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師、父親相繼離去，驅張行動仍要繼續。
自從遞上訴狀，已經十幾天過去了，北京內部卻絲毫沒有動靜。毛澤東一行人找到議員們質問，才知道張敬堯私下收買了相關官員，這件事已經被悄悄擱置。
官官相護，法理何在？驅張團再也坐不住了，一是這件事不宜拖得太久，二來他們身上帶的錢也所剩無幾，毛澤東決定，既然狗官們互相勾結，那就直奔總理府，當場告張敬堯的御狀。
“1月28日上午，驅張代表團高舉‘三千萬湘民請命’、‘請政府撤懲張敬堯’、‘與張偕亡’三面大旗，揮舞著討張的標語，在毛澤東的率領下，浩浩蕩蕩地向國務院進發了。”
一路上，他們高喊口號為自己鼓氣，其中有人公開展示張敬堯販賣鴉片的照片，然而，當他們來到新華門前，卻吃了一記閉門羹，看門人表示總理不在，並且驅張之事不歸總理過問。
隊伍一下炸開了鍋，吵鬧聲不絕於耳，誰也不願離去，見不到總理，堅決不罷休。總理什麼時候回來，就等到什麼時候。
一等就是三小時，迎接他們的是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靳雲鵬的秘書長，毛澤東、楊遇夫、柳敏三人代表隊伍和秘書長進行談判，不過，這場談判仍是無用功，面對代表的質問，秘書長除了客套，打太極，再也沒有實質性內容。
直奔總理府時滿懷信心，離開時他們只感到疲憊，沮喪和飢餓。
這時，一個訊息重新點燃了他們的鬥志，一位知情人前來告之，說靳雲鵬一直在府裡，剛剛才從後門離開。
這讓長久等待的人們憤怒至極，毛澤東率領著眾人，直接衝到靳雲鵬家門口，喊著口號逼他出來。
他們仍未能如願，這次被派出來應付場子的是靳雲鵬的副官於化龍。不得不說，面對遊刃於官場，城府頗深的靳雲鵬，這群年輕人還相當天真簡單，有的代表痛哭流涕，有的央求見總理，見此情況，副官也表示於心不忍，說今天無論如何會給各位答覆。
只見副官匆匆離開，很快又回來，安撫大家：“總理對諸君深表同情，諸君來京多日，是應給個辦法，明日國務會議，他會將湖南問題提出，這是總理負責之話，所以，請諸君不必過於焦躁。”
這下，眾人的心情稍稍平復，他們確實太累了，經歷了一波三折的情願，能得到總理的親口承諾（雖然這個承諾是經人傳達的），他們也已心滿意足。晚上回到住處，想起一路的艱辛，總算覺得沒有白費，在興奮中，在期待中，他們進入了夢鄉。
又是等待，一天天過去了，窗外依舊。
原來，靳雲鵬在國民會議上壓根沒有提到張敬堯的事，堂堂一國總理，竟拿諾言當兒戲，這大大超出了這群年輕人的預料，與此同時，靳雲鵬在總理府和私宅佈滿了軍兵，他們再也無法近身了。
如果說，前幾次他們還能化悲憤為動力，這一次，面對官場面對權威的無力感，著實讓很多人洩氣。
而這種時候，毛澤東個性中近乎偏激的毅力、執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特質，成為支撐驅張團走下去的必不可少的支柱。
毛澤東看出了官場的複雜，靳雲鵬未見得和張敬堯是一夥的，他只是礙於段祺瑞的實力，與其說他要保護張敬堯，不如說是他在躲避這個燙手的山芋。
因此，毛澤東認為除了輿論造勢，還必須動員軍閥。他讓一部分人去見吳佩孚，另一部分人去廣州說服孫中山，毛澤東和剩餘的人繼續留守京城，準備等春節過後再做抗爭。
即使在今天看來，對於毛澤東的敢作敢為，不問艱難，我們也很難不感到震撼。而這份執著和勇氣背後的冷清、寂寞，卻很少有人看到。
歷數毛澤東的一生，1920的春節，恐怕是最悽慘的了。
除夕之夜，闔家團圓，滿桌美味佳餚，親人們推杯換盞之時，毛澤東和同伴留守在大廟裡，狂風從四周侵襲而來，他們凍得瑟瑟發抖，身邊能充飢的只有乾硬的麵餅，唯一能給予毛澤東安慰的，就是李大釗先生送來的幾本馬列著作《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史》。後來他說，這三本書，讓他樹立起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苦寂的春節終於熬過去，生活卻並沒有好轉，年前毛澤東一行人的盤纏就已經花光，靠著黎錦熙、李大釗等人接濟，才勉強度過春節，現在，毛澤東實在不好意思再麻煩別人，他們參加了一個工讀互助團，很快也以失敗告終。
4月上旬，好訊息終於降臨了，吳佩孚通電全國控告張敬堯搜刮政策，譚延闓所率的湘軍，也準備回師湖南。
勝利在望，毛澤東立即組織湖南代表會議，決定留下少數人在北京，其他人分別到武漢、上海、廣東，繼續為驅張行動加火。在驅張運動之外，一個更為重要的任務在等待著毛澤東。
1920年3月，一個叫維經斯基的人到達北京面見李大釗，他的公開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報》記者，中文名叫吳廷康。同時，他還有另一重身份，俄國第三共產國際的代表，第一位來華的紅色使者。
此次前來，維經斯基是為和李大釗商議，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然而李大釗公務纏身，忙得不可開交，他推薦維經斯基到上海去找陳獨秀，1920年4月，維經斯基一行人秘密抵達上海，很快，兩方關於在上海籌建共產主義小組的事項就達成共識。
於是李大釗建議毛澤東前去上海，一方面拜訪陳獨秀，另一方面和此前到上海的驅張團匯合，這時恰逢第二批赴法留學生即將啟程，毛澤東十分樂意，帶上李大釗的推薦信，踏上了南下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