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中國大陸的絕大多數地區，西藏解放的時間比較晚，直到建國後的1951年5月西藏才得到和平解放，所以說西藏的和平解放對於大陸的全面解放有著獨特的歷史意義。

並不是說在建國前的最後時刻，解放軍並不能利用進攻的優勢攻入西藏早日解放，而是黨中央想憑藉著談判來爭取西藏的和平解放，只有如此才能換來解放的最大價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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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45年開始，我黨我軍就同西藏的頑固分子及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不懈鬥爭，在此之前值得一提的是，西藏地區雖然不比國內絕大多數地區，但處於邊境的西藏，一直以來卻都是塊難啃的硬骨頭。

不但受著當地頑固派的“藏獨”騷動，而且還接受著來自外部勢力的侵擾，再加上當時國內混作一團，所以說和平解放西藏同樣面臨著巨大難題。

面對著這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我黨先後派出了多名幹部與之周旋談判，其中最有名的就要當屬楊靜仁同志，因為他是諸多對西藏和平解放有著巨大貢獻的同志們中比較特殊的一個，他除了是中共黨員的身份以外，還是回族人。

楊靜仁於1918年出生於甘肅蘭州，儘管他的父母都是伊斯蘭教教職人員，可他的家庭在當地依舊是十分清貧，有些年份甚至連溫飽都成問題。生活在貧苦環境下的楊靜仁，從小就與時俱進地追求獨立和民族解放思想，從甘肅省立第一中學畢業之後，他便主動積極接受馬克思主義，隨後被我黨成功吸取為黨內人士。

1937年正值全面抗戰之際，19歲的楊靜仁順利入黨，並在黨組織的調配下加入了甘肅當地的工委。隨後的革命歷程中，楊靜仁依據自身的優勢，積極利用伊斯蘭教學會和回民教育促進會在甘肅多地展開宣傳抗日等工作，一度使得回民群眾的抗日鬥爭氣氛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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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在國民黨反動派大肆逮捕共產黨人的政策壓迫下，楊靜仁不得已從蘭州轉入延安，他也由此獲得了到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機會。

並在這個期間，他如飢似渴地讀完了有關毛澤東思想的著作，對於楊靜仁而言，他尤為渴望回到家鄉帶領人民展開抗日鬥爭，始終堅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定能將外來侵略者趕出中國大地。

憑藉著堅定的信念，楊靜仁於1945年被派回甘肅，並在黨內民主人士和八路軍多名領導的幫助下，成立了抗日回民騎兵團，並擔任了這支部隊的團政委及黨代表。抗日的最後歲月裡，楊靜仁帶領著這支回民騎兵團創下了大大小小諸多勝利，這也為之後抗擊國民黨打下了重要基礎。

解放戰爭開始後，有著突出工作能力的楊靜仁被先後調往中共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並多次伴隨著人民軍隊一道同國民黨軍隊展開了殊死鬥爭，在無數次大大小小的戰役當中，楊靜仁不管是在陣前還是在敵後，都充分展示了身為一名共產黨員該有的血性和氣骨。

新中國成立之後，楊靜仁被調往北京工作，同時肩負起了全國有關宗教的一切事務，尤其是關於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管理事務。

原本以為楊靜仁就會一直待在北京主持民族事務工作，可沒想到亟待解決的西北問題橫在眼前，周總理為此還特意找到了楊靜仁，希望他能主動參與到西北解放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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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後大概兩年的時間裡，楊靜仁投入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事務當中，有時候忙到好幾夜連眼都合不上，但一想到這件事情事關多民族中國的完整和統一，楊靜仁就心有動力了。終於，在幾百個心裡憔悴的日夜之後，西藏順利地迎來了和平解放的曙光。

西藏和平解放之後，黨中央又將主政寧夏的擔子交給了楊靜仁，畢竟建國初期寧夏省和甘肅省的這種情況頗為相似，而且又都是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地方省份，所以便將楊靜仁調往那裡。

憑藉著數10年的操勞和付出，寧夏省在楊靜仁同志的努力下很順利地改頭換面，其工業水平甚至一度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其他幾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寧夏的經濟水平發展質量和效益還是有目共睹的，而這一切幾乎都離不開楊靜仁同志的不懈努力。

1978年，剛剛從文革中恢復工作後不久的楊靜仁，緊接著被黨中央委任為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考慮到楊靜仁在民族統戰工作中有著不朽貢獻，所以黨中央又將他晉升為國務院副總理。

成為副總理的那一刻，楊靜仁心中默默感受到，自己為黨和人民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在政治上保持如此優良作風的楊靜仁，其對子女的教育管理同樣優良，雖然他的4位子女均無人從政，但他們卻都在以各自的方式踐行著父親留給他們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