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炮火和及時展開的反攻，最終將越盟士兵趕出了加布裡埃爾要塞。指揮這場反攻的是一位中士，他曾是赫赫有名的強盜“狂人皮埃羅”的司機，後來為了逃避法國法律的制裁，參了軍。成功持續時間不長。次日凌晨3點半，越盟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大轟炸；這次轟炸中，要塞的指揮部被炸燬，裡面的高階軍官也被炸死。當越盟突然對法軍坦克、外籍兵團和越南傘兵團發動伏擊時，反攻便徹底失敗了。雖然有少數士兵得以逃脫，但是戰鬥還是在早晨結束了。一名阿爾及利亞士兵在被帶往戰俘營的過程中，不願從一名傷兵身上踩過去，這時一名越盟軍官隨意地對他說道：“你可以從他身上踩過去。他已經為人民軍盡到了他的職責。”
比亞特麗斯要塞和加布裡埃爾要塞得失敗，給法軍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當時的駐軍炮兵指揮官是夏爾·皮羅(Charles Piroth)上校，他曾於1943年在義大利失去了一隻手臂。他退回地堡，把一枚手榴彈壓在自己的胸膛上，然後拉開了拉環。卡斯特里的參謀長的心理防線徹底崩潰了，而河內也在幻想破滅後陷入了絕望。現在最直接的問題是：現在怎麼辦？答案只有兩個：讓駐軍在隨後的戰鬥中繼續失敗，或者對繼續防守的駐軍進行大規模增援。但是，在河內和西貢的高階軍官們舉棋不定、爭吵不休，拒絕做出決定。科尼向參謀們保證，季風季節即將到來，越盟比法軍更難向軍隊提供補給。而事實上，為守軍提供支援的空運線很不穩定，法軍在補給方面反倒比越盟困難。駐軍指揮部內部也存在問題。比亞特麗斯要塞和加布裡埃爾要塞失陷後不久，戰鬥和一萬名守軍士兵的戰術指揮權就落到了朗格萊中校肩上。伯納德·法爾(Bernard Fall)在其著名的經典著作《一個小地方的地獄》(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裡，指出了這種局勢的諷刺意味：“在奠邊府戰役中，交戰雙方的指揮官分別是法軍的一名中校和越盟的一位歷史老師。法國中校指揮的是一個師，而越盟的歷史老師指揮的卻是整支軍隊。”
越盟控制了加布裡埃爾要塞之後，就可以將高射炮直接架設在法軍飛機要降落到主跑道上時的必經之路上。從此以後，這裡的飛機跑道就無法再為守軍帶來增援了。因此法軍只得將駐軍作戰所需的一切物資透過降落傘進行空投，包括增援部隊、食物、武器彈藥、給養、血液和藥品等。法軍控制的區域在不斷縮小，而越盟的防空火力卻越來越有效，空中補給因此變得愈加困難。面對如此嚴重的問題，卡斯特里只好命令比雅爾端掉機場西邊的越盟高射炮陣地。3月28日凌晨時分，比雅爾少校帶著他自己的一個營，精心策劃了一次聯合作戰進攻。參與進攻的有駐軍炮兵、5個精銳營和駐軍的美國查菲坦克小部隊的一部分。此次進攻打得越盟步兵措手不及，越盟步兵被擊潰。到戰鬥結束，法軍打死了至少350名越盟士兵，繳獲了大量武器彈藥，包括20毫米口徑的防空炮若干門。但是，法軍雖然取得了一時的勝利，但是損失慘重，已經超出了法軍的承受範圍。在河內的科尼和參謀們拒絕任意派遣傘兵營去增援卡斯特里日益減少的部隊；河內的空軍官僚們也規定，沒有透過五次強制性跳傘訓練的任何士兵都不準空降至奠邊府，儘管形勢嚴峻且有大量志願者願意不經訓練就直接跳傘。
朗格萊估計武元甲的下個目標將是南百勝河東岸的矮小山丘群。因此，法軍拼命加強伊萊恩要塞和多尼米克要塞的防禦，並對駐守關鍵陣地的部隊增援了大量傘兵。3月30日傍晚時分，越盟又一次編織了密集的炮火火力網。法軍所稱的“五座山戰鬥”(the fight for the five hills)打響了。當阿爾及利亞士兵和山地部落士兵紛紛潰敗以後，多米尼克要塞一號和二號在大批越盟步兵的進攻下，幾乎淪陷了。傘兵和法國士官們一直戰鬥到最後一刻，為多米尼克的其他要塞爭取了時間。能否守住多米尼克要塞三號成了問題的關鍵，因為如果武元甲的部隊奪取了該陣地，他們將長驅直入至奠邊府堡壘沒有防護的心臟地帶。當多米尼克要塞三號的阿爾及利亞士兵幾近潰敗時，位於南百勝河對岸的主要炮兵陣地上，非洲士兵的槍炮手壓制住了越盟的火力，他們和駐軍的美式防空機槍塔一道，從幾乎接近目標的距離，向進攻的越盟進行了猛烈的掃射。
伊萊恩要塞陣地的戰鬥也同樣激烈：潮水般的越盟步兵奪取了伊萊恩要塞一號和伊萊恩要塞二號的一部分。在查非坦克的支援下，法軍展開反攻並將越盟從伊萊恩要塞二號的山頂上趕了出去；但是次日早上，伊萊恩要塞一號仍然在武元甲的手裡。朗格萊不願越盟一直佔領此陣地，於當日下午下令發動反攻。法軍奪回了多米尼克要塞二號，而越南傘兵奪回了伊萊恩要塞一號。然而，數以千計的兩軍士兵屍體已經在烈日和溼氣中開始腐爛，兩個陣地都已難以辨識。法軍儘管取得了勝利，但兩天戰鬥的代價卻非常沉重：幾乎20%的駐軍陣亡、受傷或失蹤。
朗格萊和卡斯特里(Castries)之所以發起反攻，是因為他們認為第1傘兵團的第2營將在當天晚上空降至奠邊府。但是他們的希望卻落空了。科尼有社交應酬，在他的指揮部裡，沒人能做出決定，批准在夜間空降整個營。在隨後的日子裡，科尼拒絕批准給駐軍進行主要的空投。然而與此同時，他繼續在紅河三角洲周邊地區發動大規模的行動。對納瓦爾而言，他沒有干涉下屬的戰術決定。實際上，駐軍的命運早就由法軍最高指揮部決定好了。戰鬥此刻平靜下來，因為越盟在3月最後兩週的戰鬥中損失慘重，現在需要休整軍隊。然而，武元甲繼續在蠶食法軍陣地。因此，戰鬥演變成了消耗戰。法軍已經沒有獲勝的希望了，尤其是在河內不允許對奠邊府進行大規模的空降增援的情況下。雖然局勢極其危險，空降支援部隊指揮官亨利·索瓦尼亞克(Henri Sauvagnac)上校仍然繼續要求傘兵空降至有正確標記的空降區域內，並且只有透過所有跳傘合格課程計程車兵才空降至奠邊府。
至4月中旬，守軍和越盟的戰鬥環境，其慘烈程度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也許只有希羅尼穆斯·波希(HieronymusBosch)能繪出這樣的恐怖景象。季風帶來的雨水把一切都變成了泥濘的沼澤，在之前的戰鬥中被肢解的、長滿蛆蟲的屍體暴露在外面；倒下計程車兵在幾小時內就會開始腐爛；活著的人不得不在被淹沒的戰壕里拉屎撒尿、整個戰壕瀰漫著死亡和大量汙水廢物混合的惡臭味。駐軍的傷兵在本應是醫院而現在卻在惡臭無比的地堡裡苦苦掙扎著，而很多人則躺在露天的空地上等死。罐頭食物開始短缺；自來水廠已被越盟炮兵炸燬，士兵們只好從充滿惡臭和疾病叢生的南百勝河裡取水飲用。
法軍戰敗
考慮到越盟已損失慘重，武元甲決定撤退，轉而採取一種窒息策略。戰後他這樣說道，他的目的是“將我們的進攻和包圍線向前推進……逐漸加強我們的控制，從而完全攔截增援部隊和物資供給……利用戰壕向前推進直到他們能接觸敵人陣線，也就是逐片蠶食敵人的戰術”。然而，越盟的損失還在繼續增加，而包括越南傘兵在內的法國軍隊卻還在堅持。但是科尼不願意派遣大量的增援部隊，這對法軍的堅守非常不利。值得注意的是，當法軍寄望於戰鬥機和轟炸機給越盟帶去慘重損失時，奠邊府惡劣的天氣狀況，以及距離河內的遙遠距離，使法軍最初期待的依靠空中力量獲勝的願望根本無法實現。
截至4月21日，越盟已經佔領了於蓋特要塞的大部分和機場的北部。法軍可用的傘兵和外籍兵團數量更少了，反攻的效果越來越差。數以千計計程車兵在戰鬥中陣亡。但是，越盟的損失也同法軍一樣巨大。到4月24日，武元甲的部隊已經奪取了於蓋特最後的陣地。這場在一連串的稻田上進行的戰鬥（一位法國軍官的嘲諷說法)，讓越盟損失了3個團，讓法軍損失了500名士兵。但是，越盟能承受這些損失，而法軍卻不能。然而，動搖革命道路的危險訊號正在出現。武元甲之後寫道：“我們的部隊還不能避免被大量殺害，這要求我們迅速進行重組和增援……在我們的幹部和戰士中出現了消極右傾傾向，其表現為害怕大量殺戮，害怕承受意外，害怕面對疲倦、困難和物資匱乏……”
5月的第一個星期，戰鬥結束了。越盟的一系列進攻逐漸摧毀了法軍防守的陣地；倖存下來的炮兵為了抵禦洶湧而至的越盟，不顧一切地消耗著彈藥儲備，很快就耗盡了彈藥；受越盟防空火力的影響，法軍飛機要把物資空投到駐軍能夠得到的範圍內，就變得越來越困難了。5月6日晚，越盟炸燬了伊萊恩二號要塞下面的一個巨大礦井，摧毀了該陣地。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倖存計程車兵還一直頑強堅持到了天明。5月7日，在越盟持續不斷的進攻壓力之下，駐軍的剩餘部隊慢慢開始瓦解。下午5點30分，卡斯特里指揮部的報務員停止了廣播。整個戰鬥結束了。
法軍在走向失敗的時候，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雙手緊握，試圖決定下一步該做什麼。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瑟·雷福德(Ar-thur Radford)上將，強烈贊成美國空中力量的介入。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兩位最重要的美國傘兵將軍、時任陸軍參謀長的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way)和詹姆斯·加文(James Gavin)中將，堅決反對動用美國的空中力量。他們認為一旦開戰，美國將陷入無休止的戰爭泥潭。他們認為不值得在越南戰場上耗費美國的資源。最終，艾森豪威爾同意了他們的觀點，美國拒絕支援法國反對越南民族主義的戰鬥，雖然越南披著共產主義的外衣。
結論
法軍在奠邊府的失敗導致了巴黎政府的垮臺。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領導下的新政府同意將越南一分為二：北部由越盟控制，南部由新建的獨立政府控制。不久，吳庭豔就控制了越南南部。吳庭豔雖然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但也是一個堅定的反共產主義者。當法軍快速離開越南時，美國卻很快轉向支援低級別官員和軍官主張的一個關鍵戰略要素，即防止東南亞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紛紛淪陷。然而，越盟在奠邊府大敗法軍，這不僅是北越盟共產主義政權獨立的一個催化劑，同時也是南越政權獨立的催化劑。在廣義上，它標誌著新的衝突、新的戰爭模式和新的力量平衡的興起，其影響力一直延伸到了21世紀。
透過拒絕派遣軍隊去阻止法軍在越南的失敗，艾森豪威爾政府表明了它的決心：美國沒有必要將金錢和士兵的生命花在越南的防禦上面。10年後，另一屆美國政府卻不顧其戰爭推演得出的結果，做出了一個相反的結論。1964年，戴高樂認為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政府堅持干涉南越是為了壓制日漸成功的暴動，於是把法國政府的最高機密、奠邊府戰役失敗的分析報告，發給了五角大樓，內容包括戰役的原因、法軍的錯誤和取得的教訓。美國國防部的官僚們甚至沒有花工夫將報告翻譯成英文，就直接將報告轉給了國家戰爭學院的分類圖書館。國家戰爭學院至今仍儲存著這份報告。
也許更加令人沮喪的是，在1972―1975年的慘敗後，美軍認為參謀和戰爭學院不值得再去對暴動進行研究，包括美國的越南戰爭。因此，幾乎完全準備打一場常規戰的美軍，在伊拉克自由行動的“後衝突”階段，不僅最終重複了法軍在越南犯下的每一個錯誤，還重複了自己曾犯下的每一個錯誤，似乎在越南的兩場戰爭從未發生過。正如美國著名哲學家約吉·貝拉(Yogi Berra)曾說過的：“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情形”，但是所付出的代價卻是美國年輕人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