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鴻剛：論美國霸權的持續收縮
作者：王鴻剛，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助理兼美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來源：《世界知識》2021年第18期；世界知識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美國在阿富汗的不體面撤軍，引發人們對其是否正在加緊戰略收縮的討論。這是個重大問題，涉及全球戰略形勢走向，值得深入研究。鑑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特殊時空方位，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不能立足於對阿富汗形勢的就事論事，更應拿起“望遠鏡”，以更寬廣和深遠的戰略視野，從決定美國霸權運勢的客觀邏輯出發觀察美國和國際形勢的整體走向。
歷史的啟示
在研判很多重大現實問題時，歷史總能給我們很好的啟示。過去500多年的世界現代化程序，總是伴隨著霸權國擴張、主導、收縮和退出的歷史輪迴。
公元16～18世紀，荷蘭和英國均因國內重大創新活動而日益興盛，走上對外擴張道路，由此獲得更廣闊空間和更高額利潤，成為當時國際體系的霸權國。但其擴張在趨向極限時會失去勢頭並逐步走向反面，海外成本激增而收益減少，國內治理體系與國際權利格局同步失衡，引發世界經濟榮枯和國際體系治亂的週期性轉換，以及大國博弈的升級和新老霸權之間的權力轉移。荷蘭和英國在歷經擴張和主導階段之後，均不可避免地進入戰略收縮的新階段，最終無奈退出國際體系主導權競逐。新的霸權國則再次上演擴張、主導、收縮和退出的歷史輪迴。
在這看似眼花繚亂的長週期程序中，是“資本邏輯”“政治邏輯”“時代邏輯”這三大鐵律在發揮作用。
“資本邏輯”，是指資本在對外擴張中的獲利水平與大國的擴張和收縮有著深層聯絡。對市場的排他性佔有和對利潤的無止境追求，始終是資本主義大國對外戰略的核心目標。在此過程中具備更強競爭力的國家，必然獲得更多資本加持並呈擴張態勢，由此成為霸權。而當霸權競爭力下降而逐漸失去資本青睞時，則不得不被迫收縮國際戰線並讓出霸權寶座。在此過程中，國際資本開始尋找新的宿主，國際經濟體系開啟新的資本積累週期。
“政治邏輯”，是指霸權國內部的民意傾向與其對外戰略選擇擴張還是收縮有很大關係。當霸權國內部的主流群體從對外擴張行動中受益時，擴張就具備更大政治合法性，其推進就有強大勢頭。反之，當主流群體感到擴張只是惠及少數集團而要求將戰略重心收歸國內時，霸權擴張就走到盡頭。
“時代邏輯”，是說霸權國的擴張唯有符合歷史進步潮流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先進取代落後，是世界現代化基本規律。重商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先進，因此荷蘭及同時代其他大國的對外擴張縱然血腥，卻能獲得歷史的階段性默許。殖民資本主義比重商資本主義先進，因此英國的對外擴張縱然野蠻，卻成就了“日不落帝國”。歷史總是在用它看不見的手，以推動霸權國拓展自身利益的方式，實現世界現代化程序不斷演進的客觀效果。而當霸權的存在成為歷史進步的阻礙時，歷史便會將其打回原形。
2021年8月29日，在26日阿富汗喀布林機場恐襲事件中遇難的13名美軍人員遺體被運回美國，美國總統拜登到俄亥俄州多佛空軍基地迎接。
美國的擴張失去勢頭
19、20世紀可以被視為一部美國持續擴張和霸權主導的歷史。在美國立國之初的幾十年裡，資本在北美大陸“南下”“西進”，爭取更大的增值空間，極力推廣與其擴張相符的生產方式，最終形成了如今龐大的國土規模。美國在羽翼初備時便對拉美生出覬覦之心，曾經打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口號，與歐洲列強爭奪拉美市場，並持之以恆加強滲透控制。進入20世紀，在國內完成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的過渡後，美國進一步強化海外擴張，成為國際事務重要玩家。20世紀上半葉，英國逐步收縮並讓出霸權寶座，美國全面加強了對國際事務的滲透掌控，成為那一輪“百年變局”最大贏家。隨後，美國開啟與蘇聯長達半個世紀的勢力範圍爭奪，並在20世紀最後十年趁蘇聯解體將自身影響推進至歐亞大陸腹地，獲得巨大回報。
美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資本邏輯”毫無疑問在其持續擴張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美國引領第二次工業革命、具備強勁競爭力而國內市場漸趨飽和時，其對外擴張更加勢不可擋。美國在這個時期的擴張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其開創的市場資本主義模式相對英國的殖民資本主義而言更“先進”。但這只是“相對先進”，因為美國的擴張模式究其本質仍是剝削壓迫，藉助資本的力量實施更隱蔽控制。在此程序中，美國國內主流輿論也始終是支援性的力量。冷戰期間，美國執政者成功構建起一套思想和話語體系，利用人們對現實生活的珍視和對未知事物的恐懼，煽動起西方世界對社會主義和蘇聯陣營的意識形態仇恨，以“民主推廣”之名行資本擴張之實。
新世紀以來，美國利用“一超獨大”優勢，謀求將觸角從歐洲延伸至內陸亞洲和西太平洋，但很不順遂，預示著美國的霸權擴張正在失去勢頭。美國以反恐為名發動阿富汗戰爭，耗費巨大的軍事資源和政治資源，卻發現開直升機的打不過騎毛驢的，20年苦心經營最終潰敗。美國以防擴散為由發動伊拉克戰爭，不僅遭到包括歐洲盟友在內的國際社會激烈反對，也使自己深陷泥潭難以自拔。美國企圖透過“顏色革命”對中亞國家實施改造，引起各國高度警覺，它們與俄中聯手抵制美國的地緣攻勢。
21世紀第二個十年，美國將戰略重心轉至東亞和印度洋，目標也從“霸權主導”降格為“威懾制衡”，拿得出來的資源手段非常有限，其地區盟友夥伴越來越懷疑美國的能力和信譽。美國民眾對國家發展方向也產生了質疑，對政府長期奉行的重心在外的國際主義戰略變得很不耐煩，“本國優先”政治思潮快速興起。特朗普任內，美國的全球戰略暴露出更多收縮跡象，表現為對國際事務的冷漠和對國際義務的拒斥。拜登政府上臺之初，在全球事務中試圖展現進取姿態，但“中產階級外交”的標籤卻折射出強烈內顧傾向，迄今為止的各項政策動議也是雷聲大雨點小，有限的精力資源顯然不足以支撐其雄心勃勃的政策議程。接下來，拜登政府將很難踐行“美國回來了”的口號，反倒可能有更多事件為“美國回去了”提供註腳。
“三大邏輯”持續發揮作用
著眼未來，要研判美國是否繼續收縮、會收縮多大程度以及多長時間，仍要看歷史所昭示的“三大邏輯”如何發揮作用。
從“資本邏輯”角度看，如果地緣擴張無利可圖，美國未來的對外戰略恐失資本加持，海外行動越來越受制於財政拮据。過去20年來美國維繫在阿富汗軍事行動，軍工資本或許受益，但阿親美政權完全靠美輸血才能存續，而相對和平的阿富汗局勢又更多惠及了其他國家，這筆賬對美國很不划算。如今拜登政府為應對中美競爭要集中精力經營“印太”，包括推行旨在對沖“一帶一路”的“重建美好世界”（B3W）計劃，大舉投資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也將面臨成本核算難題。短期內，美國或許可以依靠其國際金融特權為此龐大的海外計劃開支，但中長期看，美國的海外行動成本必然越來越大，收益卻與此不成正比。這會讓美國陷入類似百餘年前英國在競爭力逐步下降時所曾面臨的兩難困境。
從“政治邏輯”角度看，進取性的美國對外戰略很難得到民意支援，海外行動越來越缺乏合法性。美國霸權家大業大，根子終究在國內，不僅在於科技或金融部門是否領先，也在於國家治理體系是否平衡。如今美國治理體系的顯著特徵是市場過分膨脹、社會結構畸形而政府能力不足。這是典型的“霸權病”，持續的擴張對治療它不僅毫無助益，更與國內民意背道而馳。過去幾年，無論是共和黨內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民粹勢力，還是民主黨內以桑德斯為代表的左翼民粹勢力，之所以獲得大批選民擁護，在於他們均主張更多回應社會訴求，將戰略重心收回國內，將有限資源聚焦國內，將更多心思用於改善民眾福利。
更為根本的還是“時代邏輯”。過去500年，現代化程序始終如一地推動著世界的深度融合和主權國家的共同演進。荷蘭、英國以強制和吸引並重的手段引領開創國際體系，越來越多國家主動或被動融入世界現代化程序，全球經濟、政治、安全形態以及主權國家的發展形態也漸次演進升級。美國過去百餘年的擴張，繼續推動了國際體系的擴容和國際秩序的演進，然而當它寄生於這個體系而獨享食利特權、其自身發展以犧牲其他國家發展為代價時，就成為保守和反動的力量，時與勢就不在它這一邊了，它也就失去了擴張的動能，成為被抵制甚至被革命的物件。就此而言，美國的擴張不“得道”，自然也就不“多助”，註定長久不了。
如果上述分析立得住，可以推匯出幾個延伸性的想法。
一是收縮與聚焦的關係。有觀點認為，美國從阿富汗收縮有利於美國集中精力聚焦對華競爭。若這是美國決策者的真實想法，顯然找錯了焦點，至多是為美國修復霸權的國內根基多爭取些時間。美國下一步到底是聚焦國內還是聚焦中國，其決策者會不會繼續犯錯誤，值得關注。
二是收縮與衰落的關係。收縮是衰落的必然結果，反過來加劇衰落，這是“霸權的宿命”，有充分的邏輯、歷史和現實依據。有必要立足美國在過去百餘年的擴張程序和過去20年的地緣挫折，結合世界現代化發展的內在邏輯和未來需要，進行全面審慎的分析。
三是收縮中的反反覆覆。歷史從來不是線性發展和一蹴而就的。美國的戰略收縮可能是個長達幾十年的程序。相當時間內，擴張失去勢頭但慣性仍在，整體收縮的同時可能是區域性進取，也必將盡量護住要害。收縮階段的美國更加焦慮敏感，有時會在一些地緣焦點問題上刻意示強鬥狠，在與中國的關係上更是如此。
美國霸權的收縮是此輪“百年變局”的重要階段性特徵，必然引起國際形勢的激烈震盪和世界形態的深刻變化。對中國而言，“填補真空”是非常機械和落後的想法，不足取，唯有義不容辭、量力而行、循序漸進的引導塑造和責任擔當，才是時代所需和人間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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