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的出臺，在所有家長心裡投下了一顆“炸雷”。還沒等記者提問，林娜就抱怨了起來——“不讓補課，學校能教好嗎？”“家庭條件好的可以請私人家教，我們卻不能補課了，怎麼追趕？”
林娜的孩子就讀於深圳市羅湖區一所公辦小學，在身邊人的眼中，林娜屬於“雞娃”型家長，從一年級開始就給孩子報了包括英語在內的數個課外補習班。林娜是醫生，丈夫從事IT行業，在深圳算得上是中產階級家庭。她和丈夫都是透過努力讀書獲得了體面的工作和收入，不知道孩子除了讀書還有什麼更好的出路。在飛速發展的深圳，他們把教育視為維持階層穩定的防護網。如今，林娜覺得織就防護網的一根繩索被鉸斷了。
當然也有為之高興的家長。瀋陽市實驗學校小學部英語教師李嘉介紹道，在她負責的高年級三個班中，共有120多名學生，截至上半年學期結束，有一半左右的學生在外補習英語。“‘雙減’落地後，之前隨大流補課的家長和學生，終於不用起早貪黑、花費大量時間和金錢上補習班了，可能會感到輕鬆不少。”
“雙減”大幅壓減了學科類校外培訓空間，明確提出“大力提升教育教學質量，確保學生在校內學足學好”。由減輕校外培訓負擔帶來的焦慮，能否在校內的課堂上得到“安撫”？不少家長在對課堂教學有進一步期待的同時也表示了擔憂，林娜稱自己“持觀望態度”。
為什麼不信任課堂
“校外培訓機構火爆了這麼多年，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彌補了學校教育的一些失誤和不足。”陝西師範大學教授宋永成認為，問題的核心是學校的課堂教學本身出了問題，當前的課堂還沒有達到教育部的要求，還沒有真正實現高效課堂。
作為西北課改名校共同體的發起人和秘書長，宋永成長期在一線中小學課堂調查研究。他發現，這些年來課堂教學質量沒有得到很好的提升，甚至存在部分教師擔任培訓老師、辦培訓班的現象，“在課堂上故意留一部分內容不講，鼓動學生報名參加補習班，這一現象可以說在之前是比較常見的”。
事實上，自從世紀之交啟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次課程改革（俗稱“新課改”），到2014年“全面深化課程改革，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到2017年時任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提出掀起“課堂革命”，再到最近出臺的“雙減”檔案，提升課堂教學質量是一以貫之的理念和要求，“教”中心向“學”中心轉變、小組合作學習、建設高效課堂等理念也早已提出。
為什麼年年提，年年還要提？“因為理念的轉變是最大的難題，不是一紙檔案就能解決的。”宋永成說，“我經常去一線，我發現有的校長、教育局局長都還沒有把理念真正轉變過來。”再加上教師缺少專業化指導和系統性培訓，因而教師的課堂很難實現重大轉變。宋永成接觸過一些校長，他們想改變課堂，但是並不知道從何入手，於是只好告訴教師——沒有統一的要求，根據學科特點，自己去摸索。“看起來好像是很開明的政策，其實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是懶政。”
當質量低的校內課堂遇上校外培訓，明顯的差距給家長們帶來了強烈的衝擊。林娜的孩子在二年級時遇到一位英語教師，“他的教育方式，真是不敢恭維，很多時候還是死記硬背”。林娜的意見挺大，但出於對教師的尊重，忍住了向學校反映的衝動。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林娜的孩子喜歡某校外培訓機構的英語課，因為“課堂新穎活潑，老師也很有趣”。
從事小學英語教育多年，李嘉認為，當前的小學英語課堂存在班額大、課時少、學生兩極分化嚴重等問題。相較於校外培訓機構提供的10~20人的小班教學服務，學校教師往往面對的是40人以上的班級，再加上英語課時較少的因素，課堂教學難以“精耕細作”。此外，部分學生在課堂上丟失了學習興趣，李嘉說：“剛接觸英語時，幾乎所有學生都有濃厚的興趣。漸漸地，一部分學生就不愛學了，一旦落下，就會失去信心和興趣，久而久之變成了困難生。”
北京市數學特級教師錢守旺認為，當前小學數學課堂教學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課堂效率不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不高。“有的老師對‘人’關注得不夠，只關注自己怎麼教，而忽視了學生怎麼學，導致課堂氣氛比較沉悶，學生們沒有真正動起來。”沉悶的課堂，消磨著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把一個又一個學生“推”向校外培訓機構，這是多年來普遍存在的、令人無奈的現實。
呵護熱情，授人以“欲”
堅持從嚴治理，全面規範校外培訓行為的同時，大力提升教育教學質量，確保學生在校內學足學好，這是“雙減”政策的內在邏輯，也是家長的殷切期盼。“作為家長，我從內心支援‘雙減’政策，但也難免有一些擔憂。”賈梅的孩子就讀於天津一所初中學校，她的擔憂很明確——“學校能讓孩子在課堂上學足學好嗎？”
家長和學生的擔憂和期待，對課堂教學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宋永成認為，課堂應當從三個方面作出改變。一是在理念上，實現從“教”中心向“學”中心的轉變，從傳授知識向培養能力的轉變，轉向“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樣態。二是在模式上，貫徹“課堂革命”的要求，從班級授課制轉向小組合作學習，把“自主、合作、探究”落到實處，踐行“啟發式、互動式、探究式”的教學方式，實現“滿堂灌”的應試課堂向高效課堂的轉變。三是在技術上，將資訊化、腦科學等先進理論技術引入教育教學。
而要實現這樣的轉變，核心環節是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人們常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現在有了更高的要求，授人以漁不如授人以‘欲’。”宋永成說。
這一表述，在上海市語文特級教師陳美的口中，有著更為感性的表述——呵護學習的熱情。陳美在上海市靜安區教育學院附屬學校教授初中語文，開學第一課，陳美就給學生講一個話題——“為什麼要學語文”。很多學生從來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難道是為了考試嗎？”陳美引導學生思考語文的美與妙用，並給學生們打氣，告訴他們語文並不難學。
“愛語文每天都是好日子，學語文應該是一件很開心的事。”陳美常跟學生分享對語文美的見解。針對學生最為頭疼的作文，她這樣告訴學生：“寫作文不是為了應試，它是心靈的需要，就像唱歌、下棋、彈琴一樣。”
“語文不等於語文課本，要自己主動去‘覓食’。”“覓食”的途徑，陳美也為學生一一指出——閱讀、背誦、練字。例如背誦，陳美建立了一套“背詩系統”，背一首絕句得2分，背一首律詩得4分，有學生背誦《長恨歌》《琵琶行》，找陳美討價還價：“這得多少分呢？”“起碼30分。”陳美笑著回答。她對學生們說：“背多背少沒關係，只要你還記得有這麼一件事就行了。”目前班級第一名的得分是3700多分，最少的學生也有幾十分，“就像一場馬拉松”。
學這些，考試的時候怎麼辦？對這一疑慮，陳美回答道：“閱讀、背詩、練字，都是在培養學生的語文素養，素養提高了，應試能力也會水漲船高。”應試的一些方法技巧，陳美會在考前複習階段傳授給學生。“這些其實都是雕蟲小技，”她笑道，“可是如果考什麼就教什麼、怎麼考就怎麼教，學語文就變成了考語文，這就是一種悲哀了。”
滿足學習差異化需求
培優和補差的學生對學習有著差異化的需求，“雙減”之後，如何滿足這部分需求，是家長們普遍的擔憂。賈梅的孩子學習成績在班裡處於上游，數學等學科具有優勢，但英語較差。“之前上課外班，主要是為了繼續保持優勢學科的優勢，彌補弱勢學科的弱勢，現在沒法補課了，所以我真心希望學校老師能夠在課堂教學上更具有針對性，儘量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賈梅說。
“它不是一個新問題，長期以來學校教育就存在差異化教育的問題。”宋永成認為，解決路徑就是開展分層教學，例如在編寫導學案或自主學習單時，明確劃分出不同難度等級的任務和問題，供學生選擇。
李嘉認為，小組合作學習能給每一個學生創造主動參與學習的機會，促進學生的個性發展。她把學優生和學困生穿插安排在一個學習小組，在課堂上開展小組學習時，學優生便自然而然成為小老師，“他們樂於解答其他組員的疑問，能體會到成功的喜悅，從而更加自信。而學困生的心理負擔得以減輕，比起與老師交流，他們更願意與同學進行交流，比起在全班同學面前交流，他們更願意在小組內進行交流”。
李嘉在指導學生開展小組合作學習
陳美也認同小組合作式學習：“有時候出去聽課，我發現有的老師常常進行一對一的提問和對話，其他學生就會感到很‘安全’，甚至覺得‘幸好沒叫我’。如果總是這樣，有些孩子可能就要打瞌睡了，課堂效率就會降低。教師要讓全體學生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即使是學習最差的孩子，也要時不時地把他拉進來，總比無所事事被晾在一邊要好得多，這是小組合作式學習的優勢之一。”
目前，部分地區仍然存在大班額現象。例如，2021年1月，國家教育督導檢查組對廣西壯族自治區進行了實地督導檢查，發現全區仍有5087個班級超過55人。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差異化教學，無疑更具挑戰性。“當然，根本的解決方法是消滅大班額，”宋永成說，“但也不能因為大班額就‘放羊’，還是要在分層教學、小組合作學習等方面尋找出路。”他建議，如果班額特別大，可以在小組內再建小組，透過組中組來解決問題。
教師和學校應共同努力
“一名老師最大的失敗是什麼？可能每個人有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就是，學生對你和你所教的課都不感興趣。什麼是好老師呢？學生每天都盼著上你課的老師就是好老師。什麼是好學校？學生每天都盼著上學的就是好學校。”在給教師開展培訓時，錢守旺經常以此作為開場白。在他看來，“雙減”對學校和教師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對教師而言挑戰非常大。
宋永成認為，教師首先要從思想觀念上作出改變，跟上新時代的要求，成長為“學”的專家，“一句話，好老師的標準變了。原來可以‘滿堂灌’，現在不行，現在教師的核心任務就是引導、幫助學生自主學習”。
在課後輔導方面，陳美認為教師應做到“精準扶貧”。初三模擬考試前兩個星期、中考前一個月，這段時間陳美不再給學生布置作業，而是讓學生每天用15分鐘時間，根據自己的情況，“缺什麼就補什麼”。她說：“如果統一佈置作業，比如今天晚上大家默寫《岳陽樓記》，也許三分之一的學生確實需要，那其他三分之二的學生呢？他們的時間就被浪費了。”
做到“精準扶貧”的前提，陳美認為是要充分了解學生。例如，某同學，古詩文默寫常錯的是哪幾個字；某同學，說明文閱讀題做得比記敘文好；某同學，作文喜歡寫身邊的人和事，但很少寫社會話題……如此，對學生的教學和輔導就會更具精準性。
教師的轉變，離不開教育環境的系統性支援。陳美開展的課堂教學探索與改革，與上海市靜安區教育學院附屬學校開展的“後茶館式”教學探索密不可分，正是在濃厚的教研氛圍中，陳美的教學藝術不斷完善、不斷超越。“教師與教師之間有碰撞和交流，慢慢地，我們積累了很多經典案例，全體教師的教學水準都提升了。”
宋永成認為，提升課堂教學質量，學校也應當作出改變。一是繼續推動課程改革、課堂革命，打造高效課堂，真正改變育人環境；二是為教師提供專業化指導，不能讓教師自己去解決；三是教師工作量加大，學校應做好經濟補助，避免出現消極抵制的現象；四是關心教師身心健康，保障教師的休息權。
新學期開始，學生和教師回到熟悉又陌生的課堂，對課堂教學質量提升的期待，比以往更加迫切。曾有一位學生，在陳美面前與母親爭執，原來這位媽媽為孩子報了一個語文輔導班，錢也交了，可是孩子去了一次就“死活不願意去了”，孩子說：“他講的我們老師都講了，他上的課跟我們老師的課根本沒法比。”這位媽媽便向陳美求助，陳美說：“如果你相信我，就不用去。”這位媽媽於是不再堅持。“這就是發揮了課堂的主陣地作用。”陳美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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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本文刊於《教育家》2021年9月刊第2期，原標題《提升課堂質量，守好學校教育的主陣地》
文 | 本刊記者 黃碩
設計 | 朱強
統籌 | 周彩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