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劉少奇當選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劉少奇一生擔任過許多重要的領導職務，不管他的職務怎麼變化，身邊的工作人員稱呼他“少奇同志”從未改變。劉少奇要求，不管是秘書、駕駛員、炊事員、護士等，只能叫他少奇同志，不能稱呼他的職務與官銜，他對中央國家機關和基層單位的負責人也是這樣要求的。
1947年7月，劉少奇同志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主持召開全國土地工作會議、討論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時，其職務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會議期間，大家都尊敬地稱呼他為“劉副主席”，甚至在呈送給他的報告、檔案和講話稿上都冠以“劉副主席”。劉少奇對這種做法很不樂意。他特意抓住機會表明態度，專門在一次會議上討論了黨內稱呼問題。他首先向大家問道：“同志們，我們同在一個革命隊伍裡，志同道合地在一起奮鬥，最親切的稱呼是什麼呢？”與會人員突然聽到這樣的提問，一時摸不著頭腦，會場一片寧靜，與會人員互相對視，都在急切地等待答案。期盼之中，劉少奇大聲地回答：“是同志！”接下來，劉少奇又誠懇地對大家說：“我稱呼你們同志，希望你們也稱呼我同志。我不喜歡你們叫我副主席。你們以後就叫我少奇同志，這樣稱呼我感覺很親切。”從此“少奇同志”這個稱呼就這樣叫開了，幾十年一直不變。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大會按照新頒佈的《選舉法》進行投票選舉，產生了新一屆國家領導人，劉少奇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散會後的第一天，秘書楊俊向劉少奇報告工作。他來到劉少奇辦公室門口，輕輕叫了聲“委員長”，但劉少奇沒有應聲，頭也不抬地繼續伏案工作。楊俊以為劉少奇全神貫注地工作以致沒有聽見自己的聲音，於是又稍稍抬高嗓音，再叫了一聲“委員長”，可是劉少奇仍然沒有什麼反應，依舊若無其事地伏案工作。此時的楊俊心裡不禁犯起了嘀咕，腦子快速地搜尋自己有沒有什麼做得不對的地方，可是一時間也沒發現不妥之處。經過一番苦思冥想，又找不到新的辦法改變現狀，只好壯著膽子提高聲調叫了第三次“委員長”，聲音比前兩次響亮得多了。
這回劉少奇終於有了反應，他不高興地抬起頭來看了看楊俊，表情嚴肅地說：“你怎麼突然叫我這個，不感到彆扭嗎？”
楊俊捱了批評，不知原因何在，很是委屈。他一直認為“委員長”是國家領導人正職，稱呼他的職務天經地義，沒有什麼錯。劉少奇同志見楊俊受了委屈不高興，語氣緩和下來，溫和地對他說：“以後不要這樣叫了，還是叫同志。叫同志多順口啊！”聽到劉少奇這麼說，楊俊恍然大悟。可已經叫出口了，不知如何是好，表情十分尷尬，只是低著頭，兩頰憋得通紅，一副惶恐不安的表情。看到楊俊這個樣子，王光美趕緊過來解圍，和顏悅色地對楊俊說：“你怎麼叫他委員長呀？委員長是對外的稱呼，在家裡還是像往常一樣叫少奇同志嘛！既順口，又親切。”
這件事之後，劉少奇鄭重地向工作人員重申：無論何時何地，對他一律稱同志，不要稱呼他的職務。劉少奇耐心解釋說：“在我們黨內，只有對三個人可以稱職務，一個是毛主席，一個是周總理，一個是朱總司令，因為這是多年來形成的習慣，沒有必要改，對其他人，應該一律互相稱同志。”
1959年4月，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後，稱呼上也沒有任何改變，除了在國際舞臺、出國訪問、外事活動、重要公務中必須以國家主席的身份出席並稱呼職務之外，在辦公室、在國家機關、在家裡和下基層視察工作，一律稱呼他為“少奇同志”。當年6月，劉少奇到廬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因為身邊的工作人員更換了，一批新人並不知道這個規矩，於是按通常的做法稱呼他為“劉主席”。有一次，一位勤務員來到辦公室門口向正在專心辦公的劉少奇提示說：“劉主席，該吃飯了。”劉少奇站起身來對他說：“請叫我少奇同志吧。你叫著順口，我聽著順耳，彼此也覺得親切。你說好不好啊！”勤務員聽了後滿臉通紅，連忙改口叫道：“少奇同志，該吃飯了。”劉少奇很高興地說：“這麼叫就對了！”
“同志”一詞起源於兩千多年前，春秋時期左丘明（《國語·晉語四》）說：“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即志同道合之意。互稱同志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
1921年，在中共“一大”綱領中明確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並願成為忠實的黨員，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都可以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
1965年，中共中央專門就稱呼問題發出《中央關於黨內同志之間的稱呼問題的通知》，要求黨內一律稱“同志”。至此，“同志”這一詞已不僅僅只是一個稱呼，而是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克服和抵制舊社會腐朽習氣和官僚主義作風的一種方式。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再次指出：“全會重申了毛澤東同志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