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5日,新四軍代軍長陳毅的夫人張茜生下了兒子陳昊蘇,當時由於環境險惡,張茜已經轉移到蘇北阜寧鄉下垮周村的一戶農家,他在這個農家生下孩子後,把訊息告訴了陳毅。
陳毅得知這個好訊息以後,馬上趕了過去,他為孩子取了一個小名“小誇”。由於軍情緊急,陳毅沒呆多久就準備回軍部處理要務了。
但陳毅的這一舉動卻激怒了為張茜接生的奧地利軍醫羅生特,他激動地大喊:“給我回來!你們中國人是怎麼搞的?沒有感情!就這樣走了?”
羅生特認為,在奧地利,妻子生了孩子後,丈夫要給產婦贈送鮮花,並溫言安慰。但陳毅卻只在乎他的軍隊,而不在乎她的妻子,這樣的人不可交。
衛生部長崔義田連忙向羅生特解釋,說陳毅確實是軍務纏身,事非得已,他其實對妻子充滿感情,崔義田還列舉了陳毅為妻子寫的一首情詩為證,這才消除了誤會。
那麼這位奧地利軍醫羅生特究竟是什麼人?他為什麼敢這樣和陳毅說話呢?
羅生特,原名雅各布·羅森費爾德,1903 年出生於奧地利中部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親從事女帽經營,家庭條件優越。羅生特25歲那年,從維也納大學醫學系畢業,並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經過幾年的臨床實踐,他很快成了奧地利著名的泌尿科和婦產科專家。
但不幸的是,1938年希特勒法西斯吞併奧地利後,實行民族清洗政策,對猶太人進行殘酷迫害,羅生特於1938年5月28日在維也納被捕,接著被移送到德國集中營,並被強迫做各種苦役。
有一次,羅生特看到監工在毒打一個難友,便不顧一切上去撲救,結果他也被打翻在地,牙齒被打落幾顆,肋骨也斷了兩根。羅生特被折磨了幾個月後,德國法西斯將他驅逐出境。
茫茫世界,何處容身?羅生特想到了去中國,他在大學期間就對中國以及中國的北伐戰爭有所瞭解,加上此時中國抗日戰爭爆發,他對中國人民產生了深切的同情,於是他決定去中國治病救人。1939年8月5日,羅生特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到達了上海。
羅生特到上海後,同別人合開了一家診所,他憑藉著自己的醫術,很快就聲名鵲起,收入不菲。但羅生特畢竟是一個有良知、有理想的進步人士,他並不甘於過這樣的優裕生活,於是加入了波蘭籍猶太人希伯領導的一個“學習小組”,他們經常在一起研究抗戰問題。
希伯曾加入過德國共產黨,與中共地下黨組織關係密切,1939年他曾記者身份,到皖南新四軍駐地採訪。羅生特從希伯的口中得知新四軍缺醫少藥,傷員往往得不到醫治,於是產生了投奔新四軍的念頭。
後來新四軍的醫務處長沈其震來到上海,也住在希伯家裡,並認識了羅生特,羅生特多次向他提出了想加入新四軍的想法。沈其震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覺得羅生特不僅醫術高超,而且確實做好了吃苦的準備,於是向軍部發去密電徵求意見,得到同意後,羅生特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護送下,於1941年3月到達了新四軍軍部的臨時所在地鹽城。
羅生特的到來受到了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和政委劉少奇的熱烈歡迎,他們在3月20日為羅生特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大會,陳毅在會上說:“羅生特先生前來參加新四軍,這在蘇北是第一個。中國的革命和抗日戰爭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正義人士都在聲援我們!”
此後羅生特被任命為新四軍衛生部顧問,他經常奔走於新四軍各部隊之間巡診,解決疑難病症。
有一次,軍部機關一名戰士左腳踝受傷,整個左腿青紫腫脹,軍部醫生懷疑是破傷風,決定將整個左腿截掉。醫生們正準備動手術時,恰巧羅生特巡診回來。他對病人做了認真檢查,認為不用鋸腿,而是採取了其他有效辦法施治。一個月後,這個戰士康復出院,他感激地對身邊的人說:“是羅大夫給了我一條腿。”
還有一次,兩位老鄉急匆匆地趕到軍部,說一產婦難產,生命垂危,請羅生特前去救命。羅生特毫不猶豫,趕了幾十裡山路,來到產婦家中,此時產婦已呈昏迷狀態,情況十分危急,羅生特立即進行施救。
在施救的過程中,羅生特發現產婦家中衛生條件欠佳,於是拿出自己勞模大會上得到的獎品——一條白毛巾墊在了產婦的身下,經過他的一番努力,產婦終於平安分娩。
除了治病救人,羅生特還開辦衛生學校,培訓醫務人員,他還參與編寫了一本《軍醫必攜》,供醫務人員閱讀。1941年8月,新四軍軍部專門安排上海地下黨印了1000本並送到蘇北,對日後的醫務工作起了非常強的指導作用。
正是因為羅生特的突出貢獻,得到了蘇北軍民的一致讚揚,大家都親切地稱他為“新四軍中的白求恩”。
陳毅等人對羅生特的生活非常照顧,有時得到一點咖啡,他就馬上派人給羅生特送去。但羅生特卻不肯搞特殊,他總是謝絕組織上的照顧,穿戰士一樣的土布軍裝,睡土炕,吃玉米粥,還經常把自己的津貼拿來買營養品給戰士吃。
正是在這樣艱苦的歲月裡,羅生特與陳毅等新四軍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陳毅和羅生特都對文學感興趣,他們曾用法語交談過幾個通宵,並且一同游泳、散步。陳毅還把自己心愛的馬牌手槍送給了羅生特,並對他說:“這支槍是比利時1901年製造的,我也是1901年生人,所以十分珍愛它,現在送給你留作紀念。”
1942年初,羅生特給陳毅寫信說:
我計劃寫一本關於新四軍的書,希望得到你的幫助,並請將你的經歷給我作個簡單的介紹。
陳毅非常支援羅生特的這一舉動,他專門給羅生特回信:
新四軍的艱苦鬥爭為你所親見,所身受,你永遠是一個證明人……
我渴望你的著作出版,我感謝你對新四軍的幫助,更願以同志的身份幫助你完成這本有意義的著作。
透過在新四軍的工作,羅生特覺得自己對共產黨的歸屬感越來越強,於是在1942年春向華中局的錢俊瑞提出了入黨的申請。錢俊瑞非常樂意介紹羅生特入黨,陳毅知道此事後,也表示自己願意做他的入黨介紹人。於是羅生特作為特別黨員被接納入黨。
1943年1月,在山東的115師政委羅榮桓患了嚴重的尿血病,但查不出病因。陳毅得知以後,便請羅榮桓來蘇北,由羅生特為他醫治。
羅榮桓過來以後,羅生特馬上為他進行檢查,他懷疑是膀胱或腎臟出血,於是決定做一次膀胱檢查。但當時的膀胱鏡是金屬製作的,檢查時會不可避免地擦破尿道內壁,傷口將會非常疼痛,而且當時又沒有麻醉劑。想到這些,羅生特感到非常為難。
羅榮桓從羅生特的臉色中看出了難處,他於是對翻譯說:“請轉告羅生特大夫,我是專程來請他治病的,他要怎麼檢查治療,就放心大膽地進行吧!”
羅生特這才敢大膽給羅榮桓檢查,檢查的過程中,羅榮桓非常疼痛,但始終沒有哼一聲。為了減輕羅榮桓的痛苦,羅生特一面更加小心,一面不停地用不太熟悉的中國話說道:“馬上就好,馬上就好。”
經過檢查,羅生特估計羅榮桓的右腎有病變,但當時沒有動手術的條件,只好進行保守治療,在羅生特的護理下,羅榮桓的病情有所緩解,但由於軍情緊張,他只住了不到一個月就不得不趕回山東。
這年8月,羅榮桓由於超負荷工作,病情再度惡化,陳毅於是請羅生特前往山東為他治療。羅生特為羅榮桓治療一段時間後,他的病情再度有所好轉。
羅榮桓夫婦經常留羅生特在家裡吃飯,和他相處得就像一家人,當時羅榮桓的長子羅東進只有五六歲,同羅生特玩得非常熟,一見面就叫他“大鼻子叔叔”,還聽他模仿各種動物叫。
作為醫生兼朋友,羅生特對羅榮桓的病情非常關心,並對他的飲食也進行了嚴格的限制。有一次,羅生特問羅榮桓:“聽說你們湖南人愛吃辣椒,連吃西瓜都要放辣椒,是這樣嗎?”
羅榮桓笑而不語,羅生特又接著說:“不過,你這個湖南人碰上我可就遭罪了。為你的病情考慮,以後堅決不能吃辣椒了!”
1946年,羅榮桓的病情再度惡化,羅生特堅持要讓他去莫斯科治療。這年7月下旬,羅生特親自護送羅榮桓夫婦和他們的孩子從哈爾濱到滿洲里搭乘火車,前往莫斯科進行手術治療。
1947年3月,羅生特被任命為東北民主聯軍第一縱隊衛生部長,這是戰爭年代我軍歷史上由國際友人擔任的最高的實際領導職務。
1947年5月,羅榮桓做完手術後回到了哈爾濱,並馬上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羅生特心中十分不忍,多次勸他不要勞累過度。羅榮桓真誠地對羅生特說:“好,你的意見我接受。不過,你們當醫生的是不是常常把病人的病看得過重了一點。其實,自然界新陳代謝的規律是不可違抗的,人固有一死,問題是如何在有生之年多為革命做點有益的事情。”
聽完羅榮桓的話後,羅生特的眼眶不禁溼潤了,從此以後,他更加盡心地幫助控制羅榮桓的病情。
新中國成立後沒幾天,羅生特由於思念故鄉,向組織申請回國,經組織批准,他踏上了回維也納的路程。
臨行前,羅榮桓送給羅生特一塊懷錶作為留念。羅生特途經上海時,已擔任上海市長的陳毅非常高興,他讓人給羅生特定做了一套合身的漂亮西服,還專門為羅生特舉行了餞行的宴會。宴會上,陳毅稱羅生特是“活著的白求恩”、“無私的國際主義戰士”,希望他早日再來中國。
但羅生特回國以後,戰後的大蕭條竟然使他找不到工作,他的身體也越來越差。1952年4月22日,羅生特因心肌梗塞離開了人世,被安葬在特拉維夫市郊的一塊墓地裡,享年49歲。
1953年初,陳毅還曾派人打聽羅生特的情況,但此時他已經去世大半年了。
由於歷史原因,羅生特的名字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被人提及。直到1986年,解放軍後勤學院學術研究部成立了後勤歷史研究室,研究員馮彩章、李葆定關注到了羅生特的生平,他們認為羅生特是戰爭年代擔任我軍實際職務最高的西方友人,對中國抗戰和中國革命的貢獻很大,卻幾乎不為人知,這是很不相稱的。
於是馮、李二人於1988年1月30日在《健康報》頭版發表了紀念羅生特的文章《遲到的紀念——追記奧地利醫生羅生特》,羅生特這個名字引起了公眾的注意。
中國人民沒有忘記羅生特,1992年,山東省莒南縣在原八路軍山東軍區舊址,為他豎起了一尊4米高的漢白玉雕像,同時山東省莒南縣醫院也被改名為“羅生特醫院”。此外,中國人民在哈爾濱猶太新會堂也建造了一尊羅生特的銅像。
羅生特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將最年富力強的10年留給了中國,並以一顆赤誠之心和出類拔萃的聰明才智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