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十六）
金建軍
1937年9月，隨著八路軍進入山西，以周恩來為首的一大批我黨高階幹部也來到了山西。此時的山西已是戰火連天，進入山西的抗戰部隊成分極為複雜，除山西的晉綏軍外還有中央軍、陝軍、滇軍、湘軍、八路軍、原馮玉祥的西北軍和即將到來的川軍等，這些部隊的糧秣補給，彈藥和新兵、伕役的補充十分複雜。周恩來利用這種局面，立即向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建議，成立一個第二戰區各方面都參加的戰爭動員機關，即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以下簡稱“戰動總會”）。閻考慮到山西北部十三縣犧盟會的影響較小，而屬於第二戰區的察哈爾省和綏遠省還沒有民眾動員機構，所以閻錫山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並很快將這一機構的建立呈報南京國民政府批准，於1937年9月20日召開了成立大會，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全國從事動員者莫不以此為楷模” [99]
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直轄於第二戰區長官行營，委員會中二十多名委員，由閻方和共產黨八路軍各派代表若干名，山西、綏遠、察哈爾三個省政府各派代表一名，戰地各軍、犧盟會、公道團、學聯、教聯各派代表一名，中共方面派出的是鄧小平、彭雪楓、程子華、南漢宸（程子華、南漢宸二人為駐會委員）。“戰動總會”與“犧盟會”不同，犧盟會是由閻錫山發起的一個民眾團體，中共黨員薄一波以個人身份受聘在犧盟會工作；戰動總會是經國民政府批准的，由第二戰區參戰各軍、各團體和各政治派別共同參加的戰爭動員機構。
戰動總會會長由老國民黨人、老同盟會會員、時任第二戰區高階參議的山西籍人士續範亭出任，戰動總會下設組織部、宣傳部、動員分配部、鋤奸部、武裝部，表面上組織部長南漢宸、武裝部長程子華由中共派出；宣傳部長趙宗復、動員分配部長王謙由閻錫山派出；鋤奸部長郭任之代表南京國民黨，可實際情況是，續範亭受其族兄續西峰影響極深。續西峰是辛亥年間山西著名的反清革命黨，辛亥革命爆發後，續西峰迅速組織和率領忻代寧公團南下進攻太原，對太原起義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後因續西峰與都督閻錫山不和，續被閻排斥並驅逐出山西，續西峰遂帶領續範亭等離開山西，奔走各地終生致力於反對北京政府和反閻。1926年，續西峰客死天津後，續範亭繼承了續西峰的遺志，終生反貪腐政府和反軍閥閻錫山。他願意同除日本外的一切反蔣、反閻人士合作，因此，在戰動總會中他雖是閻錫山任命的會長，但卻支援共產黨，並於1938年6月秘密加入共產黨；宣傳部長趙宗復雖由閻派出，但卻是中共秘密黨員；鋤奸部長郭任之雖是國民黨員代表南京國民黨，但也是暗中支援中共，後被髮展成中共秘密黨員；更為重要的是周恩來以原晉綏軍不善搞游擊戰為由勸說閻錫山，最終使其同意武裝部長由紅軍十五軍團政委程子華擔任，劉少奇曾說過：“戰地總會的作用大不大就看能不能掌握武裝”。[100]至此，戰動總會會長和幾個部長，只有動員分配部長王謙聽命於閻錫山。戰動總會剛一成立，我黨就掌握了它的實權。
戰動總會的“工作綱領”規定戰動總會的任務有七項：1、在敵佔區開展游擊戰爭；2、動員新兵上前線；3、組織人民武裝自衛隊；4、動員糧秣運輸；5、運送和招待傷病人員；6、組織戰地偵察敵情和封鎖訊息；7、進行剷除漢奸運動。戰動總會工作綱領還明確規定了戰動總會與各級政府的關係，一切動員工作統由各級動員委員會負責實現，各級政府要積極協助，不得阻抗和破壞，同時，戰地動員委員會“不得干涉各級政府的經常行政工作” [101]
戰動總會一成立我黨就秘密透過各種渠道，派遣了100多名黨員到戰動總會工作。程子華任戰動總會秘密黨團書記。[102]戰動總會首先開展的工作，就是由武裝部開辦遊擊幹部訓練班。第一期一星期結業，一百多人；第二期十天結業，一百多人；第三、四、五期各期二百人，半個月結業。中共中央很重視戰動總會的武裝部隊建設，先後由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派出幾十名紅軍老幹部到武裝部，武裝部就把他們分成多批，每批三、五人帶領一批結業學員去組織游擊隊。[103]
很快，戰動總會就發展了二十五支游擊隊，1938年3月，這25支游擊隊被閻錫山改編為山西省保安二區的六個保安支隊。武裝部長程子華在向毛澤東發電，彙報戰動總會游擊隊被改編為山西省保安二區六個保安支隊的情況時，指出：“每個支隊下轄10個營，約3800人，六個支隊共2.1萬人，各支隊除六支隊一營我們開始工作，第五支隊全部政工人員是我們的，並建立了支部，其餘每支隊有八個營完全在我們的領導下。” [104] 秋林會議後，這六支保安支隊又被閻錫山改編成暫編第一師，師長續範亭。該師軍事骨幹主要是由八路軍派來的98名軍事幹部擔任[105]，政治骨幹是由山西地方黨組織輸送的130多名共產黨員擔任。[106]同時，戰動總會還在各縣成立有人民武裝自衛隊6萬5千多人。[107]
由戰動總會控制的雁北13縣，中共也相繼成立了縣、鄉、村各級組織，戰動總會委派的各縣縣長也大多是中共秘密黨員。[108]
隨著事情的發展，一種“戰動總會是八路軍”的傳聞，在第二戰區廣為傳播，為了駁斥這種有害於我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害於我黨團結一切抗日力量進行抗日的言論，程子華撰寫了一篇題目為《戰動總會的過去與當前工作的正確認識》的文章，文章說：“我們是代表八路軍在閻司令長官領導之下，協同其它軍、政、群眾代表……我們自從參加戰動總會工作以來，未嘗稍有懈怠，深怕辜負了閻司令長官及愛國人士和人民對我們的希望。我們從未想過將戰動總會變成八路軍的。” [109]並從三個方面反駁“戰動總會是八路軍”的言論。
與戰動總會有相同情況的犧盟會也遇到了類似的社會傳聞，這種傳聞會嚴重影響抗戰初期共產黨、八路軍在山西的生存和發展。薄一波公開反覆說：“犧盟會主要是體現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閻司令長官的抗日主張的一個組織。犧盟會和決死隊都是閻司令長官創立和領導下的組織和武裝。” [110]朱德也曾說：“以平津流亡青年為骨幹，在山西組織了犧盟會和決死隊。決死隊是山西的新軍，我們對它曾給以兄弟一樣的援助。” [111] 對內部薄一波總結他在山西的工作則是：“戴閻錫山的帽子，講山西話，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 [112]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後，第二戰區各機構紛紛移駐到臨汾，臨汾一時成為華北抗戰的中心，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和愛國青年紛至沓來。閻錫山為擴大自己的力量，為培養鞏固他在第二戰區的統治所需的各方面人才計，閻錫山在臨汾創立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學（簡稱民大），閻派梁綎到西安、武漢兩地招生，並專門開設前往民大的專列，希望儘可能吸收各方面人才。
民大校長由閻錫山擔任，負實際責任的是閻的親信——辦公廳主任梁化之。梁化之因事情太多，無法經常到學校來，他只好透過辦公廳副主任梁膺庸（中共北京特科成員）、教務處主任杜任之（具有特科和共產國際雙重身份）、政訓處主任杜心源（屬中共山西省委系統）等管理民大的日常事務。
民大分大學部、高中部、初中部，民大還在臨汾師範設立了一分校，在運城設立了民大二分校和三分校，學生來自全國各地，“在武漢地區前後共招收三批學員，每批大約600多人，合計約為2000人，加上從北平、天津等地流亡的青年學生前來參加民大者，還有從南京、河南和西安等地區前來參加民大者也為數不少，約有5000餘人。” [113] 以共產黨為核心的犧盟會是民大唯一公開活動的政治組織，民大各學員隊的政工幹部都是犧盟會派任的。
1938年2月28日，臨汾失陷，民大開始西渡黃河向陝西撤退，趁著混亂，在梁膺庸、杜任之和杜心源的活動下，民大大部分學員都轉到了八路軍在山西的各根據地，其中，有七八個教員（包括杜任之的妻子李速強）和四五百名學員奔赴延安。[114]撤過陝西后，民大學員只剩2000餘人，教員也散去不少，閻錫山只好將其縮編為一個普通軍事訓練班。
在臨汾時，閻錫山發覺“戰動總會”和“犧盟會”已不受其控制，有尾大不掉之勢。為此，閻錫山想成立一個政黨，以這個政黨與犧盟會相抗衡。於是，閻於1938年1月中旬成立了“民族革命青年團”，簡稱“民青”。閻錫山試圖透過“民青”這個新型組織重新控制犧盟會和新軍。當犧盟會總部負責人牛蔭冠將閻錫山創立“民青”的情況向山西省委彙報時，中共山西省委負責人張友清指示說：“閻錫山成立一個政黨也不要緊，我們犧盟會和新軍全體人員都可以參加。進去以後，爭取自上而下的領導權，利用合法的組織進行合法的鬥爭。各級犧盟會和新軍的黨員領導幹部都要爭取從上到下擔任民青黨的領導職務。” [115] 隨後，牛蔭冠等犧盟會總部負責人將犧盟會和新軍各級“民青”組織負責人，從上到下向閻錫山報了一個花名冊，並代被上報人填了表。就這樣，“民青”不但沒有成為閻錫山掌握、控制犧盟會和新軍的組織，反倒為西盟會和新軍建立了一個新的戰鬥陣地。當時，“民青”總部除名義上由梁化之負責外，實際負責的是中共秘密黨員、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行營政治處副主任劉岱峰（正主任梁化之），“民青”總部的主要工作人員仍是犧盟會成員。由於劉岱峰等“民青”上層中共秘密黨員的工作，民青吸收了大量的進步青年及我黨地下黨員，為掩護、壯大地下黨組織，創造了有利條件。[116]
1937年11月上旬,日軍攻陷太原後,雖欲繼續南進, 但因兵力消耗過巨,僅抵達交城、文水、平遙一帶,即行停止,從事整補。
太原會戰後,中國軍隊亦亟須整補。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於1937年11月12日令各部隊向晉南方面轉移,以一部佔領子洪鎮、韓侯嶺、兌九峪之線, 拒敵南下,主力則於該線以南地區實施補充、整訓。
此時的八路軍不僅要完成整補，更重要的是要分散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迅速擴大武裝。1937年10月29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指示，要求八路軍各師“在兩個月內各擴大部隊一萬二千人”；對非正規軍，要求迅速組織游擊隊，“每隊至少三千人”，“一一五師應組織三個”，“一二0師應組織三個”，“總直三個”。各游擊隊“可採用抗日義勇軍的名稱”，同時須“保證黨的統一領導”。[117] 11月17日，劉少奇和北方局副書記楊尚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提出“擴大紅軍要成為華北全黨及紅軍全體指戰員第一位重要工作”，“必須計劃在三月內擴大到十萬，半年內擴大到二十萬”。[118]
為了儘快完成中央佈置的擴軍任務，八路軍各師進入山西后立即部署分兵發動群眾，擴大武裝。一二○師到山西岢嵐後，師政委關嚮應立即抽調 700 人組成地方工作團，分赴興縣、岢嵐、五寨、神池、寧武、靜樂、臨縣、保德、偏關、河曲等縣，依靠當地地下黨積極開展工作。一二○師工作團到達晉西北後，幫助建立地方黨組織，採取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的辦法，建立黨的支部及臨時縣委。僅20 多天時間，便發動和組織了 5700 餘人的抗日自衛隊。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努力，一二○師工作團建立了中共晉西北臨時省委及各縣臨時縣委，恢復了政權組織。[119]
1937年11月13日，第129師師長劉伯承、副師長徐向前、政委張浩在石柺鎮召開幹部會議，決定迅速實行戰略轉變，要求每個團的各個營都抽出一個連，組成工作團或遊擊支隊，到指定地點同中共地方組織、游擊隊一起工作。如陳錫聯任團長的一二九師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團：一營營長孔慶德帶兩個連到平定、井陘兩縣，協助地方黨組織建立起了兩個縣的抗日政權；二營營長譚德仁帶領兩個連到贊皇、元氏、臨城三縣，建立抗日政權，組織抗日武裝；三營營長鄭國仲帶領兩個連到和順及昔陽一帶活動。[120]
七六九團副團長汪乃貴以該團兩個連為骨幹，與昔陽、邢臺、榆次3個遊擊大隊合編為獨立支隊（汪乃貴支隊）。該支隊很快就發展到3000多人，後與七六九團合編為新第385旅，全旅共約8000餘人。[121]
1937年9月中旬，一二九師政委張浩派名將秦基偉單人匹馬出去發展武裝，只給他一張開給太谷縣縣長的介紹信，讓他到太谷縣去當遊擊教官，實際上就是去組織隊伍。秦基偉到太谷後，太谷縣長杜任之（中共秘密黨員）將已有200多人的太谷民眾武裝自衛隊交給他，由秦任游擊隊教官。幾經努力，在太谷淪陷的第二天，秦基偉以自衛隊為基礎組建了“八路軍太谷遊擊支隊”，秦任司令。與此同時，一二九師民運部長賴際發也受派，隻身到榆次紗廠發動工人，組建游擊隊。後根據一二九師命令，在石柺鎮秦基偉的太谷遊擊支隊和賴際發的榆次游擊隊以及陽泉煤礦工人游擊隊，合編組建了八路軍在太行山區的第一支遊擊武裝——“秦賴支隊”。秦基偉任司令員，賴際發任政治委員，朱效成任政治部主任。該支隊在地方秘密黨組織的協助下到1939年初，用一年多的時間內就發展到了5000多人。[122]
1938年1月，一二九師三八六旅七七一團政治處主任趙基梅率一個連開赴晉東南，2月組建八路軍獨立遊擊支隊，即後來的趙譚支隊。隨後，趙譚支隊進駐陵川開闢敵後抗日根據地。到1938年12月，該支隊即由原來的一個連發展到2000餘人。[123] 與此同時，一二九師又派師教導團營長謝家慶、營政治教導員張國傳帶十餘名紅軍戰士組成張謝大隊，南下到武鄉，在當地秘密黨組織的配合下發動群眾，擴大武裝。張謝大隊很快在武鄉、黎城一帶擴大到千餘人。
如此快速地擴軍，使八路軍僅用兩個月的時間便超額完成了中共中央下達的擴軍任務。任弼時在1938年2月份的一份報告中說：“部隊出發時約三萬四千（人），在最初時期九、十月部隊減員，主要是戰鬥減員。十月後，便開始佈置擴兵工作，特別是在太原失守後更積極進行擴兵。……經過十一、十二月，便收到大的成效，……到十二月底，共擴大約九萬二千餘人（新老在內）。”此外，尚有“總共遊擊隊約有兩萬五千餘人”。 [124]（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