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提出對部分戰犯“不殺”的建議,到了年末,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部分戰犯被釋放。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屆全國人大會議通過了《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第二天,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廣播播報了“特赦”的新聞。
被特赦的溥儀
在所有人鼓掌歡呼,激動得熱淚盈眶的時候,溥儀卻是不抱希望的。有人問他是不是能夠首批獲赦,溥儀直說,“我不行,我罪惡嚴重,論表現也不比別人強,我還不夠特赦的條件。”
所以在其他人收拾衣物,談論家人和未來的時候,溥儀總是充耳不聞,從來不會參與討論。
11月底,管理所開始為特赦大會佈置會場,這段時間,開始有人找溥儀談話,最開始,溥儀也是比較悲觀地表示,首批特赦人員可能沒有自己。
後來,金源副所長問他,“如果這次特赦有你,你怎麼辦?”溥儀看著金源眼裡堅定的目光,突然就加快了心跳,
“如果這次有我,完全是黨對我的寬大,我前半生有罪,後半生一定要好好跟黨走。”
1959年12月4日,特赦戰犯大會召開,“愛新覺羅·溥儀!”,特赦名單上第一個喊出的便是這個名字。
溥儀一下子愣住了,反應過來之後,他已經失聲痛哭。
意外的不僅是溥儀,還有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所有戰犯及幹部同志。
實際上,在最開始討論特赦人員的時候,沒人想到溥儀。是毛澤東首先提出溥儀,並瞭解了溥儀的學習改造情況,最終做出了首批特赦溥儀的決定。
12月9日,溥儀回到北京,住在了五妹金韞馨家中,五妹提醒他,說他現在是合法公民了,應該先去民政局報個到,“你得給自己報個北京戶口,這樣方便安排工作。”
第三天,溥儀在三妹夫的陪同下,去到派出所辦理戶口,他雙手將法院的特赦通知書遞給女民警,女民警這才知道,面前這個文弱的中年男子,正是剛被特赦的溥儀。
女民警一邊詢問溥儀,一邊幫溥儀填寫戶籍底簿內容,問到婚姻情況的時候,溥儀動了動嘴,不知道怎麼回答。
女民警知道溥儀不止一個老婆,便問“最後一個是去世了還是離了?”溥儀有點不好意思地回答,“離了,我現在一個人”。女民警點點頭,鄭重地在婚姻一欄中填上“離婚”二字。
登記完成後,女民警將辦好的戶口雙手遞給溥儀,溥儀深鞠一躬,走出派出所,從這一刻開始,溥儀真正開啟了作為普通公民的生活。
沒過多久,溥儀被安排去香山植物園工作,這是周恩來特地為溥儀安排的。最開始,有人提議讓溥儀去故宮,但周恩來考慮到故宮每天有這麼多人參觀遊玩,溥儀又身份特殊,容易造成不好的影響。
在植物園工作,工作不累人,時間也相對寬裕,還能學到些技術知識,非常適合溥儀,溥儀對自己的新工作也是充滿好奇,還沒到入職的日子,他就已經提前過去“踩點”了。
1960年2月10日,溥儀去植物園報到了,初到植物園,溥儀心裡是非常緊張的,他擔心同事們知道自己的身份,會對自己產生厭惡和歧視。
然而,同事們比溥儀更加緊張,早幾天,大家召開大會,就在討論該怎麼稱呼溥儀,該如何跟溥儀相處,商量過後,大家決定稱呼溥儀為“溥儀先生”,就當做不知道溥儀的身份,熱情隨和的跟他相處。
2月18日,溥儀正式開始上班,最開始,他只需要負責澆水和搞衛生;第二個月,溥儀轉到扦插繁殖溫室,學習播種、上盆、換盆等技術;第三個月,溥儀被分配到觀察溫室和繁殖溫室,學習為花卉剪枝嫁接。
溥儀的工作進度不快,但一步一步算得上踏實。畢竟,過去從沒幹過活的溥儀,初接觸到這些一般人輕而易舉的工作,卻是要付出更多的。
他經常在削插條的時候削到手,擔心別人說自己搞特殊,就輕傷不下火線,一邊自己吐槽自己太笨了,一邊繼續學。
他親手總結了一個本子,上面有他收集的植物標本,下面詳細地標註著科屬、產地、特性。除此之外,他還寫了幾十頁的心得,都是他在閒暇之餘,閱讀植物書籍所總結的經驗。
努力之下,溥儀成為了一名合格的園丁,後來,他更是愛花成癮,結束了植物園的工作後,依舊每天精心飼弄花草。
溥儀學習工作技能很費勁,學習生活自理卻更加艱難,他實在是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常識,導致他不管去到哪裡都需要被人照顧。
剛到植物園的時候,溥儀報告說自己的枕巾丟了,第二天又說找到了,原來,是前一天穿衣服的時候,把枕巾夾在了棉褲裡面,神奇的是,一整天他都毫無感覺。
溥儀過日子沒有任何規劃,那時候,他一個月工資60元,是足夠一家四口吃飽喝足的數目,但是溥儀卻經常買些昂貴的點心和糖果,有一回一次買了十二根冰糕充飢。
這樣花錢如流水,導致他經常在月初的時候,就已經花光了全部工資,因此,即便他已經勒緊褲腰帶了,日子卻還是過得緊巴巴。
1961年春天,在植物園工作了一年的溥儀被調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文史專員,工資也隨之漲了不少。
毛澤東宴請溥儀
1962年1月31日,章士釗、程潛、仇鰲、王季範四人,受毛澤東邀請,來到中南海家中小酌。
大家入席後,毛澤東故作神秘地說,“今天請你們來,是要陪一位客人。”
章士釗環顧四周,有些莫名其妙,“主席,客人是誰?”
“這個客人可非同一般,你們都認識,來了就知道了,不過可以事先透露一點,他是你們的頂頭上司呢。”
大家更疑惑了,紛紛猜測即將到來的會是誰,毛澤東一言不發,只是嘴角帶笑,看到大家充滿好奇,覺得有趣。
上午10點,溥儀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走進頤年堂,毛澤東一看到溥儀,起身握住他的手,並拉著他在自己身邊坐下。
“今天的客人就是宣統皇帝,我們曾經都是他的臣民,難道不是我們的頂頭上司嗎。”
聽了毛澤東的話,大家才恍然大悟,原來,眼前這個瘦削文氣的男子便是溥儀。毛澤東給溥儀一一介紹在座的四位老人,溥儀很謙虛,說到誰就站起身,衝著對方鞠躬致意。
毛澤東拍拍他,“你不必這麼客氣,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常來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算真正的客人。”
溥儀有些激動,“我想不到有這樣的機會能夠與您見面。”
“我也早就想見見你哩”,毛澤東操著一口湖南口音開始跟溥儀攀談,詢問他的生活工作,溥儀一一作答。
“我在歷史上罪惡深重.......”溥儀主動引起了這個話題。
毛澤東幫他分析,說歷史問題要具體分析,比方說有些事情是別人做的,或是許多人一同做的,不需要由他一個人承擔。
“不過後來走上背叛民族的道路,你是需要負責的,不過你現在到了政協,應該總結一生經歷,好好吸取教訓。”
“我一定按照毛主席說的做。”
毛澤東鼓勵溥儀繼續寫回憶錄,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時候,溥儀曾寫過長篇自傳《我的前半生》,1959年末,這部自傳用“未定稿”的形式印了大字本。
“我看過那部‘未定稿’了,我認為寫得不怎麼好,裡面‘檢討’太多,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你過去是帝王,現在是公民,寫前半生就要客觀真實的反映歷史,回憶錄要寫的細緻一點。”
說完,毛澤東很快便轉移了話題,“你當皇帝的時候,是怎麼對待下面大臣的啊?”
溥儀實話實說,“清朝的時候,我年紀太小,由叔父載灃攝政,後來到了偽滿,也只是個傀儡......”
“今天在座的幾位中,數你最年輕呢。”
“我也55歲了。”
幾個人隨意輕鬆地聊著,過了一會兒,工作人員請大家入席,毛澤東拉著溥儀,一起走進餐廳。
他將溥儀讓到主賓席位置上,溥儀推辭,毛澤東跟他開玩笑,“當年我們都是你的老百姓呢,你當然要坐上席啊。”溥儀盛情難卻,坐在毛澤東身邊的主賓席。
毛澤東請客,從來都是很接地氣的,所以沒什麼“魚翅”“海參”“滿漢全席”,只有些質樸的湘味菜。
“湖南人最愛吃辣椒了,有句話說‘沒有辣椒不吃飯’,所以,每個湖南人身上都有辣椒味呢”,說著,毛澤東夾起一筷子苦瓜炒辣椒放到溥儀面前的小碟子裡。
溥儀見狀,直接夾起來放進嘴裡,毛澤東問他,“味道怎麼樣?酸甜苦辣鹹俱全了,還不錯吧。”
“很好吃......”溥儀的鼻尖已經滲出汗了。
毛澤東以為溥儀是真的喜歡吃,很高興地認可他,“看來你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椒味呢。”
餐桌上,毛澤東妙語連珠,說得大家捧腹大笑,連筷子都忘了動,毛澤東招呼大家,“你們怎麼不吃啊,不是被皇帝嚇住了吧”,一陣笑聲中,眾人端起酒杯。
毛澤東還問了溥儀婚姻方面的事情,因為知道溥儀已經離婚了,便直接問他,“你還沒有結婚吧?”
“還沒有。”
“可以再結婚嘛”,毛澤東鼓勵溥儀擁有新的婚姻生活,“不過,你的婚姻問題要慎重考慮,不能馬馬虎虎,要找一個合適的成個家,這可是後半生的事。”
飯後,毛澤東邀請五位客人合照留念,他把溥儀拉到身邊,“咱倆可得照一張”,隨後,新華社攝影記者為兩人拍下了珍貴的合照。
後來,不管溥儀是住單身宿舍,還是有了家庭,都會把這張合照擺在床頭,很寶貝地珍藏起來。
“拿點稿費給他”
回去後,溥儀認真地思考了毛澤東給他的建議,一個是結婚成家,一個是修改回憶錄。
1962年4月30日,溥儀和護士李淑賢舉行了簡單的婚禮。這是溥儀的最後一段婚姻,說容易也不容易,雖然有不少女性表示對他有興趣,但溥儀已經不再是過去無法自由選擇婚姻的傀儡皇帝了。
叔叔載濤給他介紹過一個姓張的女性,這女性穿著時髦,一見面就邀請溥儀跳舞抽菸,後來,溥儀得知,這名女性的父親曾是醇親王府的僕人,深受皇恩的時候,兩人的交往便戛然而止。
還有人一個過去的隨侍,表示願意把自己的女兒嫁給溥儀,溥儀也拒絕了,他說這些人們想嫁的是“皇帝”,不是現在作為普通公民的溥儀。
1962年1月,同事周振強拿著一張照片走進辦公室,說有人託給照片裡的姑娘介紹個物件。
照片裡的姑娘便是李淑賢,溥儀湊過去看了一眼,覺得很滿意,當得知李淑賢是護士之後,就更喜歡了。
李淑賢得知跟自己相親的人是“皇帝”時,本來是不想去的,後來,大家都勸她去見一見,李淑賢就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去了。
結果兩個人進展神速,沒過多久,溥儀就成了李淑賢家的常客,甚至還和李淑賢的鄰居們混熟了。
兩個人約著去看電影的時候,會在街道上互相挽著手,那個年代,小情侶談戀愛都是偷偷摸摸的,不敢當眾拉手,所以,同事們經常調侃溥儀,“溥先生,你可真時髦啊。”溥儀每次都會露出幸福開心的笑容。
除了婚姻大事,溥儀的回憶錄也在緊鑼密鼓的修改中。
當時,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不定期地在內部刊物《文史資料選輯》上刊登《我的前半生》中的章節,毛澤東還從中瞭解到了張勳復辟的來龍去脈。
事後,他跟人打聽付給溥儀多少稿費,知道只有150元,還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人家是皇帝,寫了稿子,稿費要從優嘛,怎麼只給這麼點,可以多給點。”
1964年3月,《我的前半生》正式問世,引來國內外一片讚譽,毛澤東也抽空讀完了全書,表示改得很好。
1965年2月13日,毛澤東主持春節座談會,當時,很多黨外人士在場。會上,毛澤東說,“我們要好好團結宣統,他可是我們的頂頭上司,聽說他現在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元,怕是太少了。”
說著,毛澤東扭過頭,看向章士釗繼續說道,“我想拿點稿費,透過你送給他改善生活。”
章士釗突然想到前一段時間聽說的事情:有一回,載濤正在開會,突然接到家裡打來的電話,說房子屋頂塌了一塊,讓他趕快回家修房。
載濤掛了電話,就跟領導請假,領導問他怎麼了,載濤就用風趣的語調的說,“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麼修的起啊。”
當時,載濤工資不低,但是家裡吃飯的人多,所以生活並不寬裕,一下子拿出那麼多錢修房子,確實比較困難。
章士釗聽說這件事後,便一直記掛著,直到毛澤東主動提起溥儀的生活,便順勢提出“宣統的叔叔載濤生活也很困難。”
“我知道,他在德國留過學,當過清末的陸軍大臣和軍機大臣,現在是軍委馬政局的顧問,生活不好也不行。”
章士釗詳細講述了載濤沒錢修房子的事,毛澤東當即決定,“載濤生活不寬裕,房子壞了沒錢修,從我稿費裡拿出2000元給他修房子吧。”
座談會結束後,毛澤東立馬兌現,從個人稿費中撥出兩筆款項,請章士釗分別送到溥儀和載濤家中。
溥儀得知章士釗的來意,非常感動,但他表示,《我的前半生》剛剛出版,自己已經有了稿費收入,生活並不困難,章士釗一再勸說,溥儀才留下來。
載濤接到修房款項後,也是感動的說不出來話,當天晚上,他提筆疾書,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謝函。
1967年10月17日,溥儀去世,他的後半生,在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的關照下度過,20世紀,人們依舊記得這位當過皇帝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