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新冠病毒開始在歐洲極速蔓延，哪怕是老牌工業國的德國，醫療系統也逐漸承受不住巨大壓力，醫療物資出現短缺，各地醫院頻頻告急。
因為德國短時間內缺乏生產口罩等防疫物資的能力，而在中國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又逐漸得到平息，恢復了生產，因此中國駐德大使館每天都會接到德國各界打來的求助電話，以及是求助郵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方也竭盡所能的透過各種渠道對德國提供了幫助。
3月底的一天，中國大使館接到了一通來自海德堡的電話，對方聲稱自己全家疑似感染新冠，且都出現了明顯症狀，而德國境內有效藥品已經斷供，因此只能選擇向中國求助。
大使館對這一通電話高度重視，連中國駐德大使都驚動了。因為打來這通電話的人叫做托馬斯·拉貝，他的祖父在83年前的南京大屠殺中，曾捨命救下了25萬名中國人，他祖父寫的日記也成為了記載南京大屠殺最詳細的史料，他就是《拉貝日記》作者約翰·拉貝的孫子。
約翰·拉貝
那麼，約翰·拉貝當年是如何救下25萬名中國人的呢？面對他孫子的求援，中國會予以怎樣的幫助呢？
（為方便區分，下文中約翰·拉貝簡稱拉貝，托馬斯·拉貝簡稱托馬斯）
住在南京的德國商人
1908年，26歲的拉貝孤身一人前往了中國，在一家德國商店裡面當售貨員，不久後他應聘到了德國西門子公司駐北京代表處工作，憑藉著出色的業務能力，拉貝先後擔任西門子北平、天津分公司的經理，1931年11月時，拉貝又被調至南京，擔任西門子南京辦事處負責人。
在這23年時間裡，拉貝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中國，對中國的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善良樸實的中國人民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2年夏天，拉貝和金陵大學農學院院長簽了一份租房協議，對方按照要求為他在廣州路小桃園10號（現小粉橋1號）建了一座帶花園的。集辦公、居住於一身的磚木結構別墅，在這裡，拉貝度過了6年的時光。
拉貝故居
拉貝搬到小桃園後，為了解決西門子公司職員子女的教育問題，打算在南京創辦一所德語學校，問題是沒有足夠的經費。為此，拉貝只得向德國駐華使館求援。使館回答的很乾脆，想要當學校董事長，必須加入納粹黨組織，這樣元首才會批發學校的財政經費。
拉貝這些年一直在中國生活、工作，對納粹黨瞭解得不多，因此也沒有多加考慮就答應了對方，於1934年3月1日正式加入納粹黨。同年，拉貝花園前一排平房內成立了一所德語學校，招了20多名德國孩子進行教學。
拉貝（中）
拉貝在南京的生活是很舒適的，尤其是當冬天到來時，陽光透過升降式大窗戶照射到掛著各類獸角或者動物皮毛的客廳中，拉貝就和親友們一起在暖烘烘的壁爐邊盡情的談天說地，輕鬆又愜意。
進入1937年後，拉貝的這種輕鬆又愉悅的生活，被突如其來的戰亂打破了。
正派的漢堡商人
1937年8月15日，日寇的飛機飛臨南京上空投下了大量的炸彈。當時拉貝正在北戴河度假，當他收到日寇轟炸南京的訊息後，毅然決定返回南京。原來從北戴河返回南京只需要40小時的行程，因為戰爭的爆發，他足足走了10天半時間才抵達。
拉貝夫婦和朋友
8月27日，拉貝收到了一份來自德國大使館的函件，要求無特殊原因留在南京的德國公民儘快撤離。三天後，上海日軍司令官放出訊息，說日軍打算再次加強對南京的轟炸，要求所有在南京的外國人儘快離開。
同時，西門子上海總部也給拉貝送來訊息，建議他立刻轉移。然而，拉貝經過幾經權衡後，最終選擇了留下。在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東道國，遭遇到了嚴重的困難。富人們逃走了，窮人們不得不留下來，他們不知道該到哪裡去，他們沒有錢逃走，他們不是正面臨著被集體屠殺的危險嗎？我們難道不應該設法幫助他們嗎？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這些都是我們自己的同胞呢。”
拉貝夫婦
為此，拉貝專門在自家院子內修了一個結實的防空洞，裡面配置了大量的食物、藥品、以及浸醋繃帶。在防空洞的旁邊，拉貝特意擺放了一張畫著納粹黨旗的帆布，以對日寇進行警告：“這裡是德國人的領地，不許侵犯。”
很快，住在附近的居民就紛紛來到拉貝的防空洞避難。對於拉貝而言，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凡是來避難的他一律歡迎，但是應該堅持婦孺優先的原則。
防空洞中最好的位置拉貝堅持留給婦女和孩子，男人們要麼坐在兩邊的位置上，要麼站在防空洞裡。因為總是有人不遵從這一規定，拉貝就在防空洞入口貼了張用中英德三種文字寫的海報：“違反婦孺優先規則的，今後不得再使用防空洞。”
拉貝在防空洞前
隨著拉貝的防空洞越來越出名，更多的南京市民湧了過來。拉貝在建築防空洞時是按照12人規模設計的， 最後直接湧進來了30個人，用拉貝自己的話說，“坐在那裡就像罐頭裡的沙丁魚”。為此，拉貝又修建了兩個新的防空洞。
1937年11月，國民政府開始撤離南京，鼓樓醫院裡的醫生和金陵大學任教的傳教士等20多名外國人站了出來，組成了一個“國際委員會”。為了最大程度地減少戰爭對平民造成的傷亡，金陵大學校董會董事長杭立武提出了設立難民安全區的建議，拉貝也因為他納粹黨員的身份，被推舉為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
拉貝（左三）和國際委員會部分成員
當時的安全區東至中山路，北至山西路，西至西康路。南至漢中路總共3.86平方公里，共計25個避難所。一旦日寇對城市進行炮擊，非戰鬥人員可以躲到裡面去。
不過這個安全區在最開始沒有並得到日寇的承認，他們只是表示：“如果裡面沒有中國軍人駐紮，那日軍將不會對之進行攻擊”。
為了得到日寇的許諾，當1937年12月13日拉貝得知日軍佔領了幾個城門後，趕緊舉著印有安全區印章的旗幟找到日寇高層進行了交涉，獲得了“日軍將派人把守安全區入口，國際委員會可以往安全區內運送大米”的承諾。
幾十萬人的活菩薩
當日本人佔領了南京後，拉貝發現，日寇遠比自己想象的要殘忍。
“整個城市約有三分之一被日本人縱火焚燬，時至今日，縱火事件還在連續不斷地發生。城市裡沒有一個商家店鋪未遭到日本人的打砸搶。整座城市，被槍殺的或被其它方式處死的人暴屍街頭，隨處可見，日本人甚至禁止我們殮屍安葬……”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有一個37口人的大家族被日本兵抓獲了。日寇將這37個人全部捆住，逼迫他們跪倒在地。當日寇即將砍下他們的頭顱時，拉貝正好路過此地，見狀趕緊上前和日本兵進行交涉。日寇見他是個德國人，屬於“盟友”，於是賣給了他一個面子，讓拉貝將這37個人帶走了。
更讓拉貝感到憤怒的是，日寇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強姦婦女。有一天他走在大街上時，看到一個日本兵強拉著一名中國少女的手往旁邊的一棟房子裡面拖，不管少女的母親怎麼哀求，那個禽獸都毫不心軟，一腳將老人家踢倒在地。旁邊的日本兵就在那裡端著槍哈哈大笑，似乎看到了什麼“好笑”的事情。
日寇
忍無可忍的拉貝當即上前用英語喊道：“停下！”街上的日本兵全都愣住了，和他僵持了一會兒後，悻悻地離開了。
隨著日軍越來越猖狂， 拉貝家逐漸成為了遠近聞名的避難所，在這個被稱為“西門子避難所”的並不算大的院子裡，最多時收容了602名中國難民，其中302名男子，300名婦女。在這602人裡面共有126名10歲以下的兒童，最小的孩子，甚至只有兩個月大，如果再算上拉貝公司裡面的職工和他們家屬，避難人數加起來約有650人。
當時的南京正值寒冬，為了讓難民們能有個好一點的生活條件，拉貝專門為他們在院子裡搭了很多蘆葦棚，鋪了幾層稻草，每人每天發一杯米，一星期發一次蘿蔔根及蠶豆。
事實證明，日寇並不會真的信守承諾。安全區雖然免於了戰火的波及，並不能真的保證“安全”，經常會有日本兵想方設法的溜進來。
雖然日本軍方在收容所的大門上張貼了日文告示，但卻沒有一個日本兵真的理會上面的內容，經常爬牆翻入拉貝家裡。
這個時候，拉貝“納粹黨員”的身份就起到了作用，只要他展現胳膊上的“卐”字袖標，或者高呼一聲“德意志”、“希特勒”，日本兵就不敢造次，乖乖的退了出去。
後來日本兵學精了，專門挑拉貝不在家的時候翻牆。有一天拉貝回家的時候，發現有三個日本兵正在用刺刀脅迫著一個女子往外翻牆，迅速衝上前去用英語喊道：“ 滾出去！”三個日本兵想從大門離開，結果拉貝要求他們從哪兒進來了，就從哪個地方出去。
驕橫無比的日本兵不想在中國人面前“丟臉”，堅決要求從大門出去。憤怒的拉貝當即拿出手槍，日本兵只得灰頭土臉的從圍牆上翻了出去，灰溜溜地逃走了。
自1908年來到中國後，拉貝一直保持著將所見所聞寫入日記的習慣。南京大屠殺開始後，他將自己在南京的所見所聞全部記錄了下來，與此同時，貝拉幾乎每天都會花費大量時間整理日軍暴行記錄，發給日本大使館，要求大使館轉交給日本高層，並轉達自己的抗議。
為了讓全世界都看到日寇的暴行，拉貝還專門將這些記錄發給了美、英等國的使館。
據統計，拉貝在1937年9月19日至1938年2月26日，以日記或其他檔案的形式，記載了多達2100多頁的，500多個南京大屠殺的案例。《拉貝日記》後來也成為了後世研究“南京大屠殺”數量最多，儲存最為完整的史料。
德文版《拉貝日記》
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拉貝竭盡所能的尋求國際幫助，募集了大量用來購買糧食和藥品的資金，讓安全區內的25萬難民不至於餓死。與此同時，他還收留了部分國民黨高階將領，比如南京衛戍司令部的龍應欽，周清鋒等人，以及一名叫做王光漢的飛行員。
1938年1月3日是這一年的春節，“西門子難民收容所”裡的難民們，排著整齊的隊伍在院子裡向拉貝行三鞠躬禮，並獻上了一塊三米長兩米寬的紅綢布，上面寫著：“你是幾十萬人的活菩薩”。
中國人民不會忘記
拉貝在南京的所作所為最終徹底激怒了日本人，日寇為此專門對德國政府施壓，要求他們解決此事。納粹德國不願因這件“小事”和盟友撕破臉，因此決定徵召拉貝回國質詢。
約翰·拉貝
1938年2月22日，拉貝正式離開南京，返回了德國，在離開南京時他還順便幫助王光漢進行了轉移。拉貝雖然離開了，南京人民卻沒有忘記他的恩情，很多南京人民在孩子出生時，男孩取名為“拉貝”，女孩取名為“朵拉”（拉貝夫人的名字）。
拉貝回到德國後，被授予了一枚“紅十字功勳勳章”、一枚“國外德僑功勳銀質獎章”，還被任命為了西門子遠東人事部長。
不過，拉貝一直沒有忘記日本佔領南京後犯下的罪惡行徑，他不停的發表演講，向德國民眾展露他在南京拍的照片，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揭露日寇的暴行，後來，拉貝甚至給希特勒寄去了一份長達260頁的記載日寇暴行的報告，希望希特勒能對日寇施壓。
拉貝（影視形象）
納粹反應非常的迅速，沒過幾天蓋世太保就找上了拉貝，沒收了他的日記和照片，將他送入了監獄，還是西門子公司的總裁親自出面，才將他保釋出來。當拉貝拿回他的日記時，發現其中有幾張照片被沒收了。
1945年5月蘇軍攻克柏林後，拉貝被認為是納粹分子遭到了逮捕。後來還是中國政府在瞭解了他的近況後，專門給審判法庭寄去了多封擔保信件，並提供了大量證據證明了拉貝在南京期間的貢獻，拉貝這才得以恢復清白。
雖然恢復了名譽，拉貝一家六口卻失去了收入來源，靠著吃野菜、橡子做的麵糊湯過日子。當南京人民知道這一情況後，迅速成立了一個以救助拉貝為目的的勸募委員會。沒過多久，他們就為拉貝籌措了1億元法幣，兌換成2000美元后給拉貝匯了過去。
問題是當時柏林情況特殊，就算有錢也不一定買得到食物，當時的南京市長沈怡因此專門從瑞士購買香腸、牛肉等食物，給拉貝寄了過去，同時邀請拉貝來中國居住。
柏林危機
可惜的是，當來自中國的援助抵達時，柏林危機爆發了，當時拉貝身處的西柏林成為了孤島，來自中國的後續援助再也無法進來了。
1950年1月5日，拉貝因中風逝世，享年68歲。他的死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大的波動，甚至連悼念活動都沒有，他的墓碑上寫著：“一個好人，一個不屈的人，約翰·拉貝”
一晃40多年過去了，就在拉貝的名字幾乎被人遺忘的時候，1996年12月，他的外孫女在美國南京大屠殺紀念大會上公開了3000多頁的《拉貝日記》副本，迅速引起了巨大轟動。
當時，因為墓地使用年限到期，拉貝的墓碑被放在拉貝外孫女烏蘇拉兒子家的車庫裡。中國政府瞭解這一情況後，聯絡上烏蘇拉的兒子，將拉貝的墓碑運回了中國，準備將之安置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內。
原本要拆除的小桃園10號建築，也作為重要歷史文物保留了下來。
拉貝故居
朋友需要時，不要讓他們失望
拉貝的孫子托馬斯，出生於1951年1月18日，他從來沒有見過祖父的樣子，只能從父親的敘述中瞭解祖父的形象，他一直為祖父當年的壯舉感到驕傲。
托馬斯的父親是一個醫生，子承父業托馬斯也成為了一名醫生，同時他三個孩子中的兩個也就讀於醫學院，可以說是“醫生世家”。
托馬斯曾多次往返於中德兩國，他本人是“南京榮譽市民”、“中國近現代史客座教授。”2015年時，他曾被中國領導人授予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紀念章，還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觀看了大閱兵。
2020年的春天，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在全世界爆發，德國的醫療物資和防禦物資嚴重短缺，在德國海德堡大學醫院工作的托馬斯對此非常著急，醫護人員每天搶救病人超過12小時，結果卻因為藥品短缺，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重病患者一個接一個的離去。
托馬斯·拉貝和祖父雕像在一起
同時，托馬斯全家也出現了疑似新冠的症狀。萬般無奈之下，托馬斯想到了和爺爺頗有淵源的中國，於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給中國駐德大使館打去的電話，說現在急需一種德國已停產的特殊抗疫藥品，以及其他抗疫醫療物資，請求中國政府的援助。托馬斯除了想救他自己及家人外，他還想拯救更多的患者。
中國駐德大使吳懇對此非常重視，迅速和國內生產藥品的醫藥公司取得聯絡，藥企負責人知道是拉貝後人有難後，當即決定免費贈送藥物。
與此同時，南京政府知道此事後也行動了起來，當即籌措了620瓶指定藥品、200套防護服以及3萬隻口罩，空運往德國柏林舍爾菲爾德機場。
4月21日，中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親自開車駛往海德堡，將寶貴的抗疫物資交給了托馬斯。
讓人欣慰的是，後來托馬斯和他的家人都身體健康，恢復了正常的工作生活。
托馬斯·拉貝（左一）與海德堡市政府代表（左二）接受中國捐贈的防疫物資
曾經有一個日本軍官問過拉貝：“你為什麼選擇幫助中國人？”拉貝說：“朋友需要時，不要讓他們失望。”這句話，也同樣適合中國人民，朋友有難時，我們又如何會讓他們失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