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在歐洲方向與美國和北約開啟圍繞締結安全保障條約的“三個平臺”談判,並藉助在俄烏邊界的佯攻態勢施壓,未達預期目標,然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東方之旅中卻是收穫滿滿,頗感慰藉。
總共達成的15項協議,其中多達13項涉及經貿領域,特別是油氣能源和農牧產品購銷鉅額協議,使得普京在與美國和西方就俄烏邊境危機而正進行的外交博弈的底氣更加充盈,立場得到加強。
這意味著由於美國推動美俄關係正常化而更富於競爭性的戰略三角遊戲第一回合的較量,以莫斯科暫時獲得某種優勢告一段落。
普京不虛此行。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興奮地表示,首腦會晤是“熱情的、建設性的、夥伴和聯盟般的”,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這場旅行和會晤的氣氛及成果。
一個小時的大範圍會談、兩個半小時面對面的午餐會,再加上盛大的歡迎宴會,當然更具實質性的部分是15項以經貿為主軸、足以打破莫斯科可能受到的任何封鎖並帶來長期戰略影響的協議。
還有一份內容豐富但相對“務虛”的“聯合宣告”,展現了兩國的夥伴和“聯盟般”的關係。
是的,僅僅是“聯盟般”的,而非軍事政治結盟,俄羅斯從總統普京、外長拉夫羅夫到俄總統駐上合組織事務特別代表,都多次重申了兩國從雙邊到多邊關係的性質“非針對美國及西方的軍事政治結盟”。
“聯合宣告”而非政府間“條約”恰好能反映這種關係的真正性質——條約,比如俄羅斯正尋求與美國和北約達成的具法律效應的安全保障條約,是各自政府必須嚴格遵循的,但“聯合宣告”更多地是表達政府姿態,而非像條約那樣具有法律強制性。
那麼,剛剛達成的“聯合宣告”和它背後更具支撐性的協議是否毫無意義呢?
並非如此,相反,意義很大。
正如前述,俄羅斯由此利用並從三角關係之“關鍵變數”地位中獲得了由美俄關係正常化談判所帶來的最大程度的政治和外交效果,從東方夥伴那裡得到了其所需要的戰略後援特別是經貿合同,鞏固並擴大了其與美國及西方圍繞一系列戰略問題開展的談判的優勢。
透過左右互搏術,長袖善舞的普京使俄羅斯的國家利益最大化,向西方證明,其與東方夥伴的關係更加牢固和加深而非被破壞,基礎更加牢實而非鬆動,回到莫斯科以後,其將處於更佳的全球和地緣戰略地位。
與此同時,它也已充分表明,這種關係不是聯盟式的,不是針對第三方特別是針對美國和西方的,它與美國及西方進一步建立和發展關係,仍有著無限空間和餘地。它要使華盛頓懂得,要與莫斯科達成交易,絕不是那麼隨隨便便的、“廉價”的,而是必須付出“戰略代價”的。
從“聯合宣告”到廣泛的規模巨大的貿易協議,同樣顯示出,俄與東方夥伴的關係在三角長期遊戲中的地位更具基礎性、穩固性、戰略性和長期性,換言之,這是一種長期的戰略的抉擇,對冷戰後的大國關係和世界秩序演變影響將是深遠的。
大國競爭特別是印度-太平洋的地緣政治對抗,將在這一世界格局的演變下更為固化和深化,最終可能形成緊密性程度不同的集團和陣營,使全球性的“次冷戰”態勢更為鮮明。
美國最近兩屆政府所確定的戰略對手將會逐步分化,其中有的會向“敵手”演化,有的會向“夥伴”演化。美國的這種策略幾乎是公開的:分化最強兩大對手,以擴大自身優勢,減小自身敵意,並最大程度地孤立首要對手或者敵手。
無論是前總統特朗普還是美國現任總統,都意識到這一策略的必要性,並在推行大國競爭戰略的同時注意加強分化策略,但美國的拜登當局在第一回合的大國遊戲中應該也認識到國務卿布林肯在評論哈薩克危機事件時所稱的“請神容易送神難”的意涵,並某種程度上被普京繞進轂中了:
俄在東方取得碩果,鞏固夥伴關係,同時迫使華盛頓同意開啟“三個平臺”的談判,而根據一些訊息顯示,拜登當局在堅守戰略底線的同時,也在為同普京作出策略讓步準備了不同的後備方案。
不過顯而易見的是,相比較而言,普京面對的拜登當局是難纏的談判對手,雙方討價還價和達成協定的道路必然是曲折和不平坦的,每形成一個成果,都將是以對等和互利交易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