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算來，我離開軍隊已經31年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由學校到軍隊，再由軍隊到地方，大方向是正確的，也符合事物發展規律。
當年，我們這些從軍者，在部隊能幹多久，能幹到什麼職務？真是無法估測。如果幸運，少數人幹到師團，按服役條例，50至55歲之前就要退休。這個年齡段，正是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好時候，如果在能幹事的年齡退下來，閒著無事，還不如去地方上多幹上幾年。有些戰友，有的40歲出頭就從部隊退下來，在家閒得慌，出去找事幹，因為沒有業務，沒有技術，找到物業、保安崗位也幹，之中不乏營團職幹部。
面對現實，我想趁年輕早些去地方吧。但前提是要加強學習，拿到正規大專以上學歷。我高中一畢業就去當兵了，這個高中文憑，是在“文革”中拿到的，沒有真金白銀，含金量低。當時在煙臺一中上學時，連個正規課本都沒有，教材是油印的。上學期間，每年還要拿出幾個月，去學工學農學軍。正值獲取知識的大好時光白白浪費掉了。1977年恢復高考，我認真作了參加高考的準備，但事後聽說，現役軍人不能參加地方高考，讓我求學的心涼了。“文革”結束後，部隊大力開展學習文化活動，我參加了一些學習，但不繫統不正規，一直渴求去正規大學學習。還有，八十年代，部隊一直風傳要恢復授銜，授銜是一種榮譽，一種標誌，一輩子就這麼一次，機會難得。所以，我始終抱有拿到正規學歷和授銜以後，再考慮轉業去地方的想法。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1985年，濟南軍區與山東大學商定，從全軍區部隊中挑選一百名後備幹部，參加成人高考尋取後上山東大學中文系。聽到這個訊息，我十分高興，山東大學是我向往的高等學院，能踏進山大校門，是莫大的期盼。我是幸運者，單位確定讓我去山大學習。1985年，我從分部政治部秘書科副科長崗位上離職，到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習了兩年。在學校，如飢似渴地學了兩年，許多教授給我們授課，看了不少名著，受益匪淺。
1987年7月畢業後回到分部機關，我努力工作，寫了不少政工材料，有的獲得軍區後勤部獎勵。不久，組織上提升我為分部政治部秘書科科長(副團級)。爾後，中央軍委決定在1988年的10月1日正式實行新的軍銜制。9月14日，上將軍銜的授銜儀式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進行。16日，中將、少將和部分校官的授銜儀式在各軍區分別進行。我也和全軍官兵一樣，更換了新的軍服，肩膀上戴上了新的軍銜肩章，以一個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人面前。在這次授銜中，按照資歷、職務等條件，我被授予為陸軍中校。
作者於1988年
授銜以後，說實話，我沒有再多的想法了，也不再對自己在軍隊裡作任何打算了。
1988年年底，我調離分部去濟南某單位工作，臨走前向時任分部的一些領導告別，部長、政治部主任等領導，勸說我不要著急走。政委直接了當勸我，馬上會安排我到某團單位任政委，分部管轄近20個團單位，讓我去團單位任正職並不難。但此時我沒有多想什麼，對再上一職也沒有多想。於是，謝謝領導的好意，離開了近20年的萊陽軍營，調到濟南，因為家人在濟南。
雖然離開了萊陽濟南軍區後勤十分部，但畢競在這方熱土上從軍，工作生活近20年，至今，時常想念分部對我的培養教育，感謝幫助過我的領導和戰友們。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性格決定命運，由於有了轉業想法，於是在1990年，我在濟南的一個部隊單位作出了轉業決定，結束軍旅生涯，去地方“闖蕩”了。
1989年，此時，已經在嚮往、期待去地方工作了。當時，我對地方工作，地方單位沒有什麼概念，黨委政府各部門工作、業務、職能等，全然不知。只是聽別人說，進省直單位比市直單位好。當時只抱有一個想法，一定要進省直單位。那個年代，進省直的要求是，軍轉幹部大專以上學歷，年齡不過45歲。當時我學歷夠了，年鈴30多歲，符合條件。那一年，省軍轉辦沒有實行計劃安置，而是採取雙向選擇辦法，讓軍轉幹部自己去找單位，單位認可即成。我帶著在部隊的工作成果，即在部隊寫得一摞材料，找到山東省農業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我記得很清楚，他對我說，幹農業要不怕吃苦，要經常下鄉，調研、瞭解情況，當好領導參謀。在省直機關，能寫能說能想能幹才能立住。我向他表示，我當過兵，不怕吃苦，一定努力，好好學習，好好工作。接著，他向我點頭默許。下半年，我接到轉業接受單位通知，到山東省農業委員會報到，由此，我的人生開啟了新的征程。可以說，轉業去地方，也是一個無悔的選擇。
人世演繹到半程，應該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了。
人生後半程，應該是"而今邁步從頭越”，期待著“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在地方工作24年，得到不少有益的收穫。見識長了，眼界開闊了，思維變化了。這麼說吧，一生過來，一半在軍隊，一半在地方，地方上的人生閱歷，部隊是不可比擬的，或說是無法得到的，當然，如果沒有從軍經歷，軍人閱歷也是無法得到的。離開軍隊轉業來到地方，見識了未聞未見的一些東西，人生閱歷彷彿增加了好幾倍。
山東省人民政府
作者1991年冬於省政府大院前
1991年冬季的一天，下了一場大雪，我冒雪來上班，巧遇一位同事在拍雪景，印象中那個年代，冬季大雪並不多見，他熱情地招呼我拍個雪景留念，於是留下了山東省人民政府大院門前的留影。
1990年轉業後，我被分配到山東省農業委員會，就在山東省人民政府大院。當時大院內有省政府辦公廳、計委、經委、人事廳、科技廳等部門。一進大院，就有一種莊重而神秘的感覺，大院內五星紅旗飄揚，大門口武警戰士站崗執勤，進出門要驗查工作證（後來熟了不查了）。大院內有上千人，但有序安靜，大家都在辦公室裡埋頭工作，到了晚上，幾棟辦公樓內燈火通明，許多人挑燈夜戰。有些省長辦公室晚上也有燈光，也在加班。當時省政府有三位副省長，都四十多一點，年輕有為。因為工作，我陪委領導多次去分管農業的省長辦公室，請示彙報工作。省領導待人和藹，才思敏捷，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年代，大家都在為山東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發展而努力工作，山東九十年代發展較快，GDP一度曾超過廣東、江蘇，我們的工資收入也在不斷增長。所以，在省政府大院裡工作十年，儘管有順利也有挫折，但總體上充滿自信和快樂。
轉業後正式上班前，按照省軍轉辦要求，軍轉幹部要到山東省軍轉培訓中心學習3個月。所學內容，是在地方工作的知識，和軍隊完全不一樣了，讓我產生了新的求知慾望，渴望學到在地方工作的知識。學習期間，結識了不少分配在省委、省政府等有關部門的軍轉幹部，大家喜氣洋洋的，對到新單位工作充滿信心。
學習結束後，我懷著憧憬和期待，來到省農委上班了。這個部門剛剛有省委農工部改為省農委，一百人出頭，三四十多歲以上的幹部居多，我三十多歲，不算老也不年輕，剛開始，二十多歲的大學生有幾個，鳳毛麟角，後來，每年都進來一批大學生，大學生幹部越來越多，後來，除軍轉幹部，基本上都是大學生，幹部隊伍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農委大多人一直從事農業工作，情況熟業務通。農委主要職能是綜合、協調、服務、指導。在農委工作，我們經常和水利廳、林業廳、海洋漁業廳、農機局、畜牧局等單位聯絡，要情況要資料，彙總後上報省委、省政府。在農委，我們的主要工作是圍繞全省農村改革發展，調研情況，出思路出主意出政策，為省委省府領導決策當好參謀。
當時省計劃委員會、省經濟委員會、省農業委員會，號稱“三大委”，曾幾何時，都有副省長兼任這三個委員會主任職務。農委是農口的綜合部門，頂盛期間管理林業、漁業等部門的人財物，“權大位重。”
我到地方後，第一個處室是農委調研室，該處主要職責是負責全省農村改革、農村政策等相關工作，比較宏觀。
作者在農委調研室辦公
和在部隊工作的區別是，工作性質、內容、範圍、層次、思路、眼界完全不一樣了。主任滿腹學問，大筆桿子，寫材料的高手、快手，副主任也很有才氣，寫材料的高手，且硬筆、軟筆寫得很捧。處裡有四位大學生，他們聰明能幹，專業知識強。還有兩位年近60歲的老同志，工作經驗相當豐富。和他們在一起，我學到了不少東西。
我印象較深的是，到農委不久，陪同調研室主任去雲南參加了國務院農業產業化會議。第一次參加國家層面的會議，讓我大開眼界。
1991年，我接受重任，參加農業部組織的《中國農業全書山東卷》編篡工作，一年多的時間，和農業部相關單位以及省領導、省直30多個相關廳局委打交道，讓我初步瞭解地方工作程式、流程、特點等，瞭解全省農業農村基本情況。
九十年代，山東農業結構、規模、格局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首先是諸城貿工農一體化產生，讓我們看到農村改革的方向，隨之，我們大力研究農業產業化和規模化經營，山東各地湧現出許多典型，我們加以總結提練。
那個年代，一度出現過全國農業看山東的景像。外省農業部門紛紛前來考察，較多的是江蘇、浙江、四川等省市區，我陪同外省考察團下去考察有不少次，也親歷現場學習觀摩。當然，我們也出省考察，比如去廣東、深圳和江蘇、浙江等省份。1992年我去廣東，乘坐航空公司圖154去的，這型飛機比較落後，噪音較大，讓乘客提心吊膽的。
在調研室，我還從事了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工作。一位年輕有為的小夥子，學農經的大學生幹部和我一起負責這項工作，我們一起共事幾年，合作得很愉快。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工作，這是中央建立的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系統，專為各級黨委政府指導農業農村工作提供重要決策參考。這項工作是直接在村和農戶設立樣本進行調查，調查內容涉及農村社會經濟各方面2000餘項指標。我和同事們，經常到全省各地，深入到村、戶，調查瞭解有關情況。當時，山東最富裕的村和最貧困的村，我都去看過，深感改革開放對農村帶來的鉅變，農村徹底脫貧任重道遠。我們對農民收入、農業生產成本、農村貧困等進行研究分析，形成報告上報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關於農業產業化、規模經營、減輕農民負擔、工業反哺農業等，那時候我們醞釀相關政策，想農民所想，把農民對國家的期盼變為政策，懷著這種情懷，調研、思考、分析，提出對策建議。今天看，這些幾十年前研究的課題，全部變為政策落地，讓農民得到實惠，農業得到大發展。
1993年，我去科技處任副處長，這對一名軍轉幹部來講，“官復原職”挺快的了，也知足了。我主要負責農民體協和其他工作。幾年來，和一位學體育的大學生幹部，組織農民體協工作，他熱情高幹勁足，是個得力助手。我們多次往返北京、上海等地，帶隊參加全國農運會，取得名列前茅的好成績，和各省代表，到過中南海，受到時任副總理田紀雲等領導同志接見。第一次來到中南海，心中特別仰慕，這裡曾經是毛主席、周總理辦公、生活的地方。
建國45週年成就展
建國45週年成就展
作者在人民大會堂觀看演出
1994年，我和同事們在北京完成國家交辦的八省市建國45週年展覽後，十月一日晚上，在天安門廣場和黨、國家領導人相聚同慶。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安排我們來到人民大會堂，為我們進行慰問演出。
1996年，國務院在廣東召開六省糧食規模經營工作會議，我陪同有關領導同志參會。分管農業的國務委員陳俊生到會，我們參會人員，和國務院領導同志一起探討發展糧食生產的經營模式、政策措施等問題，讓我頗有收穫。
1997年，我到農村基層處工作，參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工作，經常要到全省各地調研農村合作經濟建設發展情況，這種合作摸式，和人民公社完全不同，比＂單幹＂更有力量和效益，是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我們為省政府起草推進相關工作的意見，召開全省現場會，請省長到會講話，大力推開這項工作。
還有，山東農村於1984年解決溫飽問題後，開始有序推進農村小康建設。農村小康是啥樣子？我們和省統計局反覆研究制訂農村小康標準，每年到一批縣市區查驗小康工作，整體推進全省農村小康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