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反華政客盧比奧在個人網站上宣佈，自己與斯科特、霍利、布勞恩、克魯茲以及哈格蒂2月3日提出了《堵住解放軍漏洞法》，要求美國國會以行政手段禁止中美之間進行任何形式的聯合軍事行動或者演習，甚至包括中美雙方聯合進行人道主義和救災行動。該法案將試圖對中美軍事交流的內容進行“重新定義”，表示將實現所有與解放軍的後勤行動和演習都應被禁止，而不是僅僅被認為是“先進的”行動。另一外反華政客斯科特則直接表示，在他看來“中國不是我們的朋友或者夥伴，是我們的敵人，需要相應對待他們。”
軍事交流是危機管控的一部分
在戰略安全領域，加強危機管理可能是中美間唯一的共識，特別是2020年以來，隨著軍事競爭的加劇，中美雙方都意識到了競爭失控的風險，臺海和南海的形勢尤其受到關注，雙方也都頻繁釋放希望加強危機管理的積極訊號。拜登政府明確表示，“美國要與中國競爭而不是對抗”。現實的情況是，在雙方都有如此強烈意願的背景下，中美在危機管理方面依然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如2020年的中美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就因為議程和議題設計分歧等原因而不得不取消。拜登政府執政以來，情況仍未見改善，直到2021年8月28日，兩軍才進行了2021年的首次官方對話。對此，美方長期指責中方缺乏意願和誠意，拒絕美方的相關倡議;而中方則回應稱，美方是在顛倒黑白、混淆視聽，在議程設定等方面搞霸凌，責任完全在美方。當前，雖然中美兩軍的關係陷入困境，但雙方依靠訓練有素的部隊和高層之間的積極主動的接洽，仍然能夠勉強實現對於中美雙方軍事風險的有效管控。當前，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試圖透過以立法的形式禁止中美之間進行軍事演習和聯合行動的做法，其根本目標是衝擊當前已經相當脆弱的中美兩軍關係。在具體提法上，這些共和黨議員也完全不顧拜登對於中國的“競爭對手”定位，而是直接將中國定位為“敵人”。這些政客在中美安全問題上的政治操弄完全罔顧中美雙方的核心利益，目的是滿足自己的政治利益，極其下作。
中美需長期進行危機管控
當前，美國為了維持其全球霸權存在，維持其收割全球利益的“優先地位”，中美之間圍繞經貿、科技和地緣政治展開了多維度的博弈。從當前的中美競合關係來看，中美之間的競爭格局將長期存在，中美需要進行長期的危機管控。中美關係緊張的根本原因是美國背棄兩國建交以來共同努力建立起來的互利共贏的經濟貿易伙伴關係，掉頭回到上世紀30年代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並稱中國經濟崛起本身就構成對美國的威脅，言下之意是和平崛起也不容許。這是一些極右翼的美國政客為自己的政治前途，蓄意編造的偽命題，製造一個假想敵，愚弄美國人民。以“美國利益優先”為藉口，發動一場全球貿易戰，中國成為其主要打擊目標，並脅迫其盟友共同打擊和遏制中國和平崛起。其終極目標是阻止中國經濟發展壯大，抗拒世界經濟全球化和多極化的歷史發展程序，以免威脅到美國的全球霸權。當前，美國宣揚的價值觀就是叢林法則、美國優先，容不得任何力量超越美國。自由、民主、人權只是掩蓋自身失敗的遮羞布。前世界銀行高階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專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如此表示:“林肯定義的美國民主為民有、民治、民享，現在變成百分之一的人擁有，百分之一的人治理，百分之一的人享受”。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在文章《與中國的合作無法避免》中指出，自冷戰終結以來，美國一共捲入了七場戰爭和軍事幹預行動。結果正如里根總統在1982年所說的，用刀劍播種下的政權無法紮根。當前，部分美國政客將政治操弄的黑手伸向對於中美雙方都至關重要的軍事交流方面，其結果必然將對中美之間的危機管控工作造成衝擊，使得雙方面臨的風險環境更加複雜化。
美方應停止戰略層面的操弄
從戰術層面上看，兩軍一線部隊間的溝通已經有一系列的國際規則或雙邊協定保障，若發生意外事件，可以建立應急溝通。兩國首腦已有熱線，因他們同時也是三軍總司令或最高領導人，危急情況下，建立溝通也並無障礙。但在中間指揮鏈的其他層級，如艦隊與艦隊、戰區與戰區和聯合參謀部與聯合參謀部等之間，尚沒有機制化的溝通渠道。考慮到一旦發生危機，將很快將指揮鏈中的其他層級的指揮官或司令部牽涉其中，雙方也需要與對方更高層級的官員進行溝通，因此，將溝通機制擴充套件到指揮鏈的主要層級是十分必要的。在中美軍事競爭加劇的背景下，戰略層面的溝通不暢和互信措施缺失是難以避免的。因此，危機管理機制建設的重點應該規範程式或操作層瓦“現有的渠道在兩國關係融洽時易於保持暢通，但在遇到緊急事態時，可靠性往往大打折扣。意願是重要的，但需要制度安排作為保障。”雙方都需要降低對危機管理機制的預期，底線在於保持對話接觸，能透過一些溝通機制準確傳遞資訊、表達意圖，而不要寄希望於這些機制能解決中美兩軍間的結構性矛盾或大幅提升兩軍關係。很顯然，當前中美雙方的軍事溝通機制的執行正處於堪堪滿足雙方安全需求的狀態，對此，美方應該停止在戰略層面衝擊中美雙方軍事關係，停止相關政治操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