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義後，起義軍經過瑞金壬田戰鬥進入瑞金城以後，在瑞金截獲敵人許多檔案，得知敵人錢大鈞、黃紹閎兩部，約計十幾個團的兵力集中在會昌。有這樣大股敵人集中在側背，對於我軍繼續南進自然是十分危險的，我軍隨時可因腹背受敵而致失敗，因此，總指揮部決定：先攻破會昌之敵，再折回瑞金，轉道汀州、上杭，進取廣東潮汕。
部隊繼續分兩路向會昌疾進。十一軍為右縱隊，二十軍為左縱隊。二十軍部隊由我們第三師擔任主攻，由九軍副軍長朱德同志指揮；一、二兩師因剛剛經過壬田戰鬥，留作預備隊。從瑞金到會昌行程八十里，部隊經過一夜急行軍，九月一日拂曉，到達會昌城東北十餘里處的一帶高地上停下來。從這裡直到會昌城邊，是一片連亙不絕的高地，構成了會昌城的天然屏障；敵人派出重兵，扼守著這些山頭。我們的任務就是從這裡發起攻擊。
根據指揮部的命令，我們六團在從河邊到山腰約兩千米的寬正面展開；在我們的右前方有一座高聳的古塔，那便是我們團與教導團的分界線，他們緊接著第十一軍的右翼，構成了對會昌城的包圍。當時，我在六團任副團長。我們這個團是整個南昌起義軍中最新的一個團隊，它是南昌起義前半個月才建成的。
當時，共產黨幫助二十軍建立了這個學兵團，在大冶附近的石灰窯經過整訓正式建團，之後，即開赴南昌參加了起義。這個團除了黨派來的一些骨幹，絕大部分都是新兵，沒有經受過戰鬥鍛鍊，就是在南昌起義時，也只是擔任警戒，沒有參加什麼戰鬥，現在這支剛剛誕生的軍隊卻要經受這樣一個大戰鬥的洗禮了。
我檢查完陣地，剛返回指揮所，就看見團長傅維鈺同志正在和一位面生的人談話。那個人個子不高，穿身退了色的灰軍裝，著雙草鞋，背頂斗笠，很隨便地站在那裡。經過介紹，原來他就是朱德同志。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朱德同志，在這以前早就聽說過他，知道他是南昌公安局長，又是軍官教育團團長，是個有名的軍事家；這次聽說我們由他指揮，原想他一定是個很威風、很嚴厲的人，誰知卻是這樣穿戴樸素、平易近人。他很熱情地向我打了招呼，問了問部隊情況，便對我們說：“這一仗是很要緊的，不打贏就不能往前走，我們一定要打勝仗才行。這次要我來指揮，可是主要還要靠大家……”他的話講得很慢，還有點客氣，但我們卻都覺得出他是充滿信心的。他講完話，右手隨便向前面一揮說：“走，我們到前面看看去。”我們團部的一些人員跟隨著朱德同志，走上古塔左邊的一個高山，山下面就是敵人了。
這時，晨霧已經散去，太陽昇起很高了，山下的景物清晰地擺在眼前。只見山腳下的平壩子裡，敵人東一堆，西一簇，看樣子正在集合。朱德同志觀察了一下，轉回頭對傅團長說：“這麼好的目標，為什麼不打呀?”這旬問話等於向我們下達了戰鬥命令。
團長向我望了一眼，我立即傳下命令，讓團的重機槍連上來，並命令各營準備投入戰鬥。重機槍連上來了，六挺重機槍架在山頂上，一聲令下，機槍“嗒嗒嗒”向密集的敵人開火了。敵人遭到這突然的打擊，一下子亂了營，扔下滿地的屍體四散奔逃，我們部隊乘勢向左延伸追擊。
戰鬥就這樣開始了。遭到打擊的敵人很快就集合起來，配合著後面增援來的部隊，向我們的陣地反撲。我們各營的部隊當即迎頭擋住，一場激烈的爭奪戰便在這重重的山頭上展開。
因為右翼十一軍還沒有打響，戰鬥一開始，敵人的壓力便全部集中到我們三師這方面來。敵人整連整營地向我們陣地衝鋒，打垮一批，又上來一批。我真想不到，原來讓我一直擔心的、我們這個新建的團隊作戰竟是這樣的勇敢，戰士們都頑強地堅持，和一次次衝上來的敵人死拼。但是，畢竟敵人太多了，特別是因為我們部隊當時都沒有配備構築工事的器具，連把鐵鍁都沒有，不能構築工事，只好在平地上臥倒射擊，戰士們傷亡很大。我們把僅有的一點預備隊都拿上去了，連團部甚至師部的人員都投入了戰鬥。營裡一次次派人來請求增援，我們只好回答：“沒有兵。”
這時，朱德同志還在我們陣地上，我們對當時的情勢都有些發急，忙向他請示。朱德同志正忙著指揮教導團和我們團進行戰鬥。當我們向他談起團的傷亡情形和各營的要求時，他慢慢地看了我們一會兒，搖了搖頭說：“教導團也是一樣，打得也很苦。可是，我們這邊吃力些，把敵人背到身上，十一軍那邊就好辦了!”這句話使我們一下子醒悟過來，是啊，戰鬥是一個整體，我們應該為整個戰鬥著想啊!我們按照朱副軍長的指示，繼續動員和組織部隊頑強抗擊。
這時已近中午，八月底正是最熱的時候，太陽曬得人簡直喘不過氣來。敵人仍在不停地進攻，我們的處境更困難了。師參謀處長袁策夷(又名袁仲賢)同志負傷了；師軍需主任蔣作舟同志犧牲了；營連幹部傷亡也不小，一營陳賡營長就在這時負了重傷。前沿有幾處陣地已經被敵人攻佔了。正在這時，一股敵人突破了前沿，徑直向指揮所猛衝過來，要調部隊已經來不及了，形勢十分危急。
我和傅維鈺同志一邊組織指揮所的人員抵抗，一邊十分擔心朱副軍長的安全，連忙走到他的身邊。傅團長說：“副軍長，敵人衝過來了，請你轉移一下吧!”“不要慌嘛!”朱副軍長還是那麼不慌不忙地說，“來了就打一下子!”說著，他就走到一位犧牲的戰士身邊，撿起一支步槍，從容地拉開槍栓向彈槽裡看了一眼，“刷”地推上一發子彈，臥倒身，就向敵人射擊起來。我們都被他這鎮定自若的態度所感染，覺得心裡頓時安定了許多，而且知道勸說也無用，便都臥倒在他的身邊射擊起來。
敵人越衝越近，子彈打在我們近旁的山石上，四處亂迸，濺起一股股煙塵。我一面打，一面不斷看朱德同志，只見他像個老戰士一樣，從容不迫地一槍一槍在打，子彈打完了，他就爬到烈士身邊，從子彈袋裡抽出幾排子彈，裝進槍裡再打。經過我們這一通打，敵人的來勢被壓制住了；接著各連從側面對我們展開支援，衝到指揮所跟前的這股敵人終於被打退了。
正在這時，通訊員帶來了訊息：師部經理處長郭德紹同志在教導團陣地上犧牲了；教導團方面打得也十分艱苦，有的單位因為支援不住，被迫後撤了。朱軍長聽完了報告，把手裡的步槍一扔，搓著手上的汗漬，對我和傅團長說：“好，我到教導團那邊去看看。十一軍很快就要打響了，你們這裡要全力堅持住!”說完，他又交代了一些堅守陣地的注意事項，便弓著身子冒著密密的彈雨向教導團陣地跑去。
朱軍長走後不久，左翼又有一大股敵人衝向我們陣地。因為這次敵人的兵力過多，又來得突然，前沿的部隊大概傷亡過大，零落地響了幾槍便沉寂了。敵人大搖大擺地向指揮所陣地衝來。我打了幾槍，突然發現子彈沒有了。我連忙招呼傅維鈺同志：“壞了，沒有子彈了!”一看，他正在那裡向槍上裝刺刀，看來子彈也光了。他匆忙地向我擺擺手，壓低聲音向周圍的幾個同志下命令：“不要亂動!準備好，敵人上來了就拼刺刀!”只有這樣了!我把刺刀上上，緊握著槍托，向敵人衝來的方向注視著。
只見一隊敵兵正向我們走來。因為我們這裡已經停止了射擊，他們都挺直了腰板，走得很慢。敵兵越來越近，看得更清了，走在頭裡的是一個軍官模樣的人，握著駁殼槍，在離我約三四十步遠的地方停下來，把手罩在眼上四下看了一看說：“這是我們自己人嘛!”說完，競扭轉身向右後方走了。我緊張地目送這夥敵兵走遠了，才鬆了一口氣，不由得暗暗好笑，原來當時我們的軍裝和敵人一樣，是一色的灰軍裝，我們這些軍官身上都還扎著武裝帶。這身軍裝把敵人迷惑了。
敵人這愚蠢的舉動，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我和團長簡單交談了幾句，決定趁這個機會整理一下部隊，調整一下彈藥。我們團的傷亡的確很重，當我們把四散在這長達兩千米的陣地上的戰士們集合起來一看，活著的不到半數了。同志們一個個疲憊不堪但情緒卻都仍然很好。我們把部隊整理好，已是下午一點多鐘了。
我們剛要重新區分戰鬥任務，突然一陣激烈的槍炮聲在敵人的背後爆響起來——十一軍的部隊打上了!這個打擊對於敵人是這樣突然。被我們吸引過來的敵人迅速將兵力轉向後方，我們陣地前面，頓時呈現出一片混亂。正在這時，接到朱軍長的命令：向敵人出擊!敵人潰退了，我們尾隨著潰亂的敵人，向會昌城衝去。會昌戰鬥和壬田戰鬥兩役，起義軍共殲滅錢大鈞部六千人，繳獲槍支兩千五百餘支(挺)。
起義軍取得了勝利。而朱副軍長在戰鬥中那種臨危不懼、鎮定自若的大將風範，更是給我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回憶！
李奇中（1901—1989），又名奇忠，湖南資興人；父親從教，有薄田40餘畝。資興東鄉高等小學、湖南省立第三中學、長沙廣雅英數專門學校畢業。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修業年半，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八期、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二期畢業。
1924年春由湖南省出席國民黨一大代表林祖涵（林伯渠）、鄒永成保薦投考黃埔軍校。同年5月到廣州，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二隊學習。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黃埔軍校第三、四期區隊附，黨軍第一旅連指導員、第三團黨代表辦公室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三師少校營附。
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任第二十軍第三師五團團副，隨軍南下參加會昌戰鬥，潮汕失利後隨朱德等轉戰贛南，大庾整編時任營長兼教導大隊大隊長，後參加湘南起義。
1928年春，所率湖南資興農民武裝改編為工農革命軍資興獨立團，任團長。同年5月任紅軍第四軍第十二師三十六團團長，不久因戰事失利，部隊潰散，於1929年脫離中共組織關係；後任廬山中央軍官訓練團教官，軍訓部上校參謀。
1937年8月畢業於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二期，任軍訓部兵役研究班少將副主任；1948年任第十六綏靖區（咸陽）少將副司令。
1949年後，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專員，著有《黃埔精神永存》、《棉湖戰役一鱗半爪》、《會昌城邊》、《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等；1950年任政務院參事，1954年任國務院參事；1986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89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3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