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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揚子公司就不得不說孔家大公子——孔令侃，他是孔家的大公子，在家排行老二。孔令侃是兄弟姐妹4人中最出名的一個，也是最令孔祥熙夫婦頭疼的一個。
1、孔令侃其人
1933年，孔令侃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學習。雖說孔令侃從小就受嬌寵，但孔祥熙、宋靄齡對孩子管束得還比較嚴格，因此孔令侃在父母面前還不敢為所欲為。
而到了大學，他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臉色，周圍又全是阿諛奉承溜鬚拍馬之輩，連校長、教務長都敬他三分，孔令侃就開始唯我獨尊起來，把誰都不放在眼裡，比如學校規定學生在校讀書期間必須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當時剛學會跳交誼舞，非常痴迷，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還常拉著一些漂亮的女同學一塊兒去，一跳就是深夜。
學校每晚11點關門，他就爬牆進來，或者乾脆睡在旅館裡，反正他有的是錢。剛開始的時候有的同學還向學校舉報孔令侃的行為，後來見校方裝聾作啞，也就沒人再管了。每到星期天早上8點，孔令侃就安排兩輛轎車準時來校門口接他。一輛供他自己坐，一輛由幾個保鏢坐。學校的學生和一般教員都在大灶吃飯，校方官員和一些教授吃小灶。
為了照顧孔令侃，校方特別允許他可以吃小灶。可是隻過了幾天，孔令侃就受不了了。從小養尊處優的他覺得小灶的飯菜實在難以下嚥，就向宋靄齡抱怨，說學校裡的飯菜如何如何難吃。宋靄齡心疼兒子，就每天從賓館訂飯讓人送到學校。於是，只要孔令侃一個電話，就有人用車專為他送飯送菜，風雨無阻。
孔令侃雖是一個紈絝子弟，野心卻極大。學生時代的孔令侃就有著極大的政治抱負，夢想將來能走向政治舞臺。在大學裡，他組織了一個學生團體取名叫“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圍在他身邊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同學“團結”起來。按當時孔令侃的說法，“南尖社”的成立，純為研究學術，聯絡感情，並無政治意義。在學校時，“南尖社”的活動並不多，但有自己的定期刊物。
社名取“南尖”二字是有由來的，孔令侃不學無術，自然想不出什麼好名字來。而他的左右提出的名字，也沒一個讓他滿意。就在這時，孔祥熙第一次出訪歐美歸來，給他帶回了有關希特勒和德國納粹的訊息。孔令侃對希特勒組織的納粹黨很感興趣。於是，他就別出心裁地用德語Nazis（“納粹”在上海話中與“南尖”極相似）的譯音作為這個團體的名字。
“南尖社”成立初期，社員並不多，除了一些同學外，還有一些和孔家聯絡密切的人，像姚文凱、顧心逸、林世良等。等孔令侃大學畢業在政府裡任職後，“南尖社”也就迅速擴大了。孔令侃把這個組織加以改造，擴大組織成員，自己擔任社長，吸收的成員也比較複雜，政界、商界、金融界及教育界的人都混雜其中。“南尖社”的活動地區也不再侷限於上海，遍佈南京、香港、重慶、廣州、天津等地。抗戰以後，隨著國民黨在淞滬會戰的失利，孔令侃所在的“中央信託局”遷到了香港，“南尖社”也隨之到了香港。
孔令侃大學剛畢業時，因為他在政界沒經驗，孔祥熙就在家中設立了一個辦事處，由孔令侃當主任，孔祥熙還專門派一個親信當副主任協助他。這樣可一舉兩得，既為自己找了一個辦理機要的可靠幫手，又可叫兒子熟悉日常公事，認識各界名流，為以後的發展做好鋪墊。
經過一段時間的鍛鍊，孔祥熙認為孔令侃已經有了足夠的政治經驗，就想讓其進入商界。恰巧當時國民黨政府決定成立“中央信託局”，由“財政部”領導，辦理一切由“國家”指定或和“國家”有密切關係的信託業務。“財政部”還準備一次投給其啟動資金100萬元。
孔祥熙有意想讓孔令侃頂了這個肥缺。那時的孔令侃剛20歲，一下子當局長肯定惹人非議，於是孔祥熙就給他安排了個傀儡局長葉琢堂，而讓孔令侃掌握實權，在幕後操縱。葉琢堂雖然是蔣介石的老鄉，但他是個明白人，知道縣官不如現管，就放權給孔令侃。結果孔令侃成了“中央信託局”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管。
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節節撤退，“中央信託局”因對外接運物資的需要，撤到了香港。孔祥熙派孔令侃為“中信局”常務理事，代行董事長職權，在香港主持業務。當時，“中信局”除搶運已訂軍火外，還續訂飛機械彈，這就為孔令侃斂財提供了絕好機會。他利用香港這一自由港，大做私人進口買賣，積攢了不少財富。
當時，“中央銀行”原在上海設立的專用電臺，轉入租界秘密工作。孔令侃在九龍秘密成立分臺，專門與上海進行聯絡。不久，英國當局查出其電臺並予以取締，但孔令侃仍繼續秘密使用。最後，因工作人員不慎，被英方抓了個人贓俱獲，孔令侃也隨之被逐出香港。
孔令侃被英方逐出香港的訊息傳到重慶，蔣介石指示要孔令侃回重慶，當面說清在香港發生的一切。宋靄齡怕孔令侃回來後會成為眾矢之的，於是就去找宋美齡尋求幫助，宋美齡決定讓孔令侃去美國留學以暫避風頭。
孔令侃到美國後，根本沒心思讀書。為此宋靄齡發了脾氣，她說如果孔令侃拿不到哈佛大學的碩士文憑就不要回去見她。於是孔令侃找了一個名叫吳方智的人，讓吳方智用孔令侃的名字在哈佛大學繳費註冊、聽課、記錄、參加考試，撰寫論文，進行答辯，最後如願以償拿到哈佛大學碩士文憑。
2、揚子公司的來頭
這位闊少在美國期間，正好宋美齡應羅斯福的邀請赴美訪問。宋美齡便讓孔令侃給她擔任私人秘書，隨她一起在美國四處活動。孔令侃利用這種政治上的機會，同美國各大資本家交往，並高薪聘請幾個和獨佔資本關係密切的美國人從中穿針引線，其中就有美國金融寡頭駐華盛頓的代理人約翰遜。
在約翰遜等人的大力支援下，孔令侃很快和很多美國大廠商簽訂了合同，從而取得了各大廠商在華的特別經銷權。這就為他後來建立的具有買辦性質的“揚子建業股份有限公司”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孔令侃回國後，利用孔家的錢財和影響，再加上他在美國建立的各種關係，迅速建立了“揚子公司”。
揚子公司的業務屬商業性質，範圍很廣，美國老闆能提供什麼，什麼能賺大錢，就經銷什麼。
揚子公司創辦初期盛極一時，可以歸結為三點：
一是孔家的雄厚財力支援和政治上的影響。
二是宋美齡的撐腰。宋美齡作為第一夫人，曾經顯赫一時，卻沒為蔣介石生得一男半女。由於蔣介石前妻所生的蔣經國、蔣緯國已經漸漸成人，她急需在自己的下一代中找幾個侄輩來與之抗衡，以維護自己在蔣家的地位。
宋氏一門幾個兄弟，都是晚婚而且兒女稀少，得子最早且財丁兩旺的只有大姐宋靄齡。因此宋美齡很早就把孔家的幾個子女視為己出，對他們百般寵愛，而其中孔令侃又是她最喜歡的一個。宋美齡對孔令侃“情有獨鍾”，並極力培養他來與蔣經國、蔣緯國抗衡。
三是美國人的合作。美國大資本家想借孔宋家族的勢力，控制中國市場，所以就把重託寄在了孔令侃身上。
有了這三個得天獨厚的條件，揚子公司很快成為上海灘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3、打虎行動始末
1948年8月，蔣家王朝行將崩潰前夕，國民黨政府決定實行所謂的“幣制改革”，即廢除法幣起用金圓券。金圓券剛發行的兩個月裡，國民黨統治區的物價出現了暫時的穩定，但很快便出現了和法幣同樣的命運。由於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加上在軍事上的失利，金圓券的發行量越來越大，國民黨統治區的物價像錢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飛漲起來，於是想靠“幣制改革”挽救國民黨經濟危機的計劃破產了。
當時全國的經濟中心上海，物價波動更劇，原因是大部分商人都囤積居奇。對此，蔣介石很是惱火，命令淞滬警備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長宣鐵吾實行經濟檢查，嚴禁囤積居奇。宣鐵吾接令後，派人調查，查出在上海囤積物資的都是些大亨，而且多是跟杜月笙有關的人，其中就有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宣鐵吾怕得罪杜月笙，便向蔣介石請辭。
蔣介石瞭解到宣鐵吾辭職的原因後，沒有批准，決定派蔣經國到上海協助經濟管制督導生產。到上海後，蔣經國雷厲風行，實行經濟檢查，調查登記物資，強行壓抑物價。他想借此打幾個“老虎”達到殺雞嚇猴的作用，並首先向杜月笙做一個姿態。沒想到老奸巨猾的杜月笙反過來將了蔣經國一軍。杜月笙在蔣經國召開的物資登記動員會上突然提出派人檢查揚子公司。蔣經國明知杜在利用蔣孔兩家痛癢相關的特殊關係，在騎虎難下之的情況下，只得答應。
經查，揚子公司果真囤積了不少貨物，蔣經國立即派人查封了揚子倉庫。宋美齡與孔氏家族不僅是血緣近親，宋美齡更有不少資產登記在孔令侃、孔令傑兄弟名下，揚子公司有多少大宗買賣是借重宋美齡的權勢地位做成的，這些有很多恐怕連蔣介石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掀了揚子公司，等於掀了孔宋財團，宋美齡如何能坐視不管。她立刻打電話給東北葫蘆島的蔣介石，當時蔣介石正為遼瀋會戰的錦州戰役忙得不可開交，但是接到夫人的電話，還是丟下戰事，飛回南京偕夫人轉道上海。
蔣介石一到上海，立刻召來蔣經國痛斥一番，蔣經國雖據理力爭，但無奈國民政府與孔宋家族的關係太深，這是不容改變與變化的事實，當場蔣介石命令揚子公司立刻恢復運營，就連杜月笙之子杜維屏也給放了。宋美齡帶孔令侃回南京後不久，便安排他乘飛機到中國香港，再飛往美國的佛羅里達州，揚子公司從此搬到了美國邁阿密海灘。
恢復揚子公司的訊息傳出沒多久，上海物價便開始飛漲了，金圓券也都開始大量丟擲市面，人們又開始非法囤積物品，上海經濟市場逐漸失控。上海失控，牽動全國，哄搶、鬧事、歇業、倒閉、示威遊行層出不窮，再加上國民黨在內戰中一連串的失利，國民政府的情勢雪上加霜，翁文灝內閣宣佈倒臺，並撤換了主張幣改、主持起草“一個法令、三個辦法”的財政部長王雲五，接著限價令取消，黃金白銀外幣恢復持有，財貨登記申報無人提起，金圓券威信掃地，國民政府只有加倍大量印製鈔票來彌補這個大爛洞。
宋美齡的放“虎”歸山，給蔣經國的“打虎運動”以致命一擊，蔣經國深感有心“改革”，無力迴天，憤而辭去“上海經濟督導員”的職務。他在日記中寫道：“商人可恨，但是黨內的政客更可恨。”他認為，“蔣家王朝”就是被這批皇親國戚、貪官汙吏推向滅亡之路的。蔣經國後來對朋友說：“上海經管的失敗比濟南失守的後果更為嚴重。”
受此打擊，蔣經國把自己關在房門內誰也不見，整日以酒澆愁，最後拖到1948年11月1日發表了一篇宣告，在宣告中表示：“在70天的工作中，非但沒有完成計劃和任務，而在若干地方，反而加深了上海市民的痛苦。”“蔣青天”終於於5天后黯然離滬，返回杭州的寓所，一場轟轟烈烈的“打虎運動”就此不光彩地落幕。
上海《大公報》在當時曾發表了一篇名為《打虎贊》的社論，其文雲:
“萬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豬突沸黃浦……雷聲過後無大雨，商場虎勢尚依然……世間到處狼與虎，孤掌難鳴力豈禁。”
對蔣經國而言，“打虎運動”仍然只是一個小小的事件，比起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陷入的困境，王朝政權岌岌可危，這才是蔣經國需要擔心的“大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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