中國也不是好惹的，這個時候這種問題你不能退讓了。
唐萍：我們是想反制裁，可是我們也不想把歐洲推遠是嗎？
馮仲平：所以也是一邊鬥爭，一邊發展關係，我們也不是完全地和歐盟掰了。
記者 | 唐萍，深圳衛視駐京記者
編輯 | 俞哲旻，深圳衛視直新聞主編
專題統籌 | 曾子瑾，深圳衛視直新聞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