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和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都喜歡製造冤獄。但他們的側重點不一樣，康熙、乾隆喜歡弄文字獄，借關礙文字殺人，有模有樣。朱元璋雖然也製造一些文字獄，但水平多半不高，無非是有幾個酸儒拍馬屁，用的詞碰到了朱元璋的忌諱——曾經做過和尚、造反起家等等，於是把他們拿來砍頭。不像清朝的文字獄，多數都著眼於思想統一，肅清異端，刀刀見血，被抓出來的文人，多多少少都有那麼點“不規矩”。
朱元璋的冤獄，多半藉機殺人，同時也順便斂財。屢興大獄，罪名都是謀反，當然，是莫須有的謀反，每個被殺的人，比竇娥還冤。竇娥的冤獄，畢竟還有人死了，人家把兇手栽贓栽在她頭上。而朱元璋的冤獄，連苦主都沒有一個，但是卻有“兇手”成千上萬地被殺掉，殺了之後，還要編《昭示奸黨錄》《逆臣錄》，把他們的口供記錄在案，“鐵證如山”，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著名的“胡藍之獄”，無論是宿將藍玉還是宰相胡惟庸，罪名都是謀反。謀反的依據，就是有人指證。只要有人指證著名的“胡藍之獄”，無論是宿將藍玉還是宰相胡惟庸，罪名都是謀反。
謀反的依據，就是有人指證。只要有人指證了，不需要任何的其他證據，謀反罪也就成立了。至於證人是刑訊逼供逼出來的，還是刻意安排出來的，都無關緊要。胡惟庸是宰相，牽扯到的人多，為了讓案子更加聳動，在謀反之外，又給他加上一個通敵的罪名。
明初的外患，主要是元朝的殘餘勢力，所以，胡惟庸就是通元，跟蒙古人有勾結。當然，不需要從蒙古人那裡找什麼證據，有人指證，也就足夠了。找出的證人，是一個從沒到過北邊的江蘇人封績，讓他指證胡惟庸跟蒙古人有勾搭。
後來發現過於露骨，穿幫跡象明顯，就把這個封績改成了河南人，挪了地方，搬了家，然後說他是元朝遺臣。既然是遺臣，按道理只能指證過去的事，而過去，連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元朝的民，通敵又從何說起？這都沒法深究了，反正，所謂的通敵也好，謀反也罷，本質上都是該死罪，先被皇帝視為該死，然後就有了罪。
辦案人員，無非是透過刑訊，完成聖上的旨意而已。同一個證人，扳倒了胡惟庸，又扳出另外一個重臣李善長，使用效率可是真高。
藍玉案，株連被殺一萬五千多人，胡惟庸案，株連被殺三萬多人，都是有頭有臉的文武官員。如果加上涉案人員的家屬，兩個案子，牽連幾十萬人。兩案完了，朝野為之一空。這樣的株連，定罪方式就是透過刑訊，讓人招同黨。只要被供出來，馬上入獄，再刑訊，再招出新人來。沒有其他證據，也不需要有其他證據，只要有人供出來，你就算完了。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人不是鋼鐵，酷刑之下，沒有幾個人能挺得住，熬不住刑，只能亂招。招與不招，反正都得死。現在看當時編的《逆臣錄》，上面的口供，無不荒唐至極。一個個好好的文武官員，都是在吃飯喝酒之時，公然商議如何造反推翻皇帝。這樣招下去，別說幾萬人，就是幾十萬，幾百萬都沒問題。
胡藍之獄，如果不是朝廷快沒有人辦事了，依照朱元璋的脾氣，還是會蔓延下去的。一個底層流氓出身的皇帝，驟登大位，猜忌心膨脹，近乎瘋狂。開始不過是殺掉一些功高震主的功臣，連他自己也未必相信所謂的“謀反”是真的，但案子蔓延，胡亂攀指的人越來越多，辦案的人為了討皇帝的好，故事編得越來越像，最後連他也有點信以為真了。
抓的人越多，殺人越眾，肅清謀反的勝利也就越大。其實呢，無非是在毀自家王朝的基石。
當然，這樣廣泛的株連，也不是一點“成績”也沒有。如此大規模地抄家籍沒，抄家的物件都是官員，錢財上的收穫肯定不小。而且，朱元璋刻意擴大株連物件，有意將“戰火”引向有錢人，凡是鹽商和富戶，一不留神，就成了胡藍黨人。
有的人，連錢帶命都要，有的人，命可以保，但錢要交出來。牽連多的地方，即使非官非商，一般中等之家，大抵破產。可以說，朱元璋大興冤獄，就是一場殺富濟國運動，運動過後，別的不說，他自己是肥了。
但是，肥了一點的朝廷，人才卻沒有了，因而朝廷的實力也因此而大減。抄來的錢財，總有花完的時候，再想來錢，政府沒有了能辦事的人，社會少了中堅力量，就比較麻煩。
朱元璋死後，接任帝位的朱孫子建文帝面對的是一個空殼的朝廷，不僅沒有開國的興盛景象，反而毛病一大堆。一朝削藩引發了靖難之役，朝中硬是沒有人來抵抗造反的藩王。朱元璋原本是想給兒孫奠定一個穩固的江山，沒想到卻不旋踵就引起了動盪。他搬起的石頭，卻砸了自己嫡孫的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