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8日清晨，國民黨第49軍軍長鄭庭笈，在遼瀋戰役中被活捉。這一年，他43歲。

晚年，鄭庭笈曾撰文回憶他這一天的心情，他稱：

此時，我完全陷於絕望的陰雨悽風裡。打敗仗是軍人的恥辱，而這一恥辱的最大內涵是：我半生的戎馬生涯以失敗告終了！將來會怎麼樣，我不知道……

是的，這位曾經無限風光的國軍中將此時是絕望的。

以至當我軍幹部一片好心地讓他換下單薄的國軍軍服，穿上暖和的棉大衣時，鄭庭笈想都沒想就拒絕了，他說：“只待一死，冷又何妨！”

在當時的鄭庭笈看來：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就穿著國軍軍服吧，也算是為他們那所謂的“黨國”盡忠到底了！

十幾天後，鄭庭笈跟其他戰俘一起，被送到了哈爾濱，進入了東北解放軍官團。這裡，關押著很多早前被俘的國民黨高階軍官。

與鄭庭笈早前想象得不太一樣，這裡不像監獄，雖有圍牆但院子裡空地很大。他走進大門時，看見戰俘們有的在院子裡散步，有的在閒聊。

見到昔日的同仁，鄭庭笈不知道該說什麼。也就只有到這時，這些當年曾為了在老蔣面前邀功而互相算計的將領們，才不會一見面就吵。就這樣，心情複雜的鄭庭笈開始了他的戰俘生涯。

對待這些國軍軍官們，我軍的政策很明確：希望他們能透過寫信及對外廣播等方式，勸前線的國民黨投誠，不要再做無謂的抵抗。

他們如果願意配合，我軍歡迎；他們若是不願意，我軍也絕對不逼迫。

鄭庭笈進去的第3天，團裡的何政委就找他談話了，問他：你是否願意給你那位在94軍當軍長的族兄鄭挺鋒寫封信，勸他別再抵抗？

鄭庭笈沒有馬上答應，也沒有馬上拒絕，他陷入了掙扎和猶豫中。

就在一個多月前，他還和鄭挺鋒一起吃過飯、喝過酒，如今自己已成了戰俘。鄭庭笈知道：就算自己不勸鄭挺鋒投降，他也離戰敗也不遠了。畢竟，解放軍有多厲害，他自己已經見識到了。

思考了許久後，鄭庭笈還是決定動筆寫信。

可能有朋友讀到這兒會覺得很奇怪，這鄭庭笈不是塊難啃的“硬骨頭”嗎？剛被抓時，他不是連國軍軍服都不肯脫嗎？

本期，筆者要跟大家說的，就是發生在一代名將鄭庭笈身上的這些事：他為何會突然有所轉變，不但勸兄弟別抵抗，還透過廣播告訴妻子“別去臺灣”？妻子是否聽了他的話？此後，他們全家的命運如何？

一：他為何會轉變？

如果說鄭庭笈的轉變是因為膽小，顯然是說不通的。

畢竟，鄭庭笈在抗日戰場上有多不怕死，日本人清楚，他的老上級戴安瀾將軍也清楚得很。而這，也是他被俘虜後，我軍會處處善待他的根本原因。關於這一點，只需要用3件戰事來說明：

第一戰，1937年10月，忻口喋血之戰。

當時，鄭庭笈還只是個少校營長，面對來勢洶洶的日本人，他一步不退，最後身中數彈，命懸一線。撿回一條命後，鄭庭笈給自己取了個名字叫：重生。這一年，他32歲。

第二戰，1939年，血戰崑崙關。

當時，日本人出動了所謂的“鋼”軍，鄭庭笈帶傷不下一線，率部擊斃日軍名將中村正雄，震驚日本朝野，鄭庭笈一戰揚名。這一年，他34歲。

第三戰，1942年遠征緬甸。

當時，戴安瀾曾在沙場上立下遺言：

如果師長戰死，以副師長代之，副師長戰死，參謀長代之，團長戰死，營長代之……以此類推，各級皆然。

5月中旬，戴安瀾身受重傷。副師長鄭庭笈一面率部突圍，一面照顧戴安瀾。戴安瀾臨終前，把鄭庭笈叫到身邊，要求他：一定要把兄弟們帶回國。此後，臨危受命的鄭庭笈終於在血戰數日後，衝破日軍最後一道防線，帶著戴安瀾的棺槨回國。這一年，鄭庭笈37歲。

就憑這3戰，誰能說鄭庭笈是貪生怕死之輩？

事實上，真正讓鄭庭笈發生轉變的，無非兩個原因：

其一，解放軍以絕對的誠意，來對待這些抗過日的國軍戰俘。

剛被俘時，鄭庭笈以為自己必死無疑，畢竟當初他們“圍剿”我軍將士時的政策是：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個。

但鄭庭笈被俘後，不管是吃的、住的，我軍都從不虧待他。對比之下，鄭庭笈當然明白兩軍的區別在哪。

其二，被俘後的鄭庭笈想清楚了一件事：為什麼明明兵力和武器都佔優的國軍，會輸得這麼慘？

到了解放區後，鄭庭笈眼見著老百姓是如何熱情對待解放軍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蔣介石號稱有800萬兵力根本沒用，共產黨麾下是億萬普通老百姓，這樣的仗怎麼可能會贏？鄭庭笈是黃埔軍校5期的高材生，這個道理他不會不明白。

搞清楚了這一點，鄭庭笈徹底服氣了。20多年戎馬，他恨自己現在才看清這一點。於是，在給兄長的勸降信裡，他這樣寫道：

弟現在確已大徹大悟，吾哥勿謂弟自喪立場，替共產黨說話。實則這些話，過去不是我不想說，不敢說，而是我不懂得說，現在我懂了，因此 也就敢想和敢說了……

信寫完後，鄭庭笈坦然了。11月16日，我軍工作人員帶著鄭庭笈前往哈爾濱的廣播站，念出了全文。

第二天，這件事就上了《東北日報》的頭版。雖然最後其兄鄭挺鋒並沒聽他的，但這件事在當時起到的積極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極大地瓦解了敵軍軍心。

二：告訴妻兒“別去臺灣”

就在鄭庭笈的廣播引起全國關注時，在距離哈爾濱近4000公里外的海口，有一位名叫馮莉娟的婦人也在欣喜不已。

她，是鄭庭笈的妻子。

10月份，鄭庭笈在東北被俘後，機智的馮莉娟便帶著5個孩子和年邁的婆婆，在海口低調地生活下來。此後，她一直在打聽丈夫到底是生是死。

聽到丈夫的廣播時，馮莉娟已經拿到了前往中國臺灣的船票。這些船票都是她託親朋好友好不容易弄來的，對當時的國軍親屬來說非常“寶貴”。

正當馮莉娟猶豫不決時，她又聽到了鄭庭笈在哈爾濱向全國發出的第二次廣播。原來，鄭庭笈在發表完第一次廣播後，我軍領導特意批准他可以透過這種形式，和家人取得聯絡。

在廣播裡，鄭庭笈讓妻子一定要保重，並告訴她：不要去臺灣。同時，我軍領導還叮囑他向妻子承諾：他將來一定能再與家人團聚。

聽到這則廣播，馮莉娟毫不猶豫地放棄了去中國臺灣的想法，帶著孩子們留在大陸，等待團聚的一天。

在沒有見到丈夫的情況下，馮莉娟能做出如此明智的選擇，是令人欽佩的。事實上，馮莉娟在國軍將領的太太們裡，一直是很有勇氣及膽識的一位。

1941年，剛滿17歲的馮莉娟在老家，遇到了時任營長的鄭庭笈。當時鄭庭笈已經36歲了，他喜歡她的大氣，而她則喜歡他的勇猛善戰，兩人很快便在一起了。

婚後，兩人一向相敬如賓，十分恩愛。1942年，鄭庭笈遠征緬甸，馮莉娟在老家苦苦等待。4月份，她收到了一份政府發來的“陣亡通知書”。

當時，所有人都以為鄭庭笈死在了異國他鄉，只有馮莉娟不信。她對旁人說：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一日找不到他的遺骸，我堅決不去領撫卹金。

為了找到丈夫，這個看似柔弱的女子從南京出發，一路輾轉，千里尋夫。等她都快到邊境線時，才見到丈夫的部隊。她衝到指揮車前問警衛：“鄭庭笈在哪兒？”警衛驚訝得很，趕緊告訴她：在師部。

當一向不苟言笑的鄭庭笈，在師部看見風塵僕僕的妻子時，久未展顏的他露出了笑容。聽妻子訴說一路的艱辛，鄭庭笈感慨萬千。

得妻如此，是鄭庭笈之幸。經此事後，鄭庭笈對妻子更加疼愛。到他被俘時，夫妻倆共育有3女2子。

三：等待中的酸甜苦辣

等待是一件煎熬的事。

從1948年被俘，到1959年作為第一批特赦人員獲得自由，鄭庭笈經歷了11年的改造歲月，馮莉娟和孩子們也苦苦等了11年。

在這11年裡，鄭庭笈自認過得很有意義。平時，他積極參加勞動。有空時，他便跟老戰友說說以前做過的錯事。因為表現良好，1953年夏天，工作人員還特意允許馮莉娟帶著孩子來看他。

馮莉娟高興極了，帶著兒子又是坐輪船、又是坐火車，從海口趕到北京，只為見丈夫一面。

那天，在會客廳裡，鄭庭笈看著眼睛紅紅的妻子，心疼不已。他知道妻子肯定是哭過了，便趕緊安慰：“你受苦了！”幾乎是同一時間，馮莉娟也說出了同樣的話：“你受苦了”！

一句話，把兩人都說哭了。站在一旁的兒子很懂事，叫了聲“爸爸！”鄭庭笈趕緊抱起孩子，親了又親。馮莉娟見了，破涕為笑地對丈夫說：也不刮刮鬍子！看把孩子扎的。

這次見面後，夫妻倆對未來都更有信心了。馮莉娟索性把家搬到了北京，投靠了在北京當工程師的孩子他叔一家。

一開始，馮莉娟還以為在北京的生活會過得很艱難，沒想到卻遇到了兩位丈夫的老友。一位名叫黃翔，另一位是鄭洞國，這二位都是投誠了的國軍將領。新中國成立後，他們都受到了重用。

有了他們二位的照顧，鄭家在北京有了自己的住處，孩子們都在北京上了學。鄭庭笈原以為，只要再等幾年一家就能團聚了，但讓他沒想到的是：妻子卻在1958年提出了離婚。

至於離婚的原因，鄭庭笈很清楚：老百姓對反動派恨之入骨，馮莉娟出去找工作，人家聽說她是戰俘的妻子都不願意用她。

在這種情況下，馮莉娟雖然一百個不願意，也只能出此下策。畢竟還有好幾個孩子需要養活，年邁的婆婆身體也越來越不好，她總不能事事都靠別人照顧，她得自己謀生。

鄭庭笈本就心生內疚，二話不說便同意了離婚。

1959年12月，鄭庭笈終於迎來了特赦。晚年的他，仍對特赦大會那天的情形歷歷在目：

他和其他戰犯們一起，坐在臺下等待著最終的人員名單。由於太緊張，鄭庭笈一開始還沒注意到長女鄭心楠那天也來了，就站在禮堂的另一側。鄭心楠是接到通知，作為特赦人員家屬代表前來的。

法官開始念名字了，第一個唸的是杜聿明，接著是王耀武，鄭庭笈聽得很清楚：一共有10個人，裡面有自己的名字。

此後，鄭庭笈便只顧著抹眼淚了。等到女兒上臺說話時，他才恍過神來，確信這一切都是真的。

四：周總理助他一家團圓

被特赦後，鄭庭笈和兒女們，以及在北京工作的弟弟一家都見了面，生活也安頓了下來。

一天，一位工作人員很神秘地通知他：明天有首長接見，請不要出去，到時有車來接。

對方沒說要見什麼人，也沒說去哪裡，當天晚上鄭庭笈一晚上都沒睡踏實。第二天下午，果然來了一輛黑色轎車到家裡來接他。車子緩緩開進西花廳，鄭庭笈才知道是周總理要見他們這些第一批被特赦的人員。

作為黃埔第5批學員，鄭庭笈當然知道周總理，只是一直沒機會和他近距離接觸。後來在功德林，他又沒少聽黃埔一期的杜聿明等人說起周總理，更是心生敬佩。

當日，周總理和大家一一握手，並親切交談。走到鄭庭笈身邊時，總理問他家裡人是否一切都安好。鄭庭笈沒想到總理會問這個，他回答：已經離婚了。

誰知，總理繼續追問離婚原因，鄭庭笈如實相告。總理一下子就明白，這對夫妻其實仍有情，便轉身對大夥兒說：“你們要動員他們復婚吶!”一句話，說得鄭庭笈感動不已。

總理發了話，大家自然都樂於當他們夫妻倆的“紅娘”。

馮莉娟和鄭庭笈離婚，本就是無奈之舉。在旁人看來，既然現在丈夫已經出來了，總理還特意安排他進了文史館工作，她現在應該早日回到丈夫身邊。但馮莉娟卻始終過不了自己心裡那一關：她覺得自己當時提出離婚，是很對不起丈夫的。

看著二人這麼彆扭，身邊人都替他們著急。後來，政協的領導索性把在外當工人的馮莉娟，招到單位當了個打字員。

正好鄭庭笈在文史館工作，平時經常需要送材料去給打字員，這樣一來兩人便經常有機會見面了。

有一回，鄭庭笈去送材料，馮莉娟坐下來趕緊打字。為了找話題，鄭庭笈便對她說：“領導說這些材料不急，叫你慢慢打！”馮莉娟聽他這樣一說，就想不通了，她問：別人的材料都是急著要，怎麼你送來的領導都說不急呢？

這話說出口，兩人其實都心照不宣了：這是領導們都在撮合他們。於是，鄭庭笈趕緊把心裡話都說了出來，稱：他們都希望咱們重新在一起……

鄭庭笈說的“他們”，不止是身邊的同事們，還包括他們那幾個懂事的孩子們。就這樣，1961年春天，鄭庭笈和馮莉娟正式復婚了。

辦喜事前，夫妻倆沒忘記自己的大恩人：周總理。他們特意託人帶了封信給周總理，讓他放心。當天，杜聿明、王耀武等人，都前來道賀。

鄭庭笈一家在烽火歲月裡分離，但正如他1948年在廣播裡告訴妻子的那樣：他們一家最終團聚了。

不久，政府給他們家在燈市口分了房子。年過半百的鄭庭笈，此後邊在文史館工作，邊陪伴著家人。

與此同時，鄭家孩子中也不乏人才，比如其長子鄭心校就在1988年被任命為北京友誼醫院院長。

雖然孩子們曾一度與父親有隔閡，不太願意正視他的過去，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也慢慢理解了他。提及父親的晚年，長子鄭心校在2013年當著記者的面說過這樣一句話：

那時候，父親學著用瓷缽子蒸飯，一人一份兒；還會生蜂窩爐子……

而提到母親，鄭心校則說：在我心裡，母親是一位非常堅強和樂觀的女性。

鄭庭笈將軍半生戎馬，雖曾走錯過路，但抗日有功，最終回到了人民當中。他能在關鍵時候，做出明智的選擇，勸妻子“別去臺灣”；而其賢妻能聽丈夫的良言，選擇留在祖國大陸。這兩個選擇，再加上週總理等人的助力，是他們全家能最終團聚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1996年6月9日，鄭庭笈在北京病逝，沒有留下遺憾。