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總理為何只選四人當副總理?這四人有何過人之處?
在新中國成立當天,即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宣佈任命周恩來為政務院總理,並責成他從速完成政務院各個機構的組織。
10月19日,毛澤東主席主持召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正式通過了政務院副總理人選。
新任命的副總理人數不多,共有4名,都是周恩來經過精挑細選和深思熟慮後選定的最佳人選。在考慮這些人的新職位時,不僅要考慮他們在新崗位上的勝任程度,更要考慮其聲望和代表性。因為這是新中國政務院的第一批副總理,全世界的目光都在看著他們。
那麼,這4位副總理究竟有何過人之處、能夠在群英薈萃的新中國成為萬眾矚目的周恩來的助手呢?讓我們一一剖析。
在這4位副總理中,有2人是老革命家,也是總理周恩來長期的同志和戰友,他們分別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和經濟奇才陳雲;還有1人是大文豪郭沫若;最後1人就是和毛澤東在“窯洞對”中提出“興亡週期率”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
為何說這4人有著廣泛的代表性?這要從他們在政務院中分管事務和在社會中的聲望和“所屬陣營”說起。
從政務院內部分工來看,董必武實際是第一副總理,兼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主任,分管政治工作。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一切都要做到有法可依,因此董必武的工作是具有開拓意義的;陳雲在政務院兼任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分管財經工作,新中國成立後首先事情就是把經濟搞起來,這是國家強盛的基礎;和魯迅齊名的大文豪郭沫若兼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分管文化教育工作,這正是他的特長;而黃炎培則兼任輕工業部部長,分管工業,這也是作為實業家的他所擅長的。
說到代表性,這是周恩來在任命4位副總理時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在剛剛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中,毛澤東是主席,在6位副主席中,就有宋慶齡、李濟深和張瀾3位民主人士。因此,在考慮副總理人選時,必須要考慮到他們所處的“陣營”。
4位副總理中,董必武和陳雲是老資歷的共產黨員,董必武甚至還是黨的13位創始人之一;郭沫若既是卓有成效的文化陣線戰士,又是在各個社會團隊中享有很高聲望、擁有極廣人脈的賢達;黃炎培既是教育家、也是社會活動家,更是實業家,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因此,這4人的組合可謂既精簡又全面,從某種程度上,和新中國欣欣向榮的局面非常貼合。
這樣,在政務院中,有黨內革命家,有經濟權威,有文化巨擘,也有實業大亨,這4人的組合,正是作為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所極需要的助手矩陣。
董必武
董必武在黨內是資歷、威望和貢獻都非常特殊的一位,即使是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等領袖人物,都稱呼他為“董老”。
董必武是前清秀才出身,他是在清朝廢除科舉前兩年考中秀才的(考中秀才的難度一點不比今天考上985的博士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讀書人。他還參加過武昌起義,加入過同盟會,見過孫中山,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董必武作為湖北代表參加了一大,成為黨的創始人之一。那時,他的年紀就不小了,是13位代表中僅次於何叔衡的大叔級人物。
董必武是讀書人,但同時也是大革命家。著名的黃麻起義是董必武策劃的,鄂豫皖蘇區也有董必武的功勞,甚至可以說紅四方面軍和後來劉鄧大軍的中野(二野),都有著董必武巨大的影響。
董必武
比起將帥們在硝煙瀰漫的前方廝殺,董必武更多從事的是幕後工作,他和周恩來一起領導南方的地下工作,觥籌交錯間,一份份絕密情報送到了毛澤東的書桌旁邊,一個個紅色特工安插進敵酋的眼皮下面,著名特工熊向暉、郭汝瑰、沈安娜、韓練成都是董必武親自安排的。正如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唱的: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
董必武年齡大、資歷高、人品好、貢獻多,還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在黨內外都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比董必武小12歲但又堪稱“忘年交”的周恩來對董必武極為了解和信任,兩人有著特殊的默契,所以才把董必武安排為第一副總理。
董必武對新中國的貢獻極大,是將新生的中國法制化的奠基者,曾擔任最高法院院長。1950年周恩來訪蘇,有兩個多月的時間不在國內,代理總理的就是董必武!
陳雲
陳雲在新中國領導人中,絕對是一個特殊人物,他也是擔任副總理時間最長的領袖,從政務院到國務院,連任五屆副總理,可謂空前絕後。
說起陳雲,用一個字形容他就是“能”——這是毛澤東對陳雲的評價。是新中國最能幹的經濟學家,無論是周恩來、劉少奇還是鄧小平,無論誰領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都少不了陳雲的運籌帷幄。
和陳雲同為財經大師的薄一波這樣評價陳雲:“人們讚揚陳雲同志是‘理財鉅子’、‘經濟大師’,他是堪當此譽而受之無愧的。”曾任國家主任的李先念也稱陳雲是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兩個人之一:“我一生有兩個老師,一個是徐帥,教會我打仗;一個是陳雲同志,教我管經濟。”
經濟問題在舊中國一直是一個頑疾,失業率高,經濟不振,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使得國民黨南京政府一籌莫展,哪怕是太子蔣經國親自坐鎮上海,也不起任何作用。
新中國成立後,西方世界普通對中國的經濟持悲觀看法,他們說:“搞軍事打100分,搞統戰打80分,搞經濟要打0分。”但陳雲上任之後,很快他們就改變了意見。
陳雲在經濟界發起五大戰役:銀元戰役、糧食戰役、運輸之戰、抑制通脹戰役和物價戰役,攻必取戰必克,沒用多長時間,新生的中國經濟形勢就穩定了下來。西方觀察家又對陳雲讚不絕口,認為他是中共經濟權威第一人!
郭沫若
郭沫若的名字前面有一大串稱謂,文學家、詩人、書法家、考古學家、戲劇家、社會活動家、古文字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一位真正的“複合型”人才。
而在他的職務上,也有著諸多的光環:中央研究院院士、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國科技大學首任校長、中國文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而郭沫若的一生,也極具戲劇色彩,參加過北伐戰爭,在蔣介石背叛孫中山時寫過《試看今日之蔣介石》揭露他的真面目;他參加過南昌起義,而且是在隊伍南下的過程中火線入黨的,這個情節和賀龍元帥的入黨有相似之處:都是起義爆發之後入黨的,都是火線入黨。
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千里迢迢從國外回國參加抗日活動,在上海主辦救亡報紙,擔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政治部部長先後由國民黨元老張治中和陳誠擔任,副部長則是周恩來和黃祺翔。
1948年,因郭沫若在考古學領域的非凡成就,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
新中國成立前夕,郭沫若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世界擁護和平大會布拉格會議,後任當選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後,郭沫若擔任政務院副總理,排名第三,併兼任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
黃炎培
黃炎培是中共的老朋友,在抗戰即將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候,黃炎培應邀赴延安訪問,著名的“窯洞對”就是那時的事情。
在延安的窯洞裡,黃炎培和毛澤東有過一次超長時間的談話,共約十幾個小時。黃炎培非常感慨地說,自己六十年來所見所聞,“其興也浮焉,其亡也忽焉”,無人能跳出這個“興亡週期率”。
毛澤東告訴他,我們已經找到了跳出“興亡週期率”的路,不會再陷入這種無解的迴圈: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聽後豁然開朗,從此對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非凡的氣魄和抱負心悅誠服——歷史上有著名的“隆中對”,這次毛澤東和黃炎培的“窯洞對”也成為可永遠流傳的佳話,並被多次引用。
黃炎培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他在舊中國辦教育、興實業,成就斐然,但同時,他也看透了舊社會的黑暗本質,不願與之同流合汙。
黃炎培才華橫溢,在清朝曾中過舉人,如果說秀才是十分難得的高材生的話,舉人就得用“鳳毛麟角”來形容了。但黃炎培不做官,反而參加了革命,不管是袁世凱還是蔣介石,都想用高官厚祿拉攏他,但黃炎培不為所動,堅持不合作態度,併發下誓言:一生拒不做官。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夜訪黃炎培,希望他能出山擔任政務院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黃炎培謝絕了,一是自己已經72歲,幹不動了,更重要的是自己曾經發下一生不做官的誓言,怎好違背呢?周恩來告訴他:“這不同於舊社會做官,現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為人們服務……”
黃炎培出山後,在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是民盟出身,但卻建立了影響極其深遠的民建。而且,他和毛澤東、周恩來都有很深的私交,在他87歲做前列腺手術時,周恩來親自進行方案研究和手術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