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耶路撒冷獎揭曉時，以色列廣播公司給遠在牛津的我打來電話。記者問我：我受到三種傳統——俄羅斯、不列顛和以色列傳統的影響，這種說法是否正確？
我不擅於即席回答突如其來的問題，我被這個深度的個人調查嚇了一大跳，無法給出一個明朗的答覆。
我從不認為自已特別重要，也不覺得自己特別有趣，從而成為自我或他人反思的話題，所以我不知如何回答。
但這個問題本身縈繞在我的腦海裡，既然有人問起，就值得作答。現在我將盡量給出答案。
▌我的俄羅斯出身
我認為，我對觀念的畢生興趣應歸結於我的俄羅斯出身。
俄羅斯這個國家的現代歷史，是各種抽象思想觀念產生巨大威力的活教材，即便這些思想觀念是自相矛盾的——例如，與社會經濟因素相比，思想觀念完全沒有歷史重要性的觀點。
俄國人具有大大簡化他人思想並用以指導行動的非凡天賦。他們獨一無二地將西方社會理論付諸實踐，改造了我們的世界，無論好壞優劣。
我迷戀各種思想觀念，相信它們巨大的、有時是險惡的力量；我認為，除非人類理解了這些思想，否則就會成為它們的受害者，其危害程度要甚於自然界的不可抗力和人類自己的組織所造成的破壞力——我的這些想法每天都會被世界上發生的事情所強化。
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美國民主和美國文明及其巨大影響力、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恐怖統治、第三世界或去殖民化世界的興起、伊斯蘭教的復興、以色列建國——所有這些都是具有全球意義的重要轉變。
如若對這些轉變所體現的社會、道德、精神觀念不具備一定的洞察力，便無法理解這些轉變在改變人類生活方面的影響——不管這些觀念是高尚人道，殘忍可惡還是兼而有之——它們往往是危險可怕的強大力量，目的或好或壞，或者好壞兼備。
我想，這是我的社會歷史觀中應歸結於我的俄羅斯出身的一個因素。
在這些觀念中，最古老最令人嚮往的，或許是關於地球上完美社會的幻想，這個社會完全公正、完全幸福、完全理性：
這是對除在一些情況下之外，人們可以把握的所有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這些情況包括人類頭腦中的非理性思想，或階級鬥爭，或唯物主義乃至西方技術的破壞性後果；再有，組織——國家或教會——的惡果，或者其他邪說惡行；沒有這些巨大障礙，理想就可以在這裡或隨後實現。
順理成章的是，既然在人類前進的道路上所需的一切是破除這些僅有的障礙，如果這是實現該目標的唯一途徑，那麼付出多大的犧牲都不為過。任何觀點都沒有造成過這麼多的暴力、壓迫和苦難。
為了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未來，必須犧牲現實的呼聲——這個要求一直被用來為大規模的暴行辯護。
很久以前，赫爾岑就告誡我們，為了遠期結果犧牲當前目標——今天屠殺千萬人，明天億萬人可能會幸福——往往意味著確確實實殺戮了千萬人的生命，但億萬人幸福的諾言不是更近，而是仍然遙不可及。
信念行動——當它們以崇高理想的名義製造苦難和野蠻鎮壓時，效果是使犯罪者缺乏負罪感，並不會帶來極端手段所承諾的幸福狀態，也無法為駭人聽聞的手段辯護。
歸根到底，我們還是不清楚——即便是我們中最明智的人也不清楚——什麼對人類有益。到頭來，我們僅能合理地斷定那個由個人組成的特定社會渴望什麼：什麼讓他們痛苦悲慘，什麼讓他們值得為之活著。
人類的終極目標有時相互衝突：無法避免偶爾令人痛苦的抉擇和令人不安的妥協。但有些需求是共通的。
如果我們能讓食不果腹、衣不蔽體者食飽衣暖，擴充套件個人自由，抗拒不公，創造一個有尊嚴社會的最低條件，如果我們抱有一點點寬容，建立一點點法治和社會平等，如果我們能找到無需使人類面對難以忍受的選擇就能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這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進步了。
與革命派的閃光觀點和絕對真理相比，這些目標不那麼令人嚮往，不夠激動人心。這些目標對那些理想主義的年輕人缺乏吸引力，他們喜歡邪惡與美德之間的劇烈衝突，喜歡在真理與謬誤、黑與白之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甘願在善良與公平的祭壇上做出英勇犧牲。
然而，為了這些更加人道、溫和的目標而工作，結果將引向一個更加仁慈、文明的社會。幻想帶來的絕對正確的感受確實更加激動人心，但會在社會和個體之中引發愚蠢瘋狂的行為。
▌我的英國特徵
英國的經驗主義傳統為強烈的激情帶來了解藥。這種激情在藝術上有創造力，在生活中則是毀滅性的。
這種對人類現實的文明感，是在英國社會發展起來、基於妥協和寬容的生活的特徵，這在19世紀中東歐受盡壓迫，處於赤貧、半翻身狀態的猶太人後代眼裡是那麼奇妙。
我承認自己有親英國偏見。我在英國受教育，從1921年起一直住在英國。我所有的成就、行為和想法都不可磨滅地是英國式的。
我無法公正地判斷英國的價值觀，因為它們也是我的一部分。我把這視為在知識和政治方面的最大運氣。
這些價值觀是我的信仰基礎，即對別人給予體面的尊重和容忍異見，勝過自豪感和國家使命感；自由可能排斥並優於過高的效率；多元主義和混亂狀態，對珍視自由的人而言，勝過包羅永珍的制度的嚴格要求，無論這些制度多麼理性和公正無私，也優於沒有任何反對意見的多數派統治。
所有這些價值觀都具有強烈、獨特的英國特徵。我坦率地承認我沉浸其中，信仰它們，只有在一個很大程度上把這些價值觀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中，我才能自由地呼吸。
“人性這根曲木，”伊曼努爾·康德說，“絕然造不出筆直的東西來。”同時，請允許我引用著名德籍猶太物理學家馬克斯·玻恩在1964年一場演講中的話：
“我相信，諸如絕對必然性、絕對準確性、終極真理等觀念，都是想象中的無稽之談，在任何科學領域中都不應該被承認——信仰一種唯一的真理，並相信自己是這一真理的持有者，是世界上所有罪惡最深刻的根源”。
這些都是深刻的英國觀點，儘管出自德國——這是對借純粹的烏托邦觀念所體現的絕對必然性之名為自身辯護的急躁情緒、恃強凌弱和壓迫的善意警告。
在當今世界上，無論何處，只要存在一個不被仇恨和極端主義驅使、尚可容忍的人類社會，那裡肯定會發現三個世紀以來英國經驗主義的有益影響——遺憾的是，不一定有很多英國式實踐。
不去踐踏別人，不管他們多麼難以相處。雖然並不代表一切，卻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的猶太身份
我的猶太出身，對我而言是如此深刻、如此自然，以至於我根本無法辨認出來，遑論分析。
但是我可以說，儘管我長期信奉個人自由，但我從未經不起誘惑，與那些假個人自由之名拒絕忠於某個特定國家、團體、文化、傳統、語言——這些特徵將人類區分為不同群體，不計其數而又無法分析——的人為伍。
於我而言，這雖然高尚，卻讓人誤入歧途。當人們抱怨孤獨時，他們的意思是沒有人能理解他們所說的話。被人理解意味著分享共同的過去、共同的情感和語言、共同的設想，可以進行親密溝通——簡而言之，就是分享共同的生活方式。
這是一種必不可少的人類需求：否認這一點是一種危險的謬誤。將一個人與他熟悉的環境相隔絕就是讓他消亡。
兩千年的猶太曆史，只不過是單純的迴歸渴望，渴望不再到處都被當成他鄉之客；每天早晚，流浪的猶太人都在祈禱重回過去的日子，再次成為一個國家，在自己的土地上過上正常生活——這是個人能夠不屈不撓地活著，充分發揮他們潛能的唯一條件。
任何民族，如果他們永遠是少數派——更糟糕的是無論在哪裡都是少數派，沒有一個國家作後盾，就做不到這一點。在世界各地，都能見到這種困境帶來嚴重後果的證據，儘管有時猶太人自己也不承認。
我是在對這一事實的清醒認識中長大的，正是對這種困境的意識使我更容易理解其他民族、少數派或個人相似的壓抑沮喪之感。
我之所以批評啟蒙運動的教義，譴責它缺乏對各個種族和文化的成員之間感情紐帶的同情，指責其唯心、空洞而教條的國際主義，就我自身而言，是出於對於我自己猶太出身以及對共同忍受苦難（完全不同於追求國家榮譽）的猶太同胞的手足情誼——幾乎是本能般的意識。
也是出於一種友愛感，這種友愛感也許在貧困和遭受社會壓迫的大眾之中最真實，特別是在我的祖先，那些貧窮但受過教育、有社會凝聚力的東歐猶太人之中。這種友愛感，在我度過一生的西方，已經變得稀薄而抽象。
這就是以色列廣播公司記者問及我的三條主線。我已竭盡所能回答她的問題。
伯林生命中的三條主線分別是：俄羅斯式的判斷，英國式的審慎，猶太式的整合。他選取了三個完全不同文化中的最特別的觀念。觀念是有力量的，我們選擇相信什麼樣的觀念，就享有什麼樣的命運。正如伯林早就警告我們“觀念可能摧毀一個文明”。
自由的觀念，是人類永恆的話題，尤其當它面臨威脅時。在追求自由、守衛自由的路上，伯林是無法繞開的思想者，猶如物理學繞不開牛頓，經濟學繞不開斯密。這不僅因為他對於自由的闡述豐盈了人類自由思想史，更在於他的研究始終圍繞著“自由為何一直遭難”這一恆久命題展開。
世紀之初，中國學界曾出現過短暫的“伯林熱”，然而，這股熱潮很快冷卻，伯林的思想並未觸達應有的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