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有快樂幸福的童年，在長輩們的百般呵護下長大。可我在小時候，家境窘迫，苦難多多，沒有多少快樂和幸福可言。
1949年10月，我出生在中國華北一個偏僻的小山村。當時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家一窮二白，家家都不富裕。我家人口較多，生活更是步履維艱。
出生時我爺爺奶奶還都健在。我爺爺文化較高，毛筆字寫得很漂亮，賬眼兒（財務水平）也很好。聽說他會“袖兒吞金”（用手在襖袖裡計算），又快又準，是有名的文人才子，大半生在東北和廊坊大商戶當賬房先生，很有錢，在兩地銀行都有不少存款。我奶奶是當地的大家閨秀，她父親和祖父都在清朝朝廷裡做事，是當地有權有勢的大戶人家。老兩口後半生都抽大煙，加之銀行失大火把他存的錢燒了，家境從此敗落。趕到土地改革和平分時已經一無所有了，家庭成份劃定為下中農（文革中階級複議時又改為貧農）。我爺爺奶奶分別在我5歲和8歲時（1954年和1957年）過世，因為家裡貧窮，只給我爺爺買了個小薄木棺材，我奶奶則是用板櫃當棺材裝走的。我爺爺在世時很喜歡我，經常拄著文明棍領著我這兒去那兒去，手裡如果有了零錢，就給我買燒餅、香油果子，自己卻捨不得吃。那些年一到春天，就沒有多少糧食了，只有半糧半菜艱苦度日，我爺爺去世的先一天還吃了不少楊樹芽子。
在我不諳世事的時候，我家連遭不幸，問題都出在我二叔身上。1953年，他因當村幹部時犯錯誤，被投進了監獄。3年以後剛回來，夏天在河套放牲口，突然馬發了狂，對他又踢又咬，傷勢很重，在醫院治療花了不少錢。以後在生產隊當會計、當保管、當飼養員又犯了錯誤，捱過處罰。他老是出事，對一家人打擊不小，在村裡抬不起頭來。他脾氣還很壞，一不順心就暴跳如雷、摔盆打碗、罵罵咧咧，搞得家裡不得安寧，家人總處在惶恐中。這給我幼小的心靈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我父親人雖然老實厚道，莊稼活也幹得好，但就是脾氣非常暴躁，動不動就打就罵。我小時候非常淘氣，爬牆上樹洗澡是我的習性，也經常參與打群架，跟外村的孩子們打仗，他知道後我就得捱揍。有一次打架對方吃了虧，孩子家長找到我們家。我父親幹活回來聽說後，把我一頓苦打。有一年夏天，怕我下河洗澡出事，把我關在廂屋，門上了鎖，窗戶也用粗鐵絲擰上了，我還是想辦法搞開從窗戶跑了出去，回來少不了又挨一頓打。為了捆住我，規定我半天必須拾兩簍柴禾，少了就得捱罵；如果弄壞了傢伙，丟失了東西，就得捱揍。一次下地刨樹根，把大鎬刃崩掉一塊，這回他可不幹了，打了一頓不說，還不讓我吃飯。我一氣之下跑到了南山溝，夜深後聽見有貓虎頭（即貓頭鷹）叫喚很瘮人，我又跑到村西邊花生秧垛裡藏了起來，許多人打著燈籠邊走邊喊，到處找我。找回家後又挨一頓苦打，接連打了好幾天。上中學放秋假，我不小心把白薯擦鏜踩壞了，父親用皮帶抽得我翻滾，我三大伯在房上看到了直嚷，差點沒掉下來。可以說，我被從小打到大，對我身心健康產生了極大影響。
因家裡困難，我小時候一件衣服往往是拆了又改，改了又拆，補丁摞補丁，真可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有一年夏天，別人家的孩子早換了單衣，可我還穿著棉襖。別人的舊鞋我也沒少穿，不管是男鞋女鞋、紅的綠的，都穿，大的就用線從後邊掐上鼻子。疼愛我的只有我媽，衣服髒了給我洗，破了給我補，來客剩的好東西給我留著。可她太老實，不會說不會道，誰都比她厲害，只有乾的份，沒有說話的權力，幹在頭裡，吃在後頭，受苦一輩子，受氣一輩子。我有一個嚴厲的父親，更有一位慈愛的母親，伴我走過苦澀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