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盛轉衰的北宋，內不能安民，外不能禦敵，年輕的君主渴望大展作為卻又飽受掣肘。也正在此時，從基層奮起的王安石挺身而出，走進宋神宗的視野，越次入對後兩人一拍即合，一場變革隨即展開，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儘管變法因為觸碰到權貴階層的利益備受阻撓，變法的陣營也隨著改革的深入而產生分裂，最後以失敗告終，但不能否認的是，北宋因為王安石的變法改革一度形成了社會發展、經濟富庶、文化繁榮的景象，“達到了宋朝也是十一世紀全世界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高水平”，而王安石也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梁啟超評價王安石“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
變法的核心理念
王安石自幼聰穎好學，隨其父宦遊各地，對民間疾苦深有體會。年少時的遊歷和在鄞縣等地的為官經歷，令王安石在面對宋神宗“本朝百年來雖問題不少，但表面上看卻太平無事，道理何在”的兩難問題時，做出了《本朝百年無事札子》的回應。他透過宋王朝百年無事的表面現象，從教育、科舉、財政等十個方面分析國家發展所面臨的危機。這篇文章與早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堪稱王安石兩篇精彩絕倫的政論文，從中可以看出王安石變法的決心及其變法的核心理念。
《王安石上萬言書圖》 楊金星
1.關注民生，裕民利民。王安石十分重視民生問題，這一點早在他出任鄞縣知縣時就顯現出來。初到鄞縣的王安石經過考察發現，鄞縣雖然地域廣闊且江河遍佈，卻常年受乾旱之苦，於是組織百姓興修水利、疏浚河道，從源頭上解決這一問題。同時，他發現青黃不接時百姓難於生計，便以輕微的利息將官府的糧食貸給農民，待農民秋收後再歸還新糧，一方面解決了農民無糧艱難度日的問題，另一方面也保證了官府的存糧能夠得到更新，一舉兩得。這種以官糧幫助百姓渡過難關的做法就是後期青苗法的雛形。“治鄞千日，影響千年”，這是今人對王安石的評價。可以說王安石在鄞縣的從政經歷為他今後推行變法提供了經驗支撐，也正是從這裡，他踏上了變革的第一步。
2.富國強兵，永保太平。宋神宗與王安石初次相見時，曾表達他渴望成為像唐太宗一樣的君主，一展振興大業。對此，王安石回答道：“唐太宗何足道哉，陛下若要治國興邦，每事必要以堯、舜為榜樣”“方能富國強兵，永保太平”。事實證明，這對君臣也正是這樣做的。面對北宋“冗官”“冗兵”“冗費”的局勢，為改善積貧積弱的局面，在宋神宗的支援下，王安石陸續推行均稅法、青苗法等改革措施，以義取利，切實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而守舊派則認為王安石之改革措施實際上是在“與民爭利”，是“變相斂財”。王安石出任地方官的成功經驗在全國範圍內的“複製推廣”需要各方面條件和保障，但不能否認的是，在當時當刻，從王安石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目的來看，變法還是取得了較好成效的。
3.學惟時習，經世致用。慶曆三年，王安石寫下著名的《傷仲永》一文，講述了家鄉一個名為方仲永的神童因天資聰穎傳遍鄉里，又因後天疏於學習而成為一個普通人的故事。也基於此，王安石發出“今夫不受之天，固眾人，又不受之人，得為眾人而已耶”的感嘆，強調後天教育的重要性。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王安石指出“方今天下人才不足”，而州縣雖有學，“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教育改革迫在眉睫。施行變法後，王安石針對當時學校形同虛設、學習內容空洞等問題，以培養國家所需人才為根本出發點，主張“學以致用”，創立太學“三舍法”、編寫《三經新義》作為學校教材、從優等生直接取仕等改革舉措，對改進當時的學風教風起到了積極作用。
《傷仲永》尼瑋
4.德才兼備，任人唯賢。“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同時他還強調“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認為國家充滿人才，才會愈加興盛，而要培養人才，則要從“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四個方面來發力。“教之之道”是主張學校教育要培養有用的人才；“養之之道”則強調要保障必要的物質生活待遇，要“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取之之道”是關注人才的選拔，旨在為國家發展選出真正胸有丘壑、德才兼備之才，摒棄只曉記誦經典章句之人；“任之之道”強呼叫人要充分發揮人才的價值，使“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各司其職，為國家所用。
變法的當代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以數千年大歷史觀之，變革和開放總體上是中國的歷史常態”。北宋百年，崇文抑武，積弊重重。王安石以捨我其誰的勇氣，於風雲激盪時勇挑改革重擔，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對後世仍有積極的借鑑意義。
《王安石變法》譚崇正
1.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王安石“國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與當今執政為民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其民本思想的主要理論根源於儒家，強調在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同時也要一定程度上考慮人民的利益。王安石指出“百姓所以養國家也，未聞以國家養百姓者也”，認為“民”是王朝立國的經濟之本，所以要“裕”民，“民富然後可教矣”“民富然後財賄可得而斂”，方能“富”國，“富然後邦國之民可聚”，其鮮明的民本思想也在變法中可以窺見，其內容的主要精神是以民為本。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始終把“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現在已經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國家綜合實力不斷提升。“民富國強”是王安石的理想，也是無數中華兒女共同的奮鬥目標。
2.德法結合，善法而治。王安石在《王霸》一文中談道：“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指出儒家和法家在維護王朝統治的根本目的上是一致的。同時，他也看到王道與霸道之間的區別：“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而利之所歸。霸者之道，必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他認為王道是高於霸道的，但此兩者需要互補，既尊儒也重法。同時，他也十分重視“法治”，指出“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善法而治”的思想對我國德治與法治相結合和科學立法提供了歷史經驗。黨的十八大向世人宣告我國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始終堅持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在實踐中拓展新思路、增添新內涵，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不斷前進。
《清明上河圖》
3.發展生產，以義理財。一張《清明上河圖》描繪出汴梁城的繁華，卻畫不出北宋內憂外患的尷尬局面。為了改變國力日漸衰弱的現狀，王安石推行青苗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募役法等，致力於發展生產，增加財政收入，以期達到“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的。在面對政敵“與民爭利”的指控時，他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蓋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他“理天下之財”的經濟思想在當時因太過“先進”且執行中被“變通”而走向失敗。例如，他推行的市易法，其本意是為了抑制物價、穩定市場，卻由於實際操作者的失誤反成為壟斷市場的剝削機器，這對當下社會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提供了啟示，即如何處理好政府、人民和市場之間的關係，既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要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使人民獲得利益，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變法的思想遺產
近千年前，面對積貧積弱的國家，王安石大刀闊斧，卻囿於國家積弊已久，非一朝一夕能實現富強的目標，且缺乏一支同心同向的改革隊伍，終棄政從文，歸隱江寧。作為政治家特別是改革家，王安石曾備受爭議，甚至被汙名化，但明珠終不會蒙塵，歷史定有評說。
《鐘山歸隱圖》楊金星
1.留下了“三不足”的鬥爭精神。面對內憂外患的艱難困境，王安石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鬥爭精神砥礪向前。“三不足”意指天象的變化不足畏懼，祖宗的規矩不一定都要效法，一些人的議論無需擔心。當前，我國改革已經步入深水區，我們要以史為鑑，弘揚王安石“三不足”鬥爭精神，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將全面深化改革進行到底。
2.豐富了“道理”的哲學內涵。宋太祖趙匡胤問宰相趙普“天下何事最大”，趙普答“道理最大”。此時的“道理”還只是一種比較直白樸素的觀念。直至北宋中期，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思想家們對“道理”進行了豐富的哲學討論，既包括自然的法則規律，又包含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情感等，開啟了宋明理學的先聲，也成為現代人三觀的源頭之一。
3.埋下了“變革”的覺醒種子。縱觀王安石變法，他以國家放貸幫助農民度過青黃不接時期的青苗法，直接通達和啟示了現代的國家金融信貸，強調政府對市場的管控等舉措被各國政府在不同時期多次運用，從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到羅斯福新政，“變革”這顆種子在歷史的演變中不斷積蓄能量，給後人啟迪。我們現在不斷透過改革發展解決自身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顆“變革”的種子行至今日已萌生新芽，在時代的長河中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要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使命，推動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我們深信，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在向如王安石等改革先鋒“取經”的過程中，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中國必將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這一切都離不開前人的開拓和今人的努力。
來源：翻開江西這本書微信公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