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宏超
我們印象中的歷史，總是充滿了轟轟烈烈的事件、標誌性的日期、載入史冊的名人英雄，然而當我們深入到歷史的脈絡中，就會發現，古人的日常生活也是一座寶藏。
所以，對日常生活的關注，並非對宏大主題的排斥和迴避，而是觀察歷史視角的轉換。
對於日常生活來說，時間因素最為重要。自然時間系統給人們的生活建立了一個基本的秩序：一年四季十二個月，每月三十天，每天日起日落，一日之中有十二時辰，形成了系統嚴密的時序系統。
古代的休閒生活，多以自然時間系統為主要的依據。
此外，人文時間的劃分，讓人類的時間具有了文化內涵，如節日，因為承載了許多文化內容，而使得休閒活動有了豐富多彩的文化意蘊。
古代也有完善的休假制度
空餘的時間是人們進行休閒活動的基本前提，就如現代社會中有很多法定節假日一樣，古代也有完善的休假制度。
古代的官方休假時間可分為三類：一是各種節日，如一些傳統的宗教、祭祀和民俗類節日；二是假日，即法定休息日；三是臨時性假日。
但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休沐制度，主要針對的是官僚階層，且並沒有被嚴格執行，對於農民、手工業者及商人來說，其作息並無定例，有些勞動者終年勞作，長年無休，也是常有的情況。
古代的重要日子，如元日、元宵節、端午節、清明節、夏至、伏日、中秋節、臘日、冬至等，都要放假休息。
如元宵節起源於西漢文帝時期，漢代放一天假，唐代放三天假，宋代放五天假，到了明代放十天假。民間認為伏日有鬼出行，不便外出，“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漢官舊儀》），所以只能放假休息。
冬至是陰陽二氣轉換的時節，要以靜養為主，“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後漢書·禮儀志》），也要放假休息。
臨時假期是特別的福利
官員的法定作息制度稱為“休沐”，這一制度起源於西漢：“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初學記》引漢律）
沐，最早的意思是洗頭髮，後來泛指洗浴、洗滌，這裡指代的是休息。上面的話即是說，官員每五天可以有一天的沐浴、休息時間。
唐代把五日休沐改為十日休沐，也就是旬休，“九日馳驅一日閒”，工作九天休息一天。上、中、下旬各休息一天，這三天分別叫作上浣、中浣、下浣。
為何唐代較之漢代假日有所減少？
漢代官員一般住在官署內，而不是住在家裡，辦公時間就比較充裕，所以可以五日回家休沐一次。唐代之後，官員一般就住在家裡，來回上班，效率降低，休息時間也隨之減少。明清時期官方假日在旬休基礎上又進一步減少，一方面是因為政務增加，另一方面也是皇帝加強集權的一種體現。（《國史探微》）
有些官員會在假日中勞作，如東漢時的尚子平，“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文選》李善注引《英雄記》）。大概是做官收入不高，就在休息日上山砍柴，以貼補家用。也有人在這天加班，以處理未完成的公務。
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皇帝誕辰，也會放假幾天，以示慶賀。
唐玄宗把自己的生日定為“千秋節”，放假三天。此後的帝王多沿襲這種做法，在生日時給官民放假。
唐代尊奉老子，把老子誕辰稱為“降聖節”，放假一天。還有一些忌日，也是上下“廢務”，不上班。家庭成員中，近親的婚喪，官方規定可以回家休假。
如父母去世，必須丁憂去職，服喪三年，如果是軍職，則為一百天；離開父母三千里之外，每隔三年有三十日定省假（不包括路上的時間），父母在五百里之外，每隔五年有十五日定省假；兒子行冠禮（即成年禮），有三天假期；兒女婚禮，有九天假期；授業老師去世，有三天假期，等等。
這些臨時性的假期，有些是許多朝代一貫的制度，有的只是某個時期的規定，這些假期多涉及政治管理、家庭關係以及個人交往等因素，算是古代官員們的特別福利。
一派笙歌夜未央
古代社會中夜晚的生活是簡單的，一般人睡得都很早，對於這種現象有幾種解釋：一是認為農民勤勞，形成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作息方式；二是從養生的角度說，晝起夜伏符合自然規律；三是從社會管理的角度，認為政府為了強化社會的秩序，採用宵禁制度，除了一些特殊的節日，如元宵節外，其他日子晚上不允許活動；四是照明效果有限，現代的照明技術還沒有出現。
社會學家李景漢在《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一書中，還提出了另外一個解釋，那就是照明的成本。此書調查的物件是民國時期的北京，但其中反映出來的一些情況對於中國古代社會來說也是基本適用的。
書中談到民國時期農民家庭的照明，一般使用煤油。“在夏季，晝長夜短，許多貧家不用燈火，只在冬季天短時每晚用油少許，每月少者約用一斤，多者約用二斤，每斤價約八分。普通人家在暖季每月約用一斤，在冷季每月約用三斤。”
在對一個村莊的調查中，平均每家一年花費二元。而這個村莊的收入情況，每家年收入在一百元上下，照明費用佔年收入的百分之二；全村一百多戶人家，蔬菜消費未滿五元的有三十六家，佔三分之一多，所以兩元的煤油費用，也算是一筆不大不小的開支了。
古代官方在一些節假日中張燈結綵，要求百姓掛燈，許多百姓都難以承擔這筆對他們來說很高昂的費用。
古人晝起夜伏的生活方式受到了自然的限制，在照明條件落後的情況下，晚上無法做更多的事。同時，時間的安排除了遵照自然規律以外，還受到社會管控因素的影響。
對於時間秩序的管理，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尤其是對於夜晚，歷代官方都有嚴格的管理制度，這稱為夜禁制度。
“禁民夜行”，夜間人們不能隨意出行，行為方式受到了很大的約束。
白天的世界如果說是光明的、理性的、有秩序的，那麼黑夜則代表著黑暗、非理性、混亂與罪惡。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中就規定：“其夜禁之法，一更三點鐘聲絕，禁人行，五更三點鐘聲動，聽人行……違者笞二十七下，有官者笞一下，準贖元寶鈔一貫。”
晝伏夜出，夜聚曉散，是對晝出夜伏秩序的打破，在官方看來，就代表著罪惡、奸盜之事。
宵禁制度也與城市防火有關。古代建築多用木材，而城市中人口密集，房屋距離很近，一旦失火，局面往往容易失控。
儘管古代的城市建立了在當時來說比較完備的消防系統，比如南宋時的杭州城，城內有消防軍卒2000多人，城外有1200多人，配備有水桶、繩索、旗號、斧頭、鋸子、燈籠、防火衣等裝備，但城市防火的壓力還是非常大的。
馬可·波羅對於杭州城的燈火管制印象深刻，他專門記錄說：“守望者們的職責是，在法定禁火的時刻到來之後，看看還有誰家露出任何火燭之光。如果他們發現到了，就會在其門上標上記號，而一大早房主便會被傳喚到官吏面前，如舉不出正當理由，便會受到懲處。同樣，在法令禁止的時間內如果他們發現有任何人在街頭亂走，亦會將其拘捕，並於次日清晨將其押送給官吏。”（〔法〕謝和耐著，劉東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
星期制有助勞逸結合
隨著近代中西之間的交流，中國人注意到了西方的七天星期制。
許多人對此表示贊同，認為一則可以勞逸結合，利於養生；一則可使“中西一律”，符合世界通例。但也有抵制者，他們認為中國人遵從西俗，有違傳統，且不符合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而且星期制有宗教的根源，更是讓人無法接受。
如張之洞就曾規定兩湖書院的學生，只能按原來的慣例休息，不能採用星期制。
1902年，清政府開始全面推行星期制，之後星期制逐漸成為中國人新的作息制度。在城市中，星期天成為人們最重要的休閒時間，多種娛樂專案也多在星期天進行。星期制的引入，更為重要的意義是改變了中國人，尤其是勞動階層的生活觀念。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國家，在古代社會中，由於技術和工具落後，農業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由此也逐漸形成了多勞動少休息的作息方式，勤勞一直被視為中國人的傳統美德。純粹的娛樂消遣，一直被中國人看作是不務正業。
現代作息觀念讓普通人意識到張弛有度、勞逸結合的重要性，透過休息娛樂來恢復體力和精力，從而讓工作更有效率。
如梁啟超所說，中國人雖然投入了很多時間去工作，但效率反而不如善於休息的西方人：
西人每日只操作八點鐘，每來復日（即星期天）則休息。中國商店每日晨七點開門，十一二點始歇，終日危坐店中，且來復日亦無休，而不能富於西人也，且其所操作之工，亦不能如西人之多。何也？凡人做事，最不可有倦氣，終日終歲而操作焉，則必厭，厭則必倦，倦則萬事墮落矣。休息者，實人生之一要件也。中國人所以不能有高尚之目的者，亦無休息實屍其咎。美國學校，每歲平均只讀百四十日書，每日平均只讀五六點鐘書，而西人學業優尚華人，亦同此理。（《新大陸游記》）
梁啟超把星期制及作息安排，看作影響中西文化強弱的關鍵因素，雖有誇大之嫌，但也不無道理。
（摘自《古人的生活世界》，王宏超著，中華書局，有刪節）
來源： 解放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