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是太平洋西岸的島國，地理環境和英國差不多，都是孤懸海外，和歐亞大陸保持不遠不近的距離。
這樣的地理環境，在特定時期有非常大的優勢。
面臨分崩離析的歐洲大陸，英國在大航海後長期執行均勢戰略，也就是利用自己遠離歐洲大陸的條件，聯合歐洲大陸的弱國，圍毆崛起的大陸強國。
不論是俄國西進，還是法德崛起，英國都能發揮攪屎棍的作用，拉攏一群弱國兄弟，把最強的那個陸權國家削落王座。
於是，英國便常年保持歐洲最強國的地位。
而面對統一數千年的中國，日本基本沒有能力執行均勢戰略，只能苟在海島上猥瑣發育，明朝萬曆年間想登陸朝鮮衝塔，也被明朝的“抗日援朝”給揍回去了。
不過海洋也是一座天然的屏障，讓日本避免被中國征服的命運，元世祖忽必烈曾經兩次出兵東征日本，卻因為遇到海洋颶風，都慘遭失敗。
於是太平洋西岸的日本，便成為受中華文明影響，又能保持相對獨立的國家。
既然是海權國家，必然是農商並重。
到19世紀的時候，由於全球化貿易的影響，日本西南的薩摩藩長期和琉球保持貿易關係，積累了相當豐厚的財政儲備，隔壁的長州藩也改革財政制度，府庫有數額巨大的財富。
此外，再加上英法美等國到日本開拓勢力範圍，那些西南的藩地，便在和列強的貿易交流中，逐漸雄壯起來。
長州藩甚至購買英國武器，組建了一支戰鬥力強大的奇兵隊。
早年間德川幕府封藩的時候，和德川家族關係越近的領主，封地便離江戶越近。如果關係遠甚至反對德川家族的領主，基本都被封到犄角旮旯去了。
所以西南的薩摩、長州等藩，從根子上來說，和德川幕府就不親密。
現在政治上不親近“中央”的藩地，卻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崛起，身後還隱藏著歐洲列強的身影，會出現什麼事呢？
根據歷史規律，必然是地方和“中央”爭奪國家政權。
於是在19世紀60年代，發源於日本西南的倒幕運動此起彼伏，那些武士們拼的一身剮，也要把德川幕府拉下馬。
在這個過程中，武士們拯救亡國危機是真的，和德川幕府爭權也是真的，並不矛盾。而且救國和爭權結合在一起，往往能爆發出更大的力量。
1868年初，德川幕府徹底戰敗，發源於西南藩地的倒幕派，取得決定性勝利，日本即將進入“明治維新”的年代。
而領導倒幕的長州藩、薩摩藩、土佐藩、肥前藩的武士也成為日本新貴，即將執掌日本的軍政大權。
這四大雄藩在日本的政治經濟地位，相當於清末民國的廣東和江浙，所謂倒幕運動，和同盟會“驅除韃虜”差不多，本質上都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要根據自己的利益來改造國家。
至於史書裡的偉岸宣傳，其實大可不必太認真。
二、
從世界範圍來看，日本維新的時機恰到好處。
19世紀初期，拿破崙在歐洲四處征戰，嚴重影響了歐洲各國舊貴族的利益，於是各國組成反法同盟，不惜一切代價要滅了拿破崙。
在反攻拿破崙的歷次戰役中，1812年是轉折點。
庫圖佐夫指揮俄軍燒掉莫斯科，導致拿破崙的軍隊得不到補給，最終在寒冬中飢寒交迫，被以逸待勞的俄軍追殺，拿破崙大敗回國。
此後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出任反法同盟的盟主，並且以反法聯軍總司令的身份，指揮俄軍西征，直到攻陷巴黎雄視歐洲。
那時候的俄國跺跺腳，歐洲都要抖三抖。
雖然俄國在1853年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中，被英法和奧斯曼帝國圍剿，導致稍微損傷一些國力，但俄國的底蘊太強了，英法不相信僅僅在歐洲圍堵，就能困住強大的俄國。
於是英法想在東亞選一個國家，做為自己的盟友，堵在俄國的東部。
換句話說，英法要在東亞搞均勢戰略。
而這個制衡俄國的盟友不能太強大，要不然崛起之後容易噬主，但也不能和非洲國家一樣太弱小，那就起不到制衡的效果。
經過反覆考量，英法選中了日本，不過法國支援的是德川幕府，英國則支援倒幕派。
要說法國也挺可悲的，在北美洲因為宗教問題錯失良機，在日本又選中窮途末路的德川幕府，每次都堅定的走在錯誤的道路上。
法國輸給英國，真的不冤。
正因為有英國的幕後支援，才有了伊藤博文、井上馨、大久保利通等維新志士到英國留學，見識了日不落帝國的繁榮強盛。
也正因為認英國做爸爸，日本才有機會開始“殖產興業”的工業化程序。
1873年，日本在“廢藩置縣”後，大久保利通制定新的土地稅法，透過確定土地所有權的方式，讓政府和土地發生直接聯絡，日本政府便有了穩定的財政收入。
而這部分財政收入，絕大部分做為國家資本，被用來投資各項國家工程。
比如鋪設鐵路、修建公路、建立中央銀行發行紙幣、整訓軍隊等等。
最重要的是，日本政府投資了造船、煤礦、銅礦、軍工、紡織和啤酒等20多家近代企業，並且聘請數千名外國專家，進行技術方面的指導工作，讓這些企業直接成為日本的製造業標杆。
其實這些企業類似於中國的國企，在日本工業化初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因為在世界工業革命的程序中，崛起越早的國家，本國資本家的力量越強，很容易對落後國家和資本進行降維打擊。
而參與工業化越晚的國家，由於本國資本家的力量太薄弱，可調動的資本也不夠，便容易出現保守的心態，心甘情願做外國資本的跟屁蟲。
所以落後國家想完成工業化，國家用行政力量以及雄厚資本，主導一段時間的產業投資，便是必經之路。
日本、蘇聯和新中國，都有一段國有化的時期。
如果這些國家開始就用私人資本，大機率不能快速崛起，甚至不可能完成工業化。
也就是說，日本學習英國，但沒有全盤接收，而是改造成“修正資本主義。”
但國家資本創辦的企業，往往效率不是太高，這點我們都無須諱言，畢竟不用到市場裡競爭搏殺，便不用追求生產效率，而資本的核心要求就是效率和增殖。
那麼在國家工業化有初步起色之後，國家資本就要退出某些領域，讓相關產業進入市場競爭，然後淘汰落後產業和產能，達到資本效率的最大化。
這樣對國家非常有利。
於是進入19世紀80年代，日本政府把很多國有企業，低價賣給私人，培養起大量的民營資本家。
其中資本最雄厚的稱之為財閥，如三井、三菱等家族。
財閥的實力雄厚，很容易侵奪國家的權力，那日本為什麼要培養財閥呢？
其實還是效率的問題。日本的國有企業效率不高，但問題是民間小型企業的效率也不高啊，於是為了兼顧市場和效率，日本便選擇了財閥的路線。
而只要把財閥繫結在國家的戰車上，那些財閥的企業，其實就類似於民間的國企。
伊藤博文就和三井家族說：
“我們不會苛刻，貴公司可以用成本價取得煤炭，再用它發展你們的事業吧。”
直截了當，一點都不含糊。
所以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日本工業以每年5%的速度增長，遠比世界平均3.5%的增長率要高效。
到1900年，日本便修成5500公里鐵路，而和鐵路相關的鋼鐵、煤炭、運輸、機械製造、紡織等產業也水漲船高，尤其是紡織產品，運到海外可以和歐洲產品競爭市場。
於是日本逐漸有了“亞洲工廠”的稱號。
總而言之，在英國的廕庇下，日本避免了被殖民的命運，還爭取到改造國家的視窗時間，成為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強國，也是截至“二戰”前，最後一個趕上工業化列車的國家。
之所以要加個“二戰前”，是因為在二戰後，中國在蘇聯老大哥的照顧下，完成以156項工程為核心的工業化任務，極有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個彎道超車的國家了。
所以說，失敗的理由千奇百怪，成功的道路極其相似，想得到世界霸權國家的認可和支援，你必須有可利用的價值，而且還要處在關鍵的地理位置上。
從這方面來看，每個崛起的國家，都是歷史的幸運兒。
三、
地理環境是日本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樣也決定了日本的最終走向。
做為太平洋西岸的島國，日本屬於地小物貧的國家，如果始終停留在國內，幾乎沒有任何前途。
要想成為真正有影響力的國家，甚至是保障國內經濟迴圈，日本都必須和英國一樣，打造一支能打勝仗的陸海軍，開拓海外的勢力範圍。
而在“二戰”以前，叢林法則是世界各國的潛規則，只要國家的實力足夠，就能到國外搶奪殖民地，其他強國非但不認為有什麼不妥，反而要求分一杯羹，有錢大家賺。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日本開拓海外殖民地，其實是國內政治家的共識。
由於地理環境的限制，日本只有兩條出路：
其一是向北進攻朝鮮，然後以朝鮮為跳板，吞併中國的滿蒙地區，進而攻佔華北和西伯利亞。
其二是南下佔領臺灣，並且以臺灣為基地，奪取中國的江南地區，以及東南亞的越南、泰國等國。
那個山縣有朋就直言不諱的說：
“朝鮮應該屬於日本利益線的一部分，其重要性在於保護日本的主權線。”
這個想法，類似於俄國一直追求的地緣緩衝範圍，一旦出現國家安全危機，可以禦敵於國門之外，而不必在本國的核心地區開戰。
為了開拓海外殖民地，並且建立國家的地緣緩衝範圍，日本在數十年的“明治維新”時期，資金不停的向軍隊傾斜。
1873年，日本建立財政預算制度，同年就公佈了第一個財政預算表。
在這份財政預算表中，軍費是1000萬日元出頭，佔財政總支出的17.1%，比例相當的高。而到了1883年，軍費增加到1900萬日元，佔財政總支出的23.5%。
再過十年，也就是甲午戰爭的前一年，日本軍費是2280萬日元，佔財政總支出的27%。
短短20年時間軍費翻倍，這速度相當恐怖了。
軍費雖然暴增，但日本的財政收入卻沒有翻倍，1873年的財政收入是7000萬日元左右，1893年也就增長到8900萬日元出頭一些，其中70%以上是地稅。
也就是說，日本政府把本該用到民生領域的資金，轉移到軍事上，用來發展軍工產業、招募士兵、培養軍官等等。
即便是建造電話電報、運輸、鐵路等產業，日本的最初目的，也是用來為軍事服務，比如電話電報能傳遞軍情，鐵路和公路可以運送兵員裝備。
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得到清朝2.3億兩白銀的賠款，按照當時的匯率，相當於3.6億日元，其中的3億日元用在軍事上。
前些年公知說，日本把賠款用在教育上了，其實都是鬼扯的，一個字都不能信。
而資金向軍隊傾斜，必然導致發展不均衡。
我們在前文說，1873年的軍費是1000萬日元，而那年日本文部省申請200萬來推行學區制，結果大藏省只批了100萬，司法卿申請90萬日元經費，到手只有45萬。
軍費比其他部門經費的總和，都要多幾倍，這樣的國家發展怎麼可能健康？
當然了，日本搞工業化增強國力，初衷就不是改善人民生活，而是要打仗的。
那除了地理環境的制約，日本想發動戰爭，還有什麼原因嘛？
當然有。
明治元勳們認為，日本屈服於歐美列強，實在太不甘心了，必須“失之於西洋，取之於東洋”，用滿蒙和朝鮮的利益，做為自己屈服於列強的補償。
怯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說的就是日本陰暗的國民心理。
不過日本犧牲國家整體進步，起碼打造出戰鬥力不錯的陸海軍，但軍隊成型之後，問題隨之出現了——軍隊只聽天皇的命令。
早年間山縣有朋規劃日軍指揮系統時，刻意讓軍隊脫離政府和國會的監督，並且設立參謀本部，直接對天皇負責。
於是日本軍隊成為相當獨立的單位，除了天皇以外，再沒有人能直接指揮軍隊。
這樣做的好處是，軍隊可以避開其他干擾，保證軍令暢通無阻，尤其是戰爭時期，軍令暢通能極大提高戰勝率。
但問題是，軍隊也需要制衡啊。
當軍隊做為獨立單位，不受政府和國會制衡的時候，日本便出現天皇一人面對整體軍人的局面。
如果日本天皇是戰爭狂人，那麼天皇和軍隊的合體，直接就是一部戰爭機器。
而反過來看，明治維新時期制定的憲法，賦予日本天皇神一樣的地位，擁有世俗世界的絕對權力，如果天皇不喜歡戰爭，軍隊透過鉅額軍費培養的實力，也足以裹挾天皇，進而裹挾整個國家發動戰爭。
所以日本天皇和軍隊的關係，類似於崇禎皇帝和朝堂文官的關係。
失去魏忠賢制衡的朝堂文官，和失去政府制衡的日本軍隊，對於皇帝的命令，其實處於可聽可不聽之間。
至於什麼時候聽、什麼時候不聽，要看命令是不是符合自己的利益。
“二戰”前後日本軍隊獨走，絕對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地理決定的日本出路、弱肉強食的時代背景、“明治維新”時期的政權結構，共同在日本種下的荒誕基因。
四、
1914年“一戰”爆發，歐洲各國在戰場上生死相博，資金和生產力向戰爭傾斜，導致市場上流通的商品減少。
但世界各國人民的需求是穩定的，於是便給亞洲國家送來機會。
中國在“一戰”期間輕工業漲勢喜人，麵粉和紡織品大量出口，日本的出口額更是從14億增長到68億日元，結果國內冒出一堆暴發戶土老闆，即便是公司的普通白領，平均收入也比戰前增長4倍。
可謂是歐洲的大炮一響，給日本送來黃金萬兩。
但是為滿足戰爭期間的訂單，日本大量招收工人搞生產，導致人力成本提高，進而引起出口產品的價格居高不下。
戰爭時期產品稀缺，市場還能容忍，等戰爭結束歐美國家緩過來，直接把物美價廉的商品鋪滿市場，誰還要死貴的日本貨啊。
於是在1920年，很多公司的市場份額減少，不得已大量裁員，緊接著便是股票跌落和銀行倒閉。
日本短暫的黃金歲月結束了。
經過兩年時間的經濟調整，日本稍微能喘口氣了，又在1923年遇到“關東大地震”，東京死亡10—20萬人，城市變成一片廢墟。
1927年，日本剛爬出經濟困頓的大坑，還沒站穩呢，由於金融系統的貸款壞賬問題，臺灣銀行出現擠兌危機，無奈之下關門休業。
臺灣銀行省事了，但擠兌危機蔓延到其他銀行，引起全民性金融恐慌，日本政府被迫宣佈“三星期內停止所有賬戶往來”，準備想辦法救市。
這次金融危機尚未結束，1929年的世界大蕭條來了......
整個1920年代，日本始終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和一戰時期的美好生活，彷彿是兩個世界。
經濟危機的後果非常嚴重。
女工離開紡織工廠之後，為了謀生而去出賣肉體，男性白領沒有出賣肉體的條件，便想回到農村生活，然而農村的經濟也不景氣，農民早已被高額田租，折騰的苦不堪言。
整個日本民怨沸騰。
日本人希望救世主降臨，拯救這個黑暗的世界，順便對自己的苦難做出補償。
由於長久以來的輿論宣傳，軍隊便成為日本人最佳的精神寄託，可問題是，大部分軍人也來自農村，農村經濟不景氣，讓軍人也一肚子怨氣。
他們想來想去，覺得日本變成現在的樣子，都是財閥資本家的問題。
事實上，財閥確實有問題。
日本最大的八家財閥，原本就佔私人資本的20%，1927年的金融危機中，這些財閥又利用雄厚的資本，低價兼併大量企業，並且逐步控制日本金融。
這麼來看，日本軍隊的感覺並沒有錯。
獨立的政治地位、凋敝的國民經濟，以及長期養成的國家主人翁意識，讓日本軍隊產生獨立的意志。
面對國家的危機，他們自願為國家做出犧牲，如果有需要的話，也願意做自認為能拯救國家的事。
於是日本軍隊接受北一輝的法西斯主義，要求日本以天皇為中心，依靠軍隊改革國內政治，在國外進行軍事擴張，最終成為“太陽旗給全人類陽光的革命帝國。”
認定自己是正確的，他們便去實際操作了。
1928年6月，駐紮在中國的關東軍暗殺張作霖，想挑起中日戰爭。
1931年9月，關東軍的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策劃九一八事變，隨後關東軍鯨吞中國東北。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侵華戰爭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至此，被軍隊裹挾的日本，徹底走上邪路。
直到中國人民的持久戰和美國的原子彈，才打破日本被軍隊裹挾的歷史慣性，也摧毀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強國幻想。
五、
最後總結一下吧。
日本的地理環境，讓日本成為英國的理想盟友，而數千年來深受中華文明影響卻保持獨立的特點，塑造了日本自卑且自傲的國民心理。
同樣是地理環境，決定了日本要在百年前的叢林世界崛起，成為有影響力的世界強國，只能走侵華的道路。
不論歷史上有多少偶然和巧合，這個大方向是不會變的。
對於我們來說，日本是刻苦銘心的仇人，但對日本來說，只有侵華和給歐美做狗兩個選項。
這麼說不是替先輩原諒日本，而是站在21世紀的角度回溯歷史，冷靜客觀的分析事情的來龍去脈。
百年前的國家博弈，是用槍炮和血肉爭奪國家利益，沒有任何溫情脈脈可言，我們現在看待百年前的事，也應該用相同的態度，千萬不要讓主觀情緒，干擾自己的判斷。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我們要警惕這個隔海相望的鄰國，防止未來的日本再起野心，也要吸取日本軍隊獨走的教訓，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下，把槍桿子掌握在可靠的人手裡。
最重要的是，哪怕內憂外患，也不能放棄民生經濟。
保住了飯碗，就是保住了國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