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介紹一個“入黨時間早於建黨”的早期黨員，紅四軍高階將領劉安恭烈士。
劉安恭，字季良，1899年10月出生於四川省永川縣（今重慶市永川區）何埂鄉張家屋基的一個書香之家。父親劉英山（艮佔）曾任四川省議會候補議員，西充、資中知縣，四川警監學校校長等職，思想開明，傾向進步，為劉安恭營造了良好的學習氛圍。兄弟四人中，劉安恭排行老么，少年時期在家鄉由祖母延師教讀，民國初年隨父去成都上學。他喜歡閱讀西方科學書籍，積極接受新思想，主張婦女放足、進新學堂讀書等。就在劉安恭18歲那年，為了開拓視野、探求救國救民之路，他告別父母，踏上了出國求學之路。在德國，劉安恭進入柏林大學攻讀電機工程專業，除了專業學習外，他還廣泛接觸社會、考察民情，加深了對西方經濟、文化的瞭解。1918年，接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劉安恭在比利時加入了共產國際，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在德期間，他結識了朱德、章伯鈞等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成員，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使他們成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
1924年，劉安恭結束學業回國，投身於中國大革命洪流。他回到成都，肩負中共的秘密使命，應川軍將領楊森之聘，擔任其軍部參謀兼成都市電話局局長。劉安恭在職期間，推行新制，勵精圖治。曾任成都西城區政協委員的肖麗生老人回憶：劉安恭在電話局平易近人，同職員的上下關係融洽，享有較高的威信。劉家的老人還記得，劉安恭做電話局長，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配備有供其使用的轎子（相當於現今為領導幹部配備的小車），可他從來不坐。不久，軍閥混戰，楊森受排擠，駐紮萬縣，劉安恭亦隨之前往，為其署理兵運事務，招兵買馬。1926年，剛從德國留學歸來的朱德奉命到萬縣的楊森部隊做統戰工作。德國一別，數年未見，再次重逢，劉安恭與朱德分外高興。但此時的楊森對駐在武漢的北洋軍閥吳佩孚抱有幻想，想與之攜手，求其庇護，故不願絕裂，因而準備伺機殺掉朱德及其他政工人員，然後派部隊去援吳。9月5日，震驚全國的“萬縣慘案”爆發。為了聲討英帝國主義軍艦炮轟萬縣的罪行，中共重慶地方黨組織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群眾鬥爭，迫使英艦及其侵略分子不得不撤離四川。劉安恭同朱德等人參與了這場鬥爭。之後，他利用自己搞兵運的有利條件，積極策動楊森的一個團易幟。不料機密洩露，楊森下令通緝，劉安恭被迫離開楊森部隊，潛往南昌。不久，朱德也來到這裡。1927年1月，朱德在南昌第三軍軍官教育團任團長，劉安恭任副團長，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8月，南昌起義的槍聲打響。據曾任南昌起義軍第三軍教導團排長、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劉震球回憶，劉安恭在起義軍中做政治工作，任教導團副團長。南昌起義失敗後，劉安恭遵從黨的指示，在上海同劉伯承、吳玉章等人一起，登上了前往蘇聯的輪船，又一次離開祖國，到蘇聯高階射擊學校學習。
1929年4月1日，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離開長汀，翻越武夷山，回師瑞金。從4月開始，紅四軍在贛南活動1個多月，建立了于都、興國、寧都三個縣級革命政權，初步形成了贛南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5月19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從瑞金縣武陽越過武夷山，進入閩西。這時，中共中央派來的一個“通訊員”也來到了紅四軍，他帶來了關於當時國際和國內局勢的報告和其他重要檔案。這位“通訊員”，就是劉安恭。這年初，劉安恭結束在蘇聯的學習回國，不久即作為中央特派員前往紅四軍指導工作。他從漳州、廈門經龍巖到埔坪58團（閩西地方武裝，後編入紅四軍第四縱隊）駐地，再經連城轉贛南，於4月3日到達瑞金紅四軍軍部。據在閩西蛟洋接待過劉安恭的閩西地方武裝領導人傅伯翠（後任紅四軍第四縱隊司令員）回憶，劉安恭帶給紅四軍的是中共“六大”決議和中央重要檔案。這份重要檔案就是《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轉湘贛邊區特委信》，即中央“二月來信”。劉安恭的到來，使紅四軍的領導們感到興奮。朱德與劉安恭是患難與共的戰友，南昌起義一別至今，又在一起工作了，心裡很是高興。毛澤東也挺高興，他以前並不熟悉劉安恭，但這次中央派人來，對紅四軍當前工作的開展會有幫助。就在1個月前，中共福建省委也收到中央的“二月來信”，來信對整個革命形勢作了悲觀的估計，要求紅四軍分散成小股組織，到鄉村去開展鬥爭，並要求朱德、毛澤東離開部隊，隱匿大的目標。這無疑是給正在熱火朝天搞武裝鬥爭的紅軍指戰員們兜頭澆了一盆涼水。毛澤東隨即於4月5日代表前委給中央覆信，拒絕了中央的要求。前委研究，決定恢復成立臨時軍委，前委書記毛澤東提議，臨時軍委的書記由劉安恭擔任併兼任政治部主任。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今年1月，四軍從湘贛邊界出發向閩贛邊境，每日行軍作戰，在一種特殊環境之下，應付這種環境感覺軍委之重疊，遂決議軍委暫時停止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導下之組織委員會。現在因時間長而發展紅軍數量比以前大增，前委兼顧不過來，遂決定組織四軍的最高黨部。劉安恭同志為書記兼政治部主任。”至此，劉安恭已成為紅四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紅四軍領導層制定戰略計劃、研究具體行動方案，都是由毛澤東、朱德、劉安恭共同簽署的。5月下旬，劉安恭與朱德、毛澤東聯名寫信，急召傅伯翠商酌事宜，佈置了阻擊尾追贛敵李文彬部的任務，並對紅四軍攻打龍巖戰役作了具體部署。他隨即協助朱德、毛澤東率紅四軍第二次進軍閩西，三打龍巖。粵桂戰爭爆發後，駐守龍巖的福建省防軍第1混成旅開赴廣東東江地區，與桂系軍閥作戰，造成閩西兵力空虛。紅四軍主力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於5月23日第一次攻佔龍巖城，殲敵2個大營。紅四軍撤出龍巖攻佔永定縣城，省防軍又竄回重佔龍巖。6月3日，紅四軍派三縱隊協助閩西地方武裝再次攻佔龍巖，敵軍向漳平、永福逃竄。此時福建省防軍回援閩西。紅四軍又主動撤出龍巖、永定兩城，集結於新泉、才溪進行休整，造成向江西退卻的假象。19日，當福建省防軍第1混成旅剛剛開入龍巖時，紅四軍趁其不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南、西、北三面發起進攻，第三次佔領龍巖。敵軍除旅長陳國輝化裝逃跑外，2000多人全部被殲。三打龍巖的勝利，將閩西紅色區域聯成一片，大大推動了閩西地區的革命鬥爭，為閩西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奠定了基礎。6月下旬，紅四軍整編為4個縱隊，劉安恭任二縱隊司令員。不久，在紅四軍召開的黨的第七次代表會議上，劉安恭被選為紅四軍前委委員。紅四軍在閩西的勝利，使敵人受到很大威脅。1929年7月，蔣介石調動閩贛粵三省共兩萬餘兵力，以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為總指揮，從漳州、大埔、長汀向龍巖、永定、古田大舉進攻，展開大規模的三省“會剿”。紅四軍前委根據敵情，決定採取“誘敵入赤色區，擊破一面”的方針，以第一、四縱隊留閩西堅持游擊戰爭，保衛根據地；軍部則率第二、第三縱隊出擊閩中。在南昌起義兩週年紀念日，劉安恭率領二縱隊與三縱隊一道，與兩倍於己的敵人進行了一場激烈戰鬥，8月中旬到達閩中地區時，發現北上條件不利，遂改變到贛浙皖邊界遊擊的計劃，決定返回閩西。8月29日，劉安恭率領的第二縱隊與紅四軍的其他主力部隊在返回途中，於溪南殲敵一個團。30日進佔漳平，再殲敵一個營，打垮了福建軍閥張貞部的張汝匡旅。進攻龍巖之敵聞訊慌忙逃走，從而粉碎了贛、閩、粵三省敵軍對閩西根據地的第一次“會剿”。由於劉安恭領導的二縱隊戰績輝煌，指戰員們紛紛稱讚道：“咱們的劉司令指揮得好，兩仗打得真漂亮！”閩西重鎮上杭，三面環水，易守難攻，福建的另一軍閥盧新銘及其殘部千餘人，盤踞其中，成為閩西革命發展的障礙。為了肅清上杭的反動勢力，閩西特委在8月至9月上旬兩次發動農民武裝攻打縣城，結果都沒有成功。出擊閩中的紅四軍二、四縱隊返回閩西，重新部署，再打上杭。9月21日半夜，攻城戰鬥打響了。負責攻打北門的劉安恭，指揮部隊爬上城頭，並率部勇猛突入城內，全殲守敵福建省防軍暫編第二旅，殲敵兩千多人。只有匪首盧新銘慌忙帶了幾個隨從偷越浮橋，從僻路落荒而逃。紅旗插上了上杭城，紅軍隊伍得到了壯大。正在養病的毛澤東，聽聞上杭之役勝利的訊息，欣然提筆，寫下了“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詩句。劉安恭不僅會打仗，而且也善於做思想政治工作。他經常給指戰員講政治、軍事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軍事理論等高深的知識，經他深入淺出地講解，在紅四軍廣大幹部戰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德回憶：在南昌起義兩週年的那天，他們同兩倍於自己的敵人進行了一場激戰後，在河邊休息時，劉安恭“對著正在休息的隊伍講解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抬頭的情況。他說，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在墨索里尼領導下執政了。國際銀行家正在扶持德國資本主義，想把德意志共和國毀掉。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籌劃中，除非全世界工人階級組織和團結起來，除非中國人民推翻蔣介石獨裁政權，把中國變成和平進步的基地，否則就沒有辦法阻攔第二次世界大戰”。蕭克將軍也回憶道：“1929年4月，紅四軍打下寧都後，住了幾天。一天，我們在軍部開會，一個陌生人進來，經介紹才知道是劉安恭。他給我們作報告，講中央精神，還講政治經濟學。有一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資本家採用不休止傳送帶這種技術方法搞生產合理化，使任何工人一秒鐘都不能休息。’”
9月下旬，紅四軍在上杭城召開了第八次黨的代表大會。前委曾計劃在上杭、武平境內分兵發動群眾，並準備應付敵人新的“會剿”。這時，中共中央來信，命令紅四軍到廣東省東江地區，支援和發展那裡的革命鬥爭。據此，紅四軍前委決定，留第四縱隊在閩西堅持鬥爭，軍部率領第一縱隊、第二縱隊、第三縱隊向廣東東江開進。劉安恭率二縱隨朱德軍長於10月進入廣東，先得知進佔梅縣之敵只有一個團後，欲趁敵不備，攻入梅縣城。不料敵軍實際為兩個團，又負隅頑抗，紅四軍二縱屢次攻入，又屢次被迫撤出，最後只好向贛南轉移。10月21日，在粵西永定與大埔交界的石下壩，二縱隊與強敵相遇，劉安恭親自率大隊自蘆下壩涉水，躍過汀江。登巖後發現守敵粵軍已於虎市前面的山頭設防，控制制高點，紅軍若不能衝上去，即將被逼至江邊激流遭至覆沒。劉安恭迅速組織突擊隊向山頭髮起衝鋒。守軍的火力很猛，紅軍被逼在山坳裡。劉安恭見狀，奪過戰士的一挺機槍親自掃射掩護。紅軍戰士們受到鼓舞，個個奮勇當先，衝上山頭，與敵人展開了肉搏戰。劉安恭即率大隊跟進，忽然一顆子彈飛來，擊中了他的頭部。參謀長郭化若急令人將司令員抬下，在送往永定縣的途中，劉安恭因傷重而犧牲，同志們將他安葬在仙師鄉務田村。這場戰鬥，紅軍擊潰了敵軍兩個營，攻克了虎市，但紅軍指揮員劉安恭卻獻出了他年僅30歲的生命。劉安恭的犧牲，是紅軍自井岡山下山以來首次損失的一員高階將領，使紅四軍遭受了“入閩以來未有之損失”。紅四軍這次進入東江，部隊傷亡較大，第一、第二縱隊各減編1個大隊，第三縱隊縮編為1個支隊。
後來，朱德向《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的作者愛格尼絲·史沫特萊如此介紹：“兩年以前，鐵軍就在這裡被打垮的。這一次又被十九路軍打敗了。紅四軍損失了幾百人，然而最大的損失之一乃是紅軍出色將領，受過高等教育的團長（縱隊長）劉安康（恭）陣亡。”
劉安恭在任紅四軍軍委書記期間，也犯過一些錯誤。由於對當時中國革命的實際和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認識不足，他把適用於蘇聯紅軍正規的軍事理論硬搬到紅四軍來。他擔任軍委書記後，主持通過了限制黨代表權利的決定，要求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過份強調集中，壓制了民主，引起紅四軍黨內多數人的不滿。後又因說了一些不利於團結的話，激化了紅四軍內部矛盾，因此被撤銷了軍委書記及政治部主任的職務。1985年4月，總政等單位經過認真核查和證實，實事求是地為劉安恭重新定論，中央民政部批准劉安恭為革命烈士，頒發了“革命烈士證明書”，中央黨史研究室《革命烈士傳》編委會同意為其立傳，褒揚其革命事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