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慶璋在偽滿郵政局長任上，正值大東亞戰爭開始之時，他駕輕就熟操起搞情報工作的老本行，加緊了對進出口郵件的檢查，以他的總局長名義頒佈了《臨時郵件管理法》，凡發現對日偽當局不利的郵件一律扣留，如英國駐奉天總領事館秘書羅巴郵往上海的郵件就被截留。
為掩人耳目，郵政局所屬電信電話會社竟公然沒收民間所有的短波收音機，全偽滿繳收有2600多臺。至於竊聽電話，從中發現線索，進而攫取情報，更是王慶璋他們的拿手好戲。
特別湊巧的是，王慶璋在上海的老搭檔三浦三郎也於1943年調回偽滿洲國，轉任新京憲兵司令官，兩位老相知在特務情報工作中繼續攜手合作。
王慶璋仍受三浦之託，不斷向他推薦特務，先後介紹四個人做日本憲兵隊的囑託，當然都是三浦手下的情報特工人員。
王慶璋不僅自己甘心當日本特務，還不忘將自己熟悉的合適的人向日本憲兵隊輸送。看來，他真是迷戀於與三浦三郎合作的這個骯髒的事業了。
王慶璋在上海混了4年，乾的是見不得人的特務罪惡勾當，又聚斂了一筆不義家財，回到偽滿政治舞臺上，自感基礎不厚、人望也不足，總想找機會表現顯露自己，討取日偽當局有關人士特別是偽國務院系統官員的歡心，引起他們的重視，再給自己放個外缺出去，既自由又實惠，快快活活過日子，該有多好。
在這種心理支配下，他想獻媚，卻幹了一件蠢事。那是1943年春天，王慶璋聽說在瀋陽郊區牛心臺煤礦一位姓孫的礦主創立白萬字會，經他手下的特務周文英渲染，把白萬字會的扶乩吹得神乎其神。
王慶璋動了心，叫周文英把這些人請到長春他家來，進行扶乩實驗，“乩語”說:“白萬字會聯絡社會各階層的人們參加，尤其對於做苦力的，更要吸收他們參加，承認他們是神聖的，要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自然這些苦力就會好好勞動，生產成果就會多了，勞動生產率也就提高了”。
王慶璋看了後，感到這番乩語說得挺有道理。當時日偽當局因工人磨洋工，不出活，正在大抓勞工，以補勞力不足。“勤勞奉仕”隊剛建立，自己給他們提供一個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好法子，豈不是一個顯露自己的機會？
於是，他請了偽勤勞部次長關屋悌藏來家裡看“乩語”，關屋叩首請訓之後，看了上述的“乩語”，也認為有一定道理。關屋馬上又請總務長官武部六藏看“壇訓”，武部還是有一些政治鬥爭經驗，比較狡猾，他看完“乩語”後說:“這完全是共產黨所講的'勞工神聖’那一套，根本不適合我滿洲國國情。我們不能容忍以迷信乩語形式進行共產黨的宣傳。”
說到這兒，武部還感到話未說盡，又回過頭來專門對王慶璋進行警告，訓斥他說:“你不要上當受騙，以後再不能迷信這些邪教，搞這些玩藝兒!”王慶璋嚇得連連稱是。
人們背地裡都笑王慶璋馬屁沒拍成，拍到馬腳背上了。雖然是這樣，並沒影響王慶璋的前途，因為他畢竟把根子深紮在警憲界，他的堅強靠山在關東軍那裡。
1944年10月，他又如願以償被“滿洲國”任命為駐泰國公使。正當他整裝待發時，卻因太平洋戰爭局勢的發展，日本已面臨敗北的趨勢，交通阻斷，未能成行赴任。因此，他想在曼谷這千佛之都，來施展當年自己在上海灘上的種種故伎做個“明石第二”的願望徹底落了空，成了王慶璋特務生涯中最後的一大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