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璐蔓/採訪 張曉璇/翻譯
康丹（章靜繪）
2021年4月16日，契丹文專家康丹（Daniel Kane）在澳大利亞墨爾本逝世。
康丹先生生於1948年1月25日，自幼家境貧寒，跟隨單親母親生活。在墨爾本大學主修中文和俄文，並於1971年取得一等榮譽學位後，康先生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75年，他完成了關於女真文的博士論文。1981年起，康先生在墨爾本大學擔任中文講師。1997年，他被麥考瑞大學聘為漢學教授，直到2012年正式退休。在麥考瑞，他繼續研究女真文，以及目前尚未完全破譯的契丹文，成為了世界範圍內屈指可數的契丹文專家。2016年他在耶魯大學關於契丹文的講座，依然是目前西方學術界的標杆。
康先生曾先後兩次被派往北京，在澳大利亞駐京大使館工作。1976年，他第一次到北京，除了每天早起閱讀中文報紙，在大使晨間早報前做足準備外，他經常外出閱讀大字報，跟學生們聊天。當時大家都聽說，有一個澳大利亞人，可以現場即時翻譯大字報。1995年至1997年間，他在澳大利亞大使館擔任文化參贊。1980年代，康先生遇到了旅澳求學的葉曉青女士，雙方互相欣賞，成為彼此一生的摯愛。葉曉青女士是上海的才女，才子佳人，兩人十分登對。可惜天妒良緣，曉青女士在九十年代不幸罹患疾病，她與病魔做了二十幾年的鬥爭，於2010年逝世。葉曉青女士是中國近代史學者，病逝前的十幾年裡一直在寫關於清廷和戲劇的書，直到生命最後幾個月，她依然筆耕不輟。
先生生前好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博士後任璐蔓在2019年採訪了他，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翻譯系博士張曉璇翻譯了這篇訪談。仙人已過蓬萊閣，不知如今已和曉青女士團聚了的康丹先生，在天上是否破譯了契丹文？
您在墨爾本長大，是在什麼機緣下對亞洲語言產生興趣的？
康丹：我從小就對語言萌生了濃厚的興趣。上小學的時候，我常常會問身邊的小朋友（他們大多都是二戰後歐洲移民的孩子，有的來自波蘭，有的來自匈牙利）：“你們是怎麼從一數到十的？”小學裡面還有很多來自義大利移民家庭的孩子，我就跟著他們學了不少義大利語。那時我也常去教堂裡學些拉丁文，上高中以後，我更加系統地學習了拉丁文，還選修了法語。當時的墨爾本，文化非常多元，大多數人的母語都不是英語。
之後，由於種種個人原因，十六歲的時候我離開了學校，謀到一份銀行的工作。我工作的地方在墨爾本大學旁邊的萊貢街（Lygon Street）上，那裡又被稱為“小義大利”。我對這份工作還算滿意。那時我每天都在說義大利語，偶爾還講一些法語。在這之前，我也已經學習了不少西班牙語。當時我身邊大多都是移民族群。我並沒有什麼雄心壯志，甚至連那是什麼都不知道。然後有一天，我工作時很偶然地碰到一個大學裡來的客戶，我們開始用義大利語交流。他問我：“你為什麼在銀行裡工作？”我說，“餬口唄。”然後他說，“怎麼不去讀大學呢？”我當時的認知是，以後要當醫生和律師的人才會去讀大學。那個人說，“有空到我辦公室來吧，咱們聊聊”。後來我才知道他原來是墨爾本大學藝術學院的院長。
長話短說吧，我在這位院長的鼓勵下參加了大學入學考試，也順利被墨爾本大學錄取了。但我當時並沒有一個清晰的學術規劃，我能確定的是我想研究語言，越異域的，越不尋常的，越難的，越好。所以我決定學習中文和俄語，原因就是這兩門語言都不簡單。我念了四年的語言，也選修了其他課程，增長了很多見識。那時候人們閱讀量很大，學習俄語，我們得把契訶夫的小說全部讀完，還要閱讀大量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文也是如此，第一年我們學的是一些基礎中文，到第二年閱讀的東西就很難了。但我對這些在當時看起來頗為奇怪的文字真是愛不釋手，甚至有些如飢似渴。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澳大利亞學習中文是一種怎樣的經歷？當時有您特別欣賞的學者或者在您學習的過程中鼓勵您前進的人嗎？
康丹：在墨爾本大學，我們的課程非常注重文學教育，我們學習了兩千多年以來最優秀的中國文學作品。課程第二年，我們就得閱讀胡適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叫“新思潮的意義”。我們還讀了巴金的《月夜》，還有魯迅的作品，例如《故鄉》。除此之外，還讀了《水滸傳》和《紅樓夢》這樣的經典作品。第三年，我們繼續讀《紅樓夢》和唐詩。第四年，我們開始讀宋詞。我的同學們都很喜歡閱讀這類文學的東西。他們並沒有學習如何說中文，因為那個時候，沒人能到中國去，所以其實學中文並沒有實際用途。當你去大學開放日時，一般來說，學日語的人會告訴你他們日後想經商或者去日本找份工作，但你如果問學中文的學生，他們的想法都特別不切實際。有人可能是佛教徒，有人可能對功夫感興趣。我記得有一個退休的女士，她的志向是閱讀《紅樓夢》，她壓根都沒想學說中文。
在墨大，我們很多時間都是在學院裡一個被稱之為“圖書館”的地方度過的，裡面其實沒有什麼書，就是一個房間而已，大家有空就去那裡待著。那是個十分平等的地方，因為講師或教授會偶爾過來，跟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同學們也都互相幫助，比如如果你是一年級的學生，對自己讀的文字不理解，你可以向一個三年級的已經上完那個文字的學生求助。所以那時人們之間關係很近，我有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的。那是個令人忘記煩惱的地方。後來我讀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與這也有些相像，只不過澳國立那時只招研究生和博士生，沒有本科生。那裡的學生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人，研究的東西也稀奇古怪。每天上下午，我們都有茶歇時間，大家就去茶水間，坐下聊上五到十分鐘。
您在澳國立讀博士的時候，與著名蒙古學及元史學家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有密切的學術交流。能跟我們講講你們師生的關係嗎？
康丹：羅依果教授是一個溫文儒雅的人，你總能從他那裡聽到許多學術界的趣聞。從墨爾本大學畢業時，我獲得了一等榮譽學士學位。澳國立給了我讀博士的機會，還有全額獎學金。所以我就去了，但那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只知道自己想研究中國語言歷史方面的東西。我對元代漢語的歷史產生了興趣，因為那時人們已經在唐代和唐代之前的漢語上下了很大功夫，當然還包括更早期的上古漢語。我當時的導師是柳存仁教授，但他也捉摸不透我，不知拿我如何是好。
羅依果教授不知道從哪兒聽說我正在研究《中原音韻》，就主動與我聯絡，說他樂意幫忙。當時，歐洲的語言學家們剛在伊特魯里亞語（一種已經消亡的歐洲古代語言）的破譯方面取得了進展。羅依果教授對這很有了解，我也很感興趣，大概就是那時，他跟我說，如果我對這類滅亡語言的破譯感興趣，我應該去研究契丹語。他還給我推薦了魏特夫和馮家升合寫的《遼代中國社會史》。這本書很厚，裡面記錄了已知的關於契丹的一切，比如契丹的習俗和文化，但是裡面沒有提及契丹語，因為那時人們對它還知之甚少。
我的語言背景在這個時候發揮了作用，因為我可以看懂用俄文或法文寫的關於古代中國的學術著作。那時的一些歐洲學者，比如羅依果教授，都認為契丹語是蒙古語的一種。但我不這麼認為。可能當時我是世界上唯一這麼想的人，因為我是一個經驗主義者，我還沒有看到支援他們想法的證據。我那時就有個理論，我覺得契丹語和女真語有關，女真語是遼代之後金朝的語言。所以，我覺得如果能搞清楚契丹和女真之間的關係，就能真相大白。但結果那個時候我沒能做到，我也是過了很久才知道，我當時的想法其實是對的。最後，我的博士論文轉而研究女真語，因為首先它跟契丹有關聯，再者我不能把還沒能證明的東西寫在博士論文裡。
您博士畢業之後，進入外交部工作，並在1976的時候被派去北京。“文革”之後的中國是什麼樣子的？
康丹：我讀完博士的時候，當時澳大利亞的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政府已經跟中國建交，他們需要找會說中文的澳大利亞年輕人，派去中國的新使館。因為堪培拉很小，大家彼此都認識，我一個墨爾本的朋友向他們推薦了我。我剛到中國的那半年挺有意思的，我雖然會中文，但是我的中文與中國的政治官話相差甚遠。街上的人說話我也聽不懂，因為他們說的都是方言。大使館給了我六個月時間，去專門學習那些官話和方言，比如“粉碎四人幫”之類的。我在北京大學讀了一門關於中國文學的課程，全都是關於階級鬥爭和農民文學的。當時“開門辦學”大行其道，我還去了一家工廠上班。
我學習語言是在大學午休的間隙完成的，中國學生有午休的習慣，但是外國人沒有，所以趁著午休期間人不多的時候，我就去讀那些貼在牆上的大字報。透過閱讀大字報，我學會讀草書，也學會了方言。然後我就去大使館工作了。我的工作頭銜是“三等秘書”，據說這職位排在大使的司機後面。但那對我來說反而是好事，因為我負責的事情不多，有很多空閒時間可以在北京四處遊玩。我得以很好地瞭解北京。同時我還擔任大使的翻譯，所以在一些重大場合，比如人民大會堂的演講或在總理訪問的時候我都擔任了翻譯的角色。當時的我中文不離口，像十歲時天天說義大利語一樣。我當時對中文很狂熱，花了很長時間學習，就這樣一共在中國待了四年。
您是契丹語方面的權威專家，能跟我們講講這門語言嗎？您是怎麼破譯它的？
康丹：契丹族在中國北方建立了遼朝（907-1125年），它存在了兩個多世紀，契丹語便是契丹人的語言。契丹語分為“大字”“小字”兩種文字。我剛剛也提到了，我是在很久之後才知道契丹大字確實與女真文字相關。目前人們還是不知道契丹小字的起源。
七十年代我還在使館工作時，有一天在《北京日報》上看到一則廣告，說民族文化館要辦一個古文字的展覽。當時有一個契丹文字專家叫劉鳳翥，我讀過他的文章，但從來沒機會見他。我就去了這個展覽，在那兒遇見一個正在讀碩士的女孩，我問她能不能看懂展出的文字，她說她看不懂，但是她老師能看懂。於是我就問她：“你老師是誰啊？”她說：“劉鳳翥。”我說：“啊，我很想見見他，在哪兒能找到他？”她說：“他可能已經回家了，等一下。”說完她就轉身不見了，五分鐘以後她帶著一個老先生一起回來了。我問道：“您是劉鳳翥先生嗎？”他吃驚地說：“天哪，你怎麼可能知道？”你想象一下，在那個年代一個外國人突然走進來，然後說你是某某某嗎，肯定是挺可怕的一件事。總之，我和劉鳳翥教授成為了很好的朋友，他給了我很多中國以外的人無法得到的東西。
中國有句諺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文革”期間，像劉鳳翥這樣的學者紛紛被下放到了“五七幹校”。在那兒的時候，因為也沒有其他事可做，他們就把印有契丹文和漢字的拓片上的內容抄了下來，還繪製了表格將上面的漢字和契丹文進行對比。
他們所抄寫的這塊拓片堪稱契丹文字的“羅塞塔石牌”（用古希臘語和古埃及語書寫的雙語石牌，包括古埃及象形文字和世俗體，它是破譯古埃及語的關鍵）。它來自女皇武則天墓前的無字碑，其實無字碑上是有字的，只是它們在石牌的頂部，很難看見。除非你爬梯子上去看，不然是看不見的。
乾陵無字碑
無字碑上的雙語拓片：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
這塊拓片是雙語的，左邊是漢字，右邊是契丹文。通常情況下，如果你能讀懂漢字，解讀應該是小菜一碟，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拓片上的頭兩個字寫的是“大金”。人們剛發現這塊拓片時，以為上面寫的是女真文。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盜墓賊在如今的內蒙古赤峰市發現了遼代帝王的陵墓，人們才意識到拓片上的文字是契丹文。即便如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研究者也沒有取得很大的進展。上面的日期和數字是可以看懂的，算是開了一個頭，但是你不知道讀音，只知道某個字元代表某個意思。在拓片最後，有兩個正式的頭銜和姓名，後來人們才知道，契丹文裡姓名是顛倒的，這造成了很多年的困惑。
到1987年的時候，中國學者根據官員的姓名已經推斷出了很多字的讀音。他們的推測大概有七成是對的。但是在拓片的中間位置，有大約四分之三的文字，沒人知道寫了什麼，到今天還是如此。所以你剛剛問我是怎麼破譯契丹文的，我其實沒有真正破譯它。我能做的是把中國學者寫的東西用歐洲學者可以看懂的語言寫出來，也可以把外國人寫的東西用中文寫出來，讓中國學者能看懂。歐洲學者的問題是，他們過去不了解中國的歷史語言學，現在他們在這方面開始慢慢追趕，而研究契丹文的中國學者都是一些對語言瞭解甚少的歷史學家。所以，他們不得不要等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有一位同行總結得很好，他說：“康丹的書是契丹研究的一個時代的終結，和一個新時代的開端。”
這個問題可能聽起來很無知，但是女真語和後來清代使用的滿語之間有什麼區別？
康丹：明朝末年，從北方入侵中原的關外人沒有自稱為滿洲族，他們是女真人。但問題是，到那時，女真（Jušen/Jurchen）這個詞已經有了“奴隸”的意味，所以第二任皇帝皇太極（1592-1643）建立清朝之後，將族名改為滿洲，他也沒有做過多解釋。針對這個有一些不同的理論，但簡單來說，沒有人真正知道原因。清代的官方語言非常接近創立清朝的愛新覺羅氏族所說的建州女真方言。
滿語曾長期處於瀕危狀態，但目前在學術界和流行文化中得以慢慢復甦，這要歸功於以清朝為背景的很火的一些中國電視劇。您對這一最新進展有什麼看法？
康丹：我曾經關於這個寫過一篇文章。滿語的復興在“文革”結束後不久就開始了。雖然現在都很多人在學習滿語，但他們可能在前十或二十個單詞之後就止步不前了。我在中國遇見過會說真正的滿語的人，中國也有一些年輕人在復興滿語，他們大致可以用滿語進行書寫，但總是反覆寫相同的東西。
您是不止一個已經滅亡或瀕危語言的專家，今天研究這些語言的重要性在哪兒？
康丹：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有一種觀點，很可能是大多數人的觀點，認為每一種語言都有其獨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一些文化對時間有不同的認知，有一些對顏色有不同的理解。這些都是很有趣的，因為我們習慣把自己的文化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我自己的觀點是，研究這些語言本身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算是對古物的一種熱愛吧。我年輕那會兒，就已經對滅亡語言感興趣了。我從沒真正地問過自己，為什麼會對這些事情感興趣，大概天生如此。有一次我在北大，遇見一個美國的地質學女教授，大概五十歲左右。我問她，在她還是學生的時候，班上有多少女同學，因為那時候女地質學家很少見。她說，一個都沒有。所以我就問：“你為什麼會對地質學感興趣？”她回答道：“不知道。我小時候，其他小朋友會撿起一塊石頭然後扔掉，我會撿起一塊石頭，然後說‘天啊，這塊石頭真有意思’。”
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點是，當一門語言滅亡或即將滅亡的時候，它會經歷簡化的過程。這一點可以在滿語等語言中看到。就比如說，在清初的時候，滿語裡光是“杯子”這個詞就可能有十幾種表達方式，像盅、盞之類的。但是，到了清朝末期，人們就只記得“杯子”這一種表達了，其餘的全忘記了。我在現在社會中也能看到這種現象，至少在我孩子身上。他們只會說“杯子”（cup），沒有人真得會說“聖餐杯”（chalice）或“高腳杯”（goblet）了。現在的孩子們可能會說：“你不懂我們說話的方式。” 但是十年之後，我們腦子裡的這些詞就會不復存在。
您在澳大利亞從事亞洲以及中國研究以來的這幾十年，學術界有什麼變化嗎？
康丹：對我來說，現在根本沒有學術界可言，它已經不存在了。當然還是有幾個非常出色的學者，但是很少很少，剩下的人根本什麼都不知道。現在全世界有很多雙眼睛在盯著中國，但這些所謂的“中國專家”幾乎沒人會說中文，更別說對當今的中國有任何瞭解。在學術界，你應該是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與對文化、哲學、歷史和藝術感興趣的人一起思考問題，一起想出答案，不管他們是本科生、研究生還是教授。以前的學術界，好像大家都住在一個理想村裡似的，特別奇妙。但後來就分崩離析了。
在當今的學術環境中，或者如您所說的，不存在的學術環境中，您覺得年輕學者還能像您當年那樣去研究滅亡或者瀕危語言嗎？
康丹：簡短的回答是不能，原因有兩點。首先，在2012年我退休時，政治正確已經佔領了大學這片高地。如果我留在了麥考瑞或其他地方，我肯定是會被這些人攻擊的。我離開的時機正合適，因為在我臨退休之前，我工作所在的大學——麥考瑞的校長離開了，由一個美國人取而代之。新校長特別關注大學排名和出版產出之類的。從那以後，作為學術界的一員，你的價值就取決於你發表的文章數量了，最低要求是每年四篇。文章可不是說寫就寫的，更別提寫書或者譯作了。
《紅樓夢》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不清楚霍克思和閔福德花了多久才把它譯成英文，但肯定需要花費大量的精力和時間。我之前曾讀過戴乃迭和楊憲益的譯本，但是當我讀霍克思翻譯的《石頭記》第一章時，每一個句子，我都拍案叫絕。真是登峰造極的境界，每一個字和每一個句子的背後都是無盡的思考和付出。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也一樣，這是在今天的環境中是無法取得的成就。
您對今天的年輕學者有什麼建議嗎？
康丹：就像他們說的，你得“耕耘自己的園地”（此語出自伏爾泰的《老實人》，意思為創造一個自己的精神家園）。你會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遇到這類人。有時候我會遇見讓我刮目相看的青年學者，儘管在現在這樣的教育和學術環境下，他們仍然可以如此出眾，如此博學。幾年前我去羅馬的時候，去了濟慈墓，遇見一些美國學生。有一個美國女孩，她在濟慈的墓前放聲大哭，毫無掩飾地表達自己的情緒。我覺得這很了不起，一個才二十歲出頭的女孩，就對濟慈有如此深刻的欣賞與理解。
丹康先生與葉曉青女士
丹康教授著作目錄 （由生前好友及學生整理）
1971: ‘Lo Chang-pei.’ Unpublished honours thesis,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975: ‘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 PhD thesi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later revised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same title, see item below).
1983: Translation of Sha Yexin, ‘The Impostor (If I Were Real).’ Renditions19–20: 333–69.
1989: 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153.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1993: ‘Irrational Belief among the Chinese Elite.’ In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Past, edited by Mabel Lee and A. D. Syrokomla-Stefanowska. Sydney: Wild Peony Press.
1997: ‘Language Death and Language Revivalism: The Case of Manchu.’ Central Asiatic Journal41(2): 231–49.
2000: Translation of Kang Youwei, ‘Selections from Notes on Travels around Europe.’ Renditions53–54: 189–98.
2000: ‘The Qieyun as a Historical Document: The Spirit of the Metropolis.’ Papers from the 13th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Conference.
2004: ‘A Note on *Cisdeben (Khitan).’ Central Asiatic Journal48(2): 223–25.
2006: ‘Khitan and Jurchen.’ In Tumen jafun jechen aku: Manchu Studiesin Honour of Giovanni Stary, Tungusco Sibirica 20, edited by Alessandra Pozzi, Juha Antero Janhunen, and Michael Weiers, 121–32.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6: The Chinese Language: Its History and Current Usage. Clarendon, VT: Tuttle Publishing.
2008: Introduction to and updated translation of Wu Cheng’en, retold by Timothy Richard,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Monkey King’s Amazing Adventures. Clarendon, VT: Tuttle Publishing.
2009: The Khitan Language and Script. Handbook of Uralic Studies, Vol. 19. Leiden: Brill.
2009: With Louis Kervyn, ‘Joseph Mullie and the Beginnings of Khitan Studies.’ In The Early Mongols: Language, Culture and History, edited by Volker Rybatzki, Alessandra Pozzi, Peter W. Geier, and John R. Krueger, 79–90. Uralic and Altaic Series, Vol. 173.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2013: ‘Introduction, Part 2: An Update on Deciphering the Khitan Language and Script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43: 11–25.
2013: ‘The Great Central Liao Khitan State.’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43: 27–50.
2016: ‘Ten Lectures on the Khitan Language and Khitan Studies.’ Unpublished lectures presented at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11 to 19 May 2016.
責任編輯：丁雄飛
校對：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