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拿抗戰中期的軍統和中統相比，前者的處境要更為困難。當時戴笠已經到了寢食不安、坐臥不寧的地步。
有一次戴笠跟唐縱講：“睡後有時呼吸不繼，有時被惡夢驚醒去抓手槍。”從這可以想見，他當時是一個什麼樣的心態了。
為什麼蔣介石一開始要把“圍剿”與打擊的主要矛頭對準軍統和戴笠呢？
這是因為，以徐恩曾為代表的中統特務勢力雖然終日熱衷於爭名奪利之道，沒有能夠全力貫徹蔣的旨意，背離了特務工作的宗旨，但是它並沒有對蔣介石的統治地位構成某種威脅。
相反，以戴笠為代表的軍統勢力，卻是另一番景象。特別是戴笠手中握有一支20萬武裝特務的兵柄，以及密佈在朝野各方的軍統殺手，這就使生性多疑的蔣介石不能泰然處之，不能不有所憂慮，也就不能不有所籌劃。
在“圍剿戰爭”的初期階段，蔣介石對軍統的打擊力度，的確要比對中統大得多。在1942年3月26日，蔣介石曾讓唐縱每天必須去中、軍統兩局本部視察一次，協助徐恩曾和戴笠指導工作。
在人事方面，讓唐縱把兩統的人事情況掌握到侍從室第六組手中，這可以視為是抑制特務勢力的關鍵一步，也是蔣第一次明確發出的要對特務勢力進行監視和 抑制的訊號。
從此以後，唐縱一反以前對戴笠及軍統局處處進行袒護的態度，開始按照蔣介石的密令捜集徐、戴及兩統內幕情報，特別是蒐集了大量不利於戴笠的情報，及時向蔣彙報。
1942年10月，唐縱收到一份直接發到侍從室轉蔣介石的電報，署名軍統同志。電報通篇都是揭發戴笠的惡行罪狀。對這種來歷不名的匿名材料，侍從室是完全可以壓下不報的。
但唐縱考慮了幾天後，最終還是決定透過呈請侍二處主任陳布雷核實後上報。可以想見，這樣的罪狀送到蔣介石手中，蔣的心裡是什麼滋味，就不言而喻了。
從抗戰中期開始，徐恩曾雖然也因反共不力數次遭到蔣介石的訓斥。但事實上，蔣介石在發動這場“圍剿”特務勢力的戰爭中，初期不但沒有把徐恩曾及中統作為打擊的主要目 標，反而還有揚徐抑戴的想法。
1942年4月3日，也就 是讓唐縱要對“兩統”工作進行“考核、調整”後的一個星期，蔣介石任命徐恩曾兼任交通部次長，徐不但沒有受到任何影響，反而升了官。
另外，軍委會外事局和顧問事務處供職人員的組織訓練，過去一直都是由軍統負責聯絡的，在這期間，蔣介石突然下令將其交由中統負責辦理。
如此公開地壓制軍統偏祖中統，在以往幾乎是從未有過的。1942年4月24日，蔣再次手令唐縱兼任軍統局幫辦，表面上是要唐協助戴笠主持與處理軍統業務，其真正目的恐怕不說大家也能看得出來，無非是一個“摻沙子”的手法。
在戴笠一手遮天的軍統獨立王國中，打進去一個“異己”分子，一方面使戴不能在軍統局內為所欲為，以抑制戴的舉動；另一方面也便於唐縱就近對戴進行監視。這在戴笠來說，自然有一種惴惴不安的感覺。
蔣甚至一度暗示，要由唐縱來取代戴笠，出任軍統特務頭子。
但是唐縱深知軍統早已成了戴笠的虎狼之窩，自己沒有能力進行駕馭，因而不對蔣的方案表示迎合，反應十分冷淡。他私下曾多次 表示“不願意接手調統工作”。
為了能削弱戴笠手中的特工權力，蔣介石從軍權、財權、情報等幾個方面對軍 統勢力進行抑制。
在軍權上，戴笠在軍政部長何應欽的支援下，私下將軍統局特務總隊擴編成特務團，並多次向蔣介石申請正式編制，以便成立。
但是戴笠的報告每次送到蔣介石那裡都被駁回，蔣對此表示堅決不同意，並明令戴撤銷該團。戴笠請何應欽出面活動，也無濟於事，弄得何與戴大為狼狽。
最後，經戴笠呈報何應欽籤復，將特務團改為運輸統制局監察處監察隊，蔣介石才勉強對此事罷休。與此同時，蔣明確要戴笠專任特務工作，要把帶兵之事交出來，忠義救國軍和緝私部隊都要交出來。
1943年8月與1945年2月，蔣介石下令解除戴笠先後兼任的財政部緝私署署長和貨運局局長兩個要職。當時，緝私署已經擁有20多個團的兵力，且武器先進，訓練有素，在戴笠的調理下，已經成為一支龐大的特務武裝。
為了防止戴笠交權後仍然控制這支緝私部隊，蔣決定派鐵腕人物宣鐵吾接任。宣鐵吾上任伊始，便以蠻力對戴笠的勢力進行大清洗。在這同時，蔣 介石指示要將“忠義救國軍”及別動軍的領導權全部收回。
戴笠一邊與蔣周旋拖延，一邊請何應欽、胡宗南等人向蔣進言說情。在僵持良久之 下，蔣介石也怕逼之甚急會出現意外，最終做出讓步，決定由胡宗南派出軍事幹部進行整頓。
以上這些都表明了蔣介石絕對不讓戴笠以任何藉口企圖掌握特務武裝力量的明確態度和堅定決心。同時，這些事情在戴笠的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剌激。
其次，在財權上，早在特務處（軍統前身）成立初期，蔣介石就派徐人驥擔任會計室主任。在軍統經費的使用上，蔣始終盯住不放。他認為只要把住了經費關，對手就難以跳出自己的掌心。
1941 年3月22日，戴笠派徐人驥到蔣介石那裡報銷400萬元特別費，蔣當即詢問了戴笠使用經費的情況，結果，這一次非但不予報銷，蔣介石還命審計處審査軍統過去對特別費的使用情況。
透過調查發現：在1942年度，中統局每月經費為47.7萬元，而軍統局竟高達482.2萬元。而且其經費支出大大超出了蔣核撥的數目，虧空已達數千萬元。
這些虧空大都是靠戴笠從買賣外匯黑市、貨運局、搶運物資和偽鈔等途徑來彌補的。一旦資金週轉不靈，便透過宋子文主持的中國銀行來墊支解決。
蔣介石聽到這些彙報後十分惱怒，當面斥責戴笠“不應該向中國銀行借錢，借錢便有被人收買之虞”。蔣同時責成唐縱“對於各情報機關之經費、人事組織，應嚴加考察，經費不允許流用過大”等等。
唐縱經過統計 後得出結論：軍統從1932年成立特務處時的145人，已發展到1943年在編人員24575人，每月經費開支達到 1487餘萬元。然而，軍統呈報給蔣介石的情報卻在逐年減少。
這樣一筆一筆清清楚楚的賬目讓蔣介石看到後，還能對戴笠有好臉色嗎？
最後，說到情報工作，當時在破譯無線電密碼方面有一個機構名為軍委會技術研究室。這個機構最初是由戴笠派人建立並直接控制，另由蔣介石派侍從室機要室主任毛慶祥兼任該室副主任兼主任秘書。
結果，在該機構內部就形成了戴、毛 兩派爭權奪利的局面。原先，蔣介石對此眼睜眼閉，不加干涉，聽任他們相互咬鬥，以便於控制。
1941年以後，蔣突然下令，要戴笠把技術研究室交給毛慶祥負責，毛於是升任技術研究室主任。此後，戴笠派在該室的特務，不是被趕出，就是轉而投靠了毛，使戴笠在無線電技術研究破譯方面失去了一塊重要陣地。
1943年 初，蔣介石進一步下令，將侍從室機要室、軍委會技術研究室、軍用譯電業務管理處等機構合併，在侍從室單獨設立一組，專管此項人事行政，仍由毛慶祥負責管理。這樣一來，凡是無線電方面的行政、人事及業務權力，無不落入毛慶祥手中。
蔣介石還命令毛凡是有關技術研究室的情報，都直接呈送他本人，不必經侍從室二處轉達，以防戴笠將有關情報竊為己有，從中漁利。
1942年7月30日 ，英國情報人員想見戴笠，戴向蔣介石請示是否可以接見。蔣介石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語氣十分嚴肅地說：“凡外國人應由軍令部交涉，你無此責任，以後不得再與外人接見。”
接著語調一轉，帶著一種諷刺、挖苦甚至辱罵的口吻說：“凡英美人士見過汝者，其在背地無不表示輕侮，汝須自知。”
還有幾次，因為軍統特務擅自逮人，觸犯了孔氏家族利益，蔣介石大為發火，把戴笠找去劈頭蓋臉地訓斥了一頓，罵得戴笠無地自容。
面對這樣一個危機四伏的險惡局面 ，戴笠並不甘心束手就擒，坐以待斃，而是決心在驚濤駭浪中搏擊，死裡求生。他一方面韜光養晦，鞏固根本，轉移目標，蓄勢待發，退一步，進兩步，以達到最後捲土重來的目的。
首先，他注意經營好自己的“後院”，加強對軍統內部的控制。與徐恩曾的“不務正業”不同，戴笠認為軍統是自己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失去了軍統，自己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後果不堪設想。
就野心而言，戴笠和徐恩曾都有，而且戴的野心更大，這是他們的共同點。但不同點是：戴笠從來沒有想到過要脫離軍統，去另創一番事業。他始終是立足和運用軍統這個特務組織，並以此為基礎向其它方面延伸、拓展勢力。
因此，戴笠不但始終將軍統的一應大事，緊緊抓在自己手裡，而且將自己的心腹毛人鳳放在軍統代理主任秘書的核心位置上，替他看家守院，以防不測，這樣就 使戴的後院一直比較穩定。
事實上，縱觀軍統內部，誰也沒有能力和資格對戴笠的統治地位提出挑戰。自毛人鳳以下，任何一個大特務，無論他有多硬的後臺，來頭多大，戴笠都有隨時將其訓斥、撤職以至關押禁閉的特權。
蔣介石雖然一度想讓唐縱代替戴笠，但經過一段時間的 觀察，他看到唐縱在膽識、能力、自信方面都不足以統帥軍統，缺乏一些雄才與霸氣，只是一個守成有餘開拓不足的幕僚人才，也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正是藉著在軍統的“皇權皇威”，戴笠發起了一次大規模的內部“整肅”活動。他經過冷靜思考認識到：蔣介石要打擊、削弱特務勢力，一個重要藉口便是特務們監督不嚴，整飭不力，以至於爭權奪利、橫行不法、內外勾結、循私舞弊、坐地分贓等現象層出不窮。 若不能嚴加管制，必將引火燒身，玉石俱焚。
於是戴笠狠下決心搞了 “整肅”活動，關押軍統少將以上人員就 不下十餘人，至於一般的軍統特務就更多了。有些特務雖然犯了罪不致死的過失，但因戴笠要樹立威信，更為 了做給蔣介石看，從而沽名釣譽，也就不惜拿他們開 刀，大開殺戒。
有一名負責收發電報的女特務，因上班遲到半個小時，被戴笠發現，下令處死。這名女特務已 懷孕在身，還有一多月就要生產了，哀求戴笠等孩子生下後再執行，結果仍然還是被當場槍斃了。
戴笠甚至還專門成立了一個禁閉人員訓練班，規定犯過失禁閉一 年以上者，必須入該班接受短期培訓，然後才可以分派工作。
這在相當程度上的確使不少軍統特務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並使軍統的處境也有所改善。
在加強對軍統內部控制的同時，戴笠還注意對其家屬在家鄉作威作福的行為進行約束，以防被蔣介石抓住把柄，或給人以攻擊的口實。
1942年6月，浙江江山縣戴公館被日軍焚燒，駐防江山縣的國民黨74軍軍長王耀武為村好戴笠，立即向其母藍月喜贈款3萬元。戴笠聞訊後，力勸藍氏退還贈款，另由自己出資修房。
戴笠的兒子戴藏宜趁鄉中混亂揭竿而起，招收散兵遊勇，組成自衛團，自任團長。戴笠得知後大吃一驚，馬上託王耀武將自衛團繳械，派大特務把兒子抓回重慶。
戴笠深知，自己在組織特務武裝方面已深受蔣介石猜忌， 如果其子再私搞武裝，掌握軍隊，不但極容易引火燒身，毀了他自己不說，而且一旦被蔣介石知道，還將殃及池魚，連累自己，甚至被蔣以此為藉口，一網打盡。
其次，是進一步加快與美國特工合作的步伐，企圖達到打美國牌藉以自重的目的。與徐恩曾在抗戰中期以後對特務工作逐步放鬆和放手不同，戴笠始終致力於在特務工作中能作出成績，以增強自己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利用價值。
事實也的確如此。1942年，軍統與美國海軍情報署開始了情報合作活動，並隨之成立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
該所由戴笠與美國海軍特務梅樂斯分任所長和副所長，其業務內容主要有：由軍統提供給美方有關日本陸海空軍在中國沿海及大陸活動的一切情報，並保護美方在華人員安全等等。
美方則無償供給軍統必要的武器、無線電器材、氣象器材和交通、醫藥器材，由美方幫助軍統訓練“忠義救國軍”並配發美式武器裝備。
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後，戴笠很快得到了美方的大量無償援助。先後調撥的特工器材和武器達9000餘噸。而軍統提供給美方的有關日本陸海空軍方面的情報，也引起了美國情報部門的高度重視。
更重要的是，戴笠打起了美國牌，挾美國人以自重，使蔣介石投鼠忌 器，不能對戴過分壓制，戴笠的地位得到了相當的改善。
再次，是大力策反以周佛海為代表的一批汪偽政權 的實力派人員，進一步靠打漢奸牌以自重。抗戰期間，在淪陷區潛伏的中、軍統特務很多都淪為日偽漢奸，這使蔣介石大為不滿。
特別是諸如李士群、丁默邨等中統大特務落水，徐恩曾為此多次遭到蔣介石的訓斥。
軍統與中統相比而言，特務投敵的數字還算是少的。並且，從整體上看，軍統組織與日偽特工之間的鬥爭始終沒有間斷，尤其是在策反汪偽要員方面的成績更為顯著。
到了抗戰後期，汪偽南京政府的行政、軍事、特工等重要領域，幾乎都有重要人物落入戴笠的掌握。他們是汪偽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兼上海特別市市長周佛海，偽社會部長（後任偽浙江省長）丁默邨，偽司法行政部長兼 安徽省長羅君強；偽浙江省長傅式說，偽考試院副院長繆斌，偽軍委會參謀總長鮑文槌，偽第一至六方面軍總司令任援道、孫良誠、吳化文、張嵐峰、龐順勳、孫殿 英等等。
如此之多的汪偽大員，都紛紛投奔到戴笠門下，一時間，戴笠軍統局幾乎可以組成一個汪偽南京政府的“影子內閣”，這不但使軍統的實力大大增強，地位進一步鞏固，也使戴笠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利用價值有了新的提髙。
最後，是不斷收縮戰線，減少摩擦，以縮小軍統的對立面。戴笠深知，此次蔣介石之所以要發動打擊抑制特務勢力的運動，一方面是“權高震主”；另一方面，則是近年來特工活動過於招搖，與各方面矛盾過於尖銳，從而招致來自四面八方的聲討和攻擊。
據此，戴笠儘可能注意與各方緩和關係，化解矛盾，化敵為友，求得有權有勢人物的諒解。
為了討好第一夫人宋美齡，戴笠曾三次主動到蔣夫人那裡，承認自己馭下不嚴，給孔家帶來了不少麻煩，請求原諒，換取蔣夫人的信任。
對特務武裝“忠義救國軍”進行整訓，注意改善與所在地域——第三戰區的關係，以減少來自顧祝同等軍方將領的攻擊。
為了躲開蔣介石的正面打擊，戴笠還利用陪同梅樂斯赴東南沿海視察的機會，離開重慶前後長達半年之久。這使蔣介石的“抑戴”方略失去了重心，許多打擊措施甚至不能落到實處。
戴笠對於CC集團聯合李士珍、宣鐵吾等一些黃埔將領的輪番進攻，均不予正面回擊，能繞則繞，能躲則躲，有時甚至到了忍氣吞聲的境地。
有一次，黃埔學生出身的棊江警備司令部司令、棊江戰幹團副教官長周振強，擅自將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察處的一名軍統特務槍斃。時任重慶稽察處的督察長沈醉沒有向戴笠請示，就親率40名稽察特務，乘坐兩輛大卡車趕往棊江去抓捕周振強。
哪知道戴笠得知訊息後，立即命人打電話把已經走到半路的沈醉等人攔截下來，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制止了這起報復行動。
戴笠的這些舉措在——實施後，果然產生了預期的效果，使他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變得更為重要起來，最終能夠從這場蔣介石親自領導的打擊特務勢力的活動中擺脫出來。
退了許多步之後，戴笠又巧妙地把最初是潑向他的禍水引向了中統局當家人徐恩曾，最終給予中統沉重打擊 。
早在1938年10 月，因武漢失守已成定局，國民黨政府機關滯留在武漢的大批人員及重要物資急著運往重慶。當時，中國銀行還有一批鉅額鈔票沒有運走，只好臨時徵用一輛大卡車。
在車行至湖北某地時，由於長途跋涉，油即將耗盡了。同時，日軍尾隨其後，聽說很快就會趕到，駕駛員和押送人員為了活命，顧不得將鈔票燒掉，稍作外表偽裝隱藏後，便棄車徒步潛逃。
徐輾轉到達重慶後，押運人員自感事關重大，便向中國銀行謊稱已將鈔票全部焚燬。當時，前方戰事正緊，無法進行檢察，中國銀行就信以為真，便把該車所載鈔票的票號予以登出，並通知了各分支銀行。
其實，在運鈔人員棄車之後尾隨而至的並不是日軍，而是中統湖北省調査室的特務。他們發現這輛無主的運鈔車後，便立即封存起來，然後向重慶局本部報告。
當徐恩曾接到報告後，見錢眼開的他喜上眉梢，立即下令對此車鈔票嚴加保護，等到時機成熟，派專人押運回重慶局本部處理。
俗話說得好：“智者幹慮，必有一失”，何況徐恩曾還算不上是一個智者。他也不想想外面兵荒馬亂，哪有這種美事等著他呢？他財迷心竅，頭腦發熱，不加思索，也不到財政部或中國銀行去打聽打聽，看看這裡有無可疑之處或其他內情，一心想獨吞這筆鉅額資金，貪心和私心使得他喪失理智，一念之差終於鑄成大錯。
1943年，徐恩曾想，這筆外財至今無人追查，可能 沒什麼事了。便讓中統湖北省調査室的特務秘密押送至重慶。
當車走到重慶三鬥坪檢査站時，被軍統的檢査人員攔下來。他們一看車上滿載鈔票，又是人員押送，便起了懷疑，便將人車一起扣留，稟報上級處理。
戴笠得到報告後，精神也為之一振：眼下正愁沒什麼打擊中統的有力武器，這下是得來全不費功夫。
他立即派人將鈔票送中國銀行檢驗。中國銀行很快得，出結論：這批鉅額鈔票的票號早已全部登出作廢，從而鑑定這批鈔票為假鈔。
聽到這個結論，戴笠欣喜若狂，當即以“中統局偷運假鈔案”為題親自向蔣介石遞交了一份報告。
蔣介石閱罷報告，一看人贓俱獲，又有中國銀行的旁證材料，怒火中燒，當即批 轉憲兵司令部軍法處，將押運人員判處死刑，以正法紀。
本來假鈔案已經弄得中統十分尷尬背動，孰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起偽鈔案再次將中統局局長徐恩曾逼入絕境。
抗戰中期以後，大後方物價飛漲，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但在國統區與淪陷區接 壤的皖南、浙西一帶，透過蔣、日、偽之間進行物資交換活動，形成了一種畸形“繁榮”景象。
在這種情況下，為進一步緩解大後方日用品奇缺狀況，蔣介石決定藉助中統、軍統的特務力量，直接把日偽區物資運往大後方銷售。
由於這項活動有鉅額利潤可圖，中軍統都非常積極。軍統在浙江淳安成立了通濟公司，中統則在安徽屯溪場口成立了利通公司。
中統的利通公司成立後，為了便於在上海地區開展業務，便又在上海成立了一個安源公司，任務主要是替利通公司在上海組織搶購敵偽物資。
在上海的安源公司老闆程士範找到了一條“生財之道”。原來，抗戰爆發後，在國民黨中央銀行撤離上海時，將印刷10元法幣的銅版運 到香港中華書局儲存。香港淪陷後，銅板被日本特務機關得到，再次運到上海，大量仿製十元面值的法幣。
因程士範與上海日本特務機關的淵上等人素有來往，於是淵上主動找上門來，提出以1元偽儲幣兌40元贋品新法 幣的優惠比價，請程幫助推銷。
程士範看到有如此大的賺頭，也沒有多想，便以安源公司的名義，拿出5萬元偽儲幣，一下子購買了200萬元贋品新法幣。
可是等到他拿到這批偽鈔後，才發現這種鈔票在上海不能流通。為了能將這筆錢儘快出手並獲取利潤，程只好密電徐恩曾，請求運到重慶購買物資，再轉手賣給日佔區獲得偽幣。徐恩曾當即拍板同意。
本來，這件事徐做得十分機密，除了幾個直接參與辦理此事的特務外，在中統局中也只有顧建中、郭紫峻等核心人物才瞭解一些情況。哪知這個絕密情報竟無意中被軍統上海站人員獲知。
1943年3月的某一天，戴笠急電軍統浙江省緝私處處長趙世瑞，令其在新安江上設點秘密守候，待近期內兩條偷運贋品新法幣的商船一到，立即將其拿獲。
趙接到電報後依計而行，果然如期破獲，共計截獲贋品新法幣193萬元，並當場逮 捕了參與押運的三名中統特務。
經軍法執行總監部審理，同時經中國銀行對這批贋品新法幣進行檢驗，案情真相大白。具體負責此事和參與押運的四名中統特務被判處死刑，中統局負責人徐恩曾加處分一節。
為徹底整垮徐恩曾，狠殺中統勢力，戴笠又弄出一個“王書青走私案”。所謂“王書青走私案”並不像前兩個案子是當時發生的，而是戴 笠早已預備下的一隻殺手銅。
長時間以來，他一直派人 在暗中蒐集徐恩曾前妻王書青走私牟利的種種劣行，準備伺機丟擲。現在，假鈔案、偽鈔案几乎是兩案併發， 已經弄得徐恩曾是焦頭爛額，疲於奔命，氣息奄奄，就像是被人逼到了懸崖邊上，只要再踹上他一腳，就會落 入谷底，粉身碎骨。
於是戴笠就充當了這麼一個角色，趁熱打鐵，落井下石，向蔣介石告發徐利用前妻王書青 進行走私活動。這時的蔣介石也已被假鈔案、偽鈔案弄得心煩意亂，為之頭疼，誰知又出了一個“王書青走私 案”，真是禍不單行，雪上加霜。
到了這一步，蔣介石 即使曾有利用徐恩曾抑制戴笠的心理，也已被徐的死狗扶不上牆，弄得喪失了興趣和信心，認為徐實在是太不 爭氣，由此也就註定了徐恩曾被黜下臺的命運。
說起王書青，她是徐恩曾的第二任妻子，徐恩曾在和她結婚三四年後又看上了我黨叛徒費俠，並和她妍居。
王書青不同於中國的傳統婦女，性格潑辣，貪財好貨，加之體格健壯，兇狠好鬥，藉此機會發揮她對徐恩曾步步緊逼，窮追猛打。徐恩曾既不能割斷對女叛徒費俠的感情，又不能擺脫女魔王王書青的糾纏，只能在王、費二人之間的夾擊中步步為營，一退再退。
思來想去，痛定思痛，最終徐恩曾只好以經濟方式向王書青妥協。他拿出原先準備送子女去美國留學的黃金美鈔，同時利用手中的權力撥出大卡車兩輛、轎車一輛，送給王書青，讓她回成都去經營運輸業。
王書青看到徐恩曾送來的東西，不禁喜上眉梢，見好就收，沒再到重慶找過徐恩曾麻煩，一心一意地在成都做起了黃金美鈔的投機買賣。
同時把卡車交給情人李子友，註冊了一個運輸公司，專跑成渝、成寶、滇緬這三條當時大後方的黃金路線，利用抗戰時期通貨膨脹嚴重、物資奇缺的困難局面，從事西藥、五金、布匹等進口物資的囤積居奇、走私販運等各種違法活動，從中牟取暴利。
在運輸公司因走私而遭到檢査機關的扣留時，她便打出“交通部徐次長”和“中統局徐副局長”的招牌進行抵擋。這些舉動都使人誤認為是徐恩曾自己在做，從而大大影響了徐的聲譽。
但就像古語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最終徐還是在王書青身上栽了一個大跟頭。當時，徐恩曾派李子友到成都，名義上是照顧王書青的衣食起居，實際上是默許了他們之間的暖昧關係，以此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脫。但是，沒想到 在這中間殺出了趙伯謙、葛炳生兩個“程咬金”。
這兩個人都是在成都的中統特務，都曾任徐恩曾的警衛，對徐忠心耿耿，容不得有人汙辱主子的名譽。當他們聽說李子友利用照顧老闆前妻王書青的機會，竟做出苟且之事，不由得怒從心頭起，決心要替老闆洗刷汙點，清理門戶。
這一來可把李子友給嚇壞了，他知道徐恩曾是不會原諒他們的，這一次會不會是徐暗中指使，也未可知。李子友越想越害怕，考慮再三，認為只有投奔戴笠，利用兩統之間的矛盾，才能保住自己一條性命。於是，李子友投奔了軍統，並將王書青依仗徐恩曾的勢力和保護，所幹的種種不法事情全盤托出，作為晉見的獻禮。
事情雖然不多也不大，但卻引起了戴 笠的注意。他立即命令成都地區的軍統特務按照李子友提供的線索進一步蒐集整理王書青的不法言行，以備適 當時候拿出來使用，從而一舉制徐於死地。
恰在此時，王書青運輸公司的一名駕駛員因酗酒把人撞死，卻逍遙法外，在社會上引起公憤，一時鬧得沸沸揚揚。戴笠趁機將王書青在成都時的種種劣行全部蒐集在冊，利用這次致死人命的“大案”呈送給蔣介石,。
蔣介石看到這份材料後先是吃了一驚，而後又有點半信半疑，怕是戴笠挾嫌報復而故意設 的圈套。於是，蔣利用一次甲種會報的機會，當面質問徐恩曾：“你家裡人在成都與民爭利，逼出人命，有無 此事？”
徐恩曾當時不知道是戴笠進行的檢舉揭發，認為蔣是透過別的渠道已經全部瞭解了情況，便覺得此事 不好再瞞過去，只好當場承認下來。
蔣介石一聽, 戴笠彙報的內容竟然全是事實，不由得勃然大怒，對徐訓斥道：“你應當好好管教管教，別再惹出什麼事來。”
1945年1月23日，沈怡繼徐恩曾出任交通部政務次長，徐恩曾正式被逐出政府機構。24日，徐恩曾頭上的中統局副局長也被拿掉，落了個“免去本兼各職，永不錄用”的下場。 、
新局長葉秀峰到任後立即公佈了中統機構改革方案，極大削弱了中統的實力：
1.撤銷訓練委員會、情報研究室、資料室、特別經辦處等四個機構。
2.中統局最重要的機構之一——統計處剝離，打散後編入經濟部特種經濟調查處和內政部第四處。
3.大削中統局經費。1945年中央財政劃撥的黨務經費比1944年少了47%，黨務經費少了，掛靠在黨務系統的中統局日子更加難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