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學者認為，王安石變法“惠民”僅是宣傳口號，真正的目的是“富國”，為宋神宗“盡復漢唐故土”的夢想融資，所以“與民爭利”是必然之舉。
他們認為，神宗時期，“國用足”毋庸置疑，甚至富得空前絕後，但必然是“民生受損”為代價的。
此說既完全違背經濟常識，又和基本事實嚴重不符。古今中外，煌煌千秋，哪裡有過民生水平下降，財政卻富得流油的案例？
骨子裡，還是司馬光“財不在官，即在民”的欺人之談。無端將財政與民生對立起來，在邏輯執行的起點，即植入病毒，偷換概念。
自古以來，民生苦，財政崩，絕無例外。反過來，國有餘，民間樂，尋常之事。
財政與民生，恰似魚水。唯有天下大治，方能財政富足。
神宗死後兩年，戶部尚書李常統計，庫封樁（國防專用基金）還剩1000萬貫，京師米鹽錢加各坊國庫積餘，還有5000-6000萬貫，另有“金銀谷帛”價值2500-3000萬貫。
畢仲遊也向司馬光彙報：錢粟積於州縣者，可支20年之用。
這還是神宗末年，連續發動對外戰爭後的剩餘。
司馬光將王安石比作桑弘羊，暗諷宋神宗欲效法漢武帝。可劉徹寶寶永遠入不敷出，啥時候打過這種富裕仗？ 桑弘羊先生做了一輩子補鍋匠，哪裡賺到過這樣的金山銀山。
反倒是漢代“文景之治”有過類似的描述。“太倉糧腐，京師錢爛”，或可與宋神宗時代比肩。
文景時代與神宗時代，一個無為，一個奮發，但都是讓利於民，財政富足的典型。
“智者之所以智，法不同而道歸一”。王荊公千古之論。
混淆視聽，指鹿為馬。司馬光貽誤天下，近一千年。
橫徵暴斂，從來都是效用遞減的，絕無可能像神宗時代一樣，越“斂”越多，“遞年增長”。
源大則饒，源小則匱。《貨殖列傳》，誠不我欺。
太史公在《史記》中為商人立傳，寫下《貨殖列傳》的千古雄文。道盡世道人心，講遍商品貴賤、國富國窮的原理。
司馬遷與王安石，二人相隔千年，卻堪稱知己。
司馬遷說，人皆生而好利。喜愛聲色之巧，口腹之慾，享受身心安逸的感覺，還都有點兒虛榮心。
所以，對於天下人，大道理要講，正能量要提，但真正讓他們奮發的，還是利潤帶來的真實幸福，以及隨後勃發的“對更美好生活的嚮往之心”。
司馬遷提到，國家成立專門基金，貴出賤入，保持物價“平準”在合理範圍。比如農業主糧，價高不要超過80文，以免傷害工商業，低不要跌破30文，以免“穀賤傷農”。
給農礦工商都留下合理的利潤，一旦有利可圖，預期穩定，則民心士氣，自然煥然一新。
接著，天下熙熙，為利而來。天下攘攘，為利而去。財貨週轉似流水，如車輪。錢貨易手之間，官府弱水三千飲一瓢，即能“國用可足，民財不匱”。
“以政府之力平準物價，保證供需兩利，促使天下財富流通。
以利為餌，誘萬民逐之。市場繁榮，國民興奮。
政府從中“抽分”，不加賦稅，而國家自然富強。”
所以，王安石變法介入商業，非但沒有阻礙商品經濟的發展，反而保證了商業迴圈的健康，促進了市場繁榮。否則，農事不利，礦產不出，商旅不行，政府到哪裡去“抽分”？
舉個例子，宋代富足，糧食有餘，於是酒業興旺。每年光京城釀酒，所耗糯米就達30萬石，約1.8萬噸。
熙寧八年，糯米價格上漲，酒樓成本增加，宋神宗立即下詔，市易司的“微業貸”降息一半，減輕酒業負擔。
次年二月，派員赴糯米產地，“預給錢，至秋成折納”，用預付款的方式降低上游成本，從而平抑京城糯米價格。
酒樓、農戶、商人三者都有利，變法中的“市場交易管理司”，才能源源不斷從中收取牙錢（中介費）、利息（微業貸）和價差（點差）。
“貴出如糞土，賤入如珠玉。”這既是商人斂財之術，也是富國強兵之道。
對於特權官戶和大商人來說，人為製造過剩和不足，擾動物價暴漲暴跌，有人虧損低價出，有人應急高價買，市場失衡，價格失靈，才符合利潤最大化的原則。
官民兩虧，從中漁利，方是歲月靜好，與世無爭。
但對於政府來說，價格平準，供需兩利，商品流通，市場繁榮，才是長治久安之道。
因此，民利非但不是王安石的“理財”目標，反而是變法成敗的活水源頭。
正如《喬家大院》裡的名言：“民無利，則國無稅。國無稅，則兵不強。兵不強，則天下危。”
小民有利，才談得上義利之辨。在“聲色犬馬”之外找到更多的需求，這便是“倉稟實而有禮節，衣食足而有榮辱，禮生於有廢於無”。
百姓“養生喪死無所憾”，剛需之外，民間尚有餘力，才有能量改進工藝，主動創新，燃起對“星辰大海”的無限好奇之心。
民有利，國有稅，則國家不怒自威。
這才是王安石變法的核心要義，也是基本事實。後世英國、日本之崛起，無不如此。
或許，千年以前的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升級為現代國家的最關鍵補丁，可惜被當成病毒錯殺了。
不過，僅僅一個“市場交易法”，就斷了多少人敲詐勒索之門，囤積居奇之道。多少皇親貴戚，不僅無法“以官需之名，影占行商，強徵物力”，反而要繳納“免行錢”等商業稅，作為國家採買招標等費用。無論“免役錢”還是“免行錢”，都以資產多寡累進，所以，兩宮泣然，輿論洶洶，就不難理解了。
千秋興亡事，賬冊一卷中。君子小人心，一卷賬冊裡。算筆賬，什麼千年疑案，一目瞭然。
神宗早逝，或許不但關乎一次變法的成敗，而且影響了整個中華文明的走向。若神宗能得甲子之壽，西夏必亡，西北穩，東南物力如滾雪球，國力與文明，將迎來天蠶再變之機。
以上推論，在商業、經濟和社會結構上都有端倪，容後另文再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